漫漫長路:日本的性別差距與女性解放

  

  作者:陳言(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3月8日是中國女性的節日,而在日本,3月3日是傳統的女兒節。從紫式部在《源氏物語》中描述的眾多女子到如今,日本女性為爭取獨立走過一個漫長曲折的道路。但即使今天,20世紀的日本女作家、演員有吉佐合子仍說:「歷史是Hisstory」,她將英文「歷史」這個詞拆解開,認為歷史書寫的是男人的故事,而不是herstory(她的歷史)。歷史上雖然有女天皇如持統天皇(690年-697年在位)等短暫活躍的時期,江戶時代也曾有將軍夫人決定過幕府將軍人選的例子,那也只是千年歷史上的幾道微光。2021年公布的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在156個國家和地區中,日本女性排名第120位,在世界發達國家中仍然墊底。

漫漫長路:日本的性別差距與女性解放 愛情運勢 第1張

  大正時代的新女性資料圖片

  1.不斷逃離的百年

  一千年前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時代,一夫多妻制是深植於人們頭腦中的觀念,在受到夫權壓迫的情況下,女性唯有順從、忍耐和哀嘆。《源氏物語》中的葵姬是政治聯姻的受害者,嫁給源氏後長期受到冷落,鬱鬱而終。源氏愛上了父親的妃子藤壺,這段不倫之戀讓藤壺飽受內心的責備而出家。富麗堂皇的後宮,結局是無一女子逃離厄運。

  一夫一妻制在近代被發明出來之後,積極向西方靠攏的日本明治政府在1870年出臺的刑法法典《新律綱領》中仍然繼承了江戶時代的一夫多妻制度,規定妻妾屬同等的二親等(五親等的等級中,屬於隔代直系親屬或同代非直系親屬),擁有妾室的數量仍是男性誇耀地位財產的一項資本。位高權重的日本男性駕著馬車帶著成群的妻妾在鬧市兜風炫耀的場面,讓最先接觸西方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坐立難安。他在《勸學》第八篇中訓斥了一夫多妻制。日本近代教育先驅、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禮,在《明六雜誌》上連載四回《妻妾論》,抨擊日本夫妻關係中丈夫是主人、妻子是奴隸的現狀,指責「妻妾同居有違人倫大道,不合人性」,並且親自擬定《婚期律案》試行法,聲明禁止重婚,女子可以主動提出離婚。

  不過即便是福澤諭吉,他也只是主張女性在家庭內擁有未曾有過的權利,從女性史的角度看,在福澤的「天賦人權」論中女性並不具有社會權利。福澤在《日本婦人論》一文中,申明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賢妻良母」,他並不鼓勵女性走出家庭,爭取社會經濟權利的平等。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森有禮,作為日本實施契約結婚第一人,他既認可夫妻雙方的義務,也承認夫妻共享財產權。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卻強迫夫人像自己一樣吃西餐,連吃一頓茶泡飯的機會也不給夫人。難怪他的第一任夫人阿常為逃離他的控制而與別人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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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佐光吉所作《紫式部肖像》立軸資料圖片

  到了1882年,為了向歐美證明自己已經步入文明國家的行列,日本政府才艱難決定從法律上廢除男子納妾以及妻妾同居的法令。

  帶著「覺醒」的喜悅,日本女性開始不安於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所附帶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想參加到將女性排除在外的社會勞力之中。比如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國木田獨步的第一任夫人佐佐城信子,她不顧家人的反對,以私奔的方式與國木田獨步結了婚,但在婚後不到5個月便離家出走。她的夢想是要當一名記者,卻遭到丈夫千方百計的阻撓,而丈夫也沒有賺錢的能力,貧困、爭吵讓家庭生活陷入一團糟。

  接下來,出走的女性就面臨著一個普遍性的難題:「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在一百年前揭示中國女性的道路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被譽為「明治紫式部」的樋口一葉,在小說《十三夜》裡塑造的女主角阿關,因受到丈夫的刁難憤而出走,卻又無奈返回,繼續過著逆來順受的生活。而現實中的樋口一葉則走得義無反顧。她出走東京後,開雜貨店糊口,貧病交加,24歲患肺病離世。她留下的卓越作品使她成為現代女性文學的先驅,並且成為日本紙幣上的第一位女性人物。

  1870年,日本鹽倉使節團赴歐考察,發現那裡的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樣受教育,政府下決心,派遣五名少女作為第一批女留學生赴美留學。次年,文部省決定創設女子學校。而到了1873年,日本立法府宣布妻子具有離婚的權利。

  1887年的《女學雜誌》針對婚姻問題進行過多番討論,其中一篇文章說:「離婚也已經是見怪不怪的風俗,誠可嘆也!」不過,離婚事件集中發生在東北等貧困地區,當獲得合法勞力力和繁衍子嗣的意圖無法滿足時,男子就提出離婚。女性由父母嫁出去,過著夫權制的生活,在離婚現場,必須由父兄出面,再被重新帶回娘家,過著父權制下的生活。由此可見,在不發達地區,女性地位並未因此而獲得更多的改善。但在大都市,則出現了東京女子師范學校、跡見女學校等更多的女子學校。

  有趣的是,上述被妻子拋棄的國木田獨步反而一手創辦了《婦人畫報》。在發刊詞裡,國木田獨步說:「自征俄以來,我國婦人之活動殊為活躍,女子教育實為盛況空前……此刊乃借時勢而發。」當時雖說「離婚是女人的恥辱」的觀念依然很強,但《婦人畫報》卻常常刊載「勿以世俗退卻」的投稿。

  明治末期,隨著日本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日本女性終於有了集體就業的可能。比如電影《啊,野麥嶺》所反映的20世紀初日本的社會光景。1903年,繅絲廠的工頭到山裡去招女工,說進了工廠可以兩天吃到一頓大米飯,業績好時可以被獎賞一個豆包,一年能夠掙100日元。一百多名窮鄉僻壤裡的年輕女孩翻過野麥嶺,到長野縣岡谷的繅絲工廠打工。結果到了那裡,這群花季女孩被超負荷的勞力壓榨,每天有十分鐘時間吃一頓工作餐就能滿足,同時被男性隨意踐踏,最終積勞成疾。逃離了男權桎梏的女性卻未能逃脫資本家的牢籠。

  2.「新女性」與「家庭主婦」

  1910年,作家、評論家坪內逍遙作了一場題為「新女性」的講演。1911年,女作家平塚雷鳥創辦雜誌《青鞜》,她以「元始,女性是太陽」作為女性宣言。1913年1月,平塚雷鳥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題為《我是新女性》的文章,「新女性」逐漸成為流行語。《青鞜》作為新女性的陣地,不斷發表討論新女性的文章。他們積極爭取社會權益,同時破壞舊道德,為女性爭取家庭內的權利,倡導自由戀愛。

  女作家與謝野晶子,在「新女性」的概念出現之前,已經憑著書寫短歌活出新女性的風采了。她的短歌讓日本男子大為驚嘆,第一次知道原來女性也是有情愛訴求的。而比她的創作更令人矚目的,是她對個人幸福的不懈追求,在與詩人與謝鐵幹結婚後,她憑著豐厚的稿費撫養了12個孩子,讓丈夫也吃起了「軟飯」。與謝野晶子曾經寫有《貞操論》一文,反對把貞操問題道德化,提倡新道德,提倡自由戀愛結婚。後來周作人把它譯成中文,刊載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在五四運動時期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的婦女解放。

  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浪潮的席卷,許多人,比如那些農業家庭中不能繼承家業的次子、三子等(日本是長子繼承制)脫離了土地進入城鎮,他們作為商品化的勞力力,以報酬所得維持自己的小家庭。這種「新中間層」不斷擴大,結婚率大幅度提升。與此同時,傳統家族模式逐漸瓦解,走向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這種婚姻模式附帶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女性成了「家庭主婦」,妻子外出工作的人口比例不斷降低。據統計,以東京為例,明治時代,東京貧困階層的妻子工作率高達72%,而到大正最後一年(1926年),妻子工作率已降至9%。「家庭主婦」的角色起初也很受女性歡迎,因為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性別隔離模式標誌著她們成了家庭的女主人,這樣就能夠擺脫男性的權力控制。在「新女性」的概念逐漸普及的情況下,反而是那些職業女性,比如電話接線員、護士、乘務員、店員等會被眾人看不起。一旦結婚,就回歸家庭,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當今的日本社會。1980年,紅遍各地、人氣到達巔峰的日本女演員山口百惠急流勇退,徹底回歸家庭。近的如上戶彩、木村佳乃、工藤靜香等,甚至嫁到日本的林志玲,婚後也處於完全冬眠的狀態。她們雖然也有各自的不易,但大體可以憑借優渥的收入過上向往中的平凡生活。然而對於普通女性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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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澤諭吉資料圖片

  久而久之,這種回歸家庭的模式讓女性發現,她們在家庭中的勞作無論多麼辛苦,卻並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面對這種狀況,當代日本著名的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她的《父權制與女性主義》一書中認為,現代家庭是現代工業社會歧視女性的根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在這個場所實現了合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就主張,女性解放,以全體女性回歸公共產業領域為首要前提條件。

  日本在1985年制定了《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女性仍然受到歧視。日本的勞力力市場上,職員類型大體分為綜合類職員和一般類職員兩類。所謂一般類職員就是輔助類職員,比如秘書、護士、看護、打字員、接線員等,這些職位就是為女性量身定做的。據統計,2009年,綜合類男女比例為9∶1,十多年後艱難達到8∶2;一般職位的薪水不到綜合類薪水的80%。男女同工不同酬之外,女性工作到結婚為止這個觀念是日本的社會共識。留在勞力力市場的女性大概有三類:未到結婚年齡的年輕女性;選擇不婚的女性;守寡或離異的女性。因此成年女性始終面臨的問題是:要家庭還是要工作?如果兩個都想要,那麼如何很好地安排生命的各個周期?重新進入職場如何面對低廉的薪酬?因此上野千鶴子2019年在東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向在座的女生潑了一盆冷水:這是一個無論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報的社會。由此,很多人注意到了日本社會上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女性貧困。

  3.女性貧困與「豐年離婚」

  21世紀日本女性生存實態呈現出兩個極端:要麼牢牢抓住高薪崗位直到身心俱疲,要麼與貧困相伴終老。女性貧困的話題在日本井噴式出現,近年來僅翻譯成中文的,就有鈴木大介的《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2016)、NHK特別節目錄制組編輯的《女性貧困》(2017)、中村淳彥的《東京貧困女子》(2021)、飯島裕子的《日本女性貧困》(2021),等等。據NHK統計,2012年,在20歲到64歲即所謂「勞力人口」中,獨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32.1%。

  在中村淳彥的調查中,貧困的女性大多轉向看護行業以求改變命運。然而,即便是存在巨大需求的社會福利事業,80%的工作人員都是非正式員工,勞力強度大、時間長,且薪水低。然而日本政府並沒有拿出解決女性貧困問題的具體措施。

  被譽為國民女作家的向田邦子在她的小說《隔壁的女人》中說:「‘自由和獨立’,女人都喜歡這些詞吧。因為不曾擁有。一旦結婚女人就兩者都失去了。」從向田邦子的作品中,能看到她的內心對「穩定幸福」家庭的向往,但在書中她溫柔地發泄著對男性的不滿。

  2005年,日本上映了一部電影,名字叫《豐年離婚》,它表現的是日本女性的真實境況和訴求。回歸家庭的女主人幾十年如一日地對丈夫溫柔、體貼,一心一意照料家庭和孩子,但丈夫往往對妻子的付出心安理得,下班後常要喝酒社交,夫妻二人交流極少,感情基礎逐漸動搖。於是,不滿足於情感的缺失和丈夫的缺席,在可以分得丈夫一半養老金的法律保障下,許多日本女性在孩子成人、丈夫退休之際提出離婚,這便是「豐年離婚」。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生活的丈夫,往往在離婚後健康每況愈下,最終成為男尊女卑觀念的犧牲品。部分日本男性也痛定思痛,發起「愛妻協會」,以挽救得來不易的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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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年離婚》海報照片資料圖片

  4.尋求平等之路

  日本的傳統文化中,女性嫁得好被視為成功,不結婚則是失敗的。為了扭轉這種偏見,日本女性仍在不懈努力。

  2003年,女作家酒井順子帶著自嘲的口吻,將滿足「30歲以上、未婚、無子女」這三個條件的女性稱為「敗犬」,出版了她的隨筆集《敗犬的遠吠》,結果引發熱議。「敗犬」一詞甚至入選了2004年日本流行語。哪怕沒有找到解放的門路,「敗犬」卻執著地揭示著自己的生存困境、意義和她們的吶喊,書寫本身就是意義。

  日本自由記者伊藤詩織以一己之力,曾兩次將自己被強姦的事件訴諸法律,兩次被駁回。她的艱難勝訴最終促使日本在2019年修正了強姦罪的量刑標準。她的勝訴還有一個意義,就是把「metoo運動」上升到了「wetoo」的高度,鼓勵更多的女性站出來反抗對女性的傷害。

  汲取20世紀60年代的女性解放運動經驗,日本成立了「自覺團體」,針對女性面對的每一個問題發起運動,成立女性咨詢中心。上野千鶴子本人擔任理事長的非營利組織女性行動網路則致力於實現男女平等的社會。她所倡導的女性主義,不是女性要像男人那樣去行動,不是弱者要變成強者,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

  如果女性勞力力化,對於如何解決育兒問題,上野千鶴子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與《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提出了兩種解決方式,其一是公共化,就是學習北歐福利發達國家模式;其二是市場化,就是雇用專職保姆或家政人員。

  總之,女性結合自身的命運,再去將它與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就更能觸摸到他人和時代的疼痛。進而言之,日本女性意識到,男權制是敵人,但男性不是。成為男權制受害者的會是所有人。所以,在爭取女性解放的路上,把男性作為同路人、戰友、同盟者,攜手最終實現「人」的平等,才是美好的願景。

  《光亮日報》( 2022年03月03日13版)

  來源: 光亮網-《光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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