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不是黨員,卻守望了建黨偉業

  她們不是黨員,卻守望了建黨偉業

  走進上海紅色地標,追憶葛健豪、高君曼、王會悟三位傑出女性

  建黨百年之際,由新華社、全國婦聯和芒果TV共同出品的100集紀錄片《黨的女兒》,全景式展現傑出女共產黨員的英雄群像,引發熱烈回饋。

  在這些優秀黨員代表之外,其實還有一些傑出的女性,雖然沒有入黨,卻也在黨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在建黨前後,有三位非凡的女性守望了建黨偉業,她們是:葛健豪、高君曼、王會悟。

  走進上海的一些紅色地標,是追憶這三位傑出女性的最佳切入點。

  楊樹浦黃浦碼頭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楊樹浦黃浦碼頭,汽笛長鳴,法國郵船公司的「盎特萊蓬」號緩緩離岸,人們揮手道別。

  這艘船上的幾個年輕人,後來都名垂青史:陳延年、陳喬年兄弟,蔡和森、蔡暢兄妹,向警予,熊雄,還有畫家林風眠,他們的身份是留法勤工儉學生。

  岸上送別的有曾國藩外孫聶雲臺、中國婦女運動先驅劉清揚、民國著名出版家汪孟鄒,皆是風雲人物。十來天前,毛澤東專程從武漢繞道上海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但因為他們啟程時間推遲,正忙著湖南驅張運動的毛澤東不能久待,即離上海去北京。電視劇《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到碼頭送別兩個兒子,三人相擁,依依惜別。不過,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陳獨秀研究專家徐光壽表示,這是藝術虛構,當時陳獨秀還在北京,等他回到上海時,已是翌年1月27日,此時,「盎特萊蓬」號剛剛抵達法國馬賽。徐光壽曾與《覺醒年代》編劇龍平平交流過此細節,龍平平表示:「大事不虛,小節不拘」,虛構碼頭送別,是為了與結尾處延年喬年的英勇犧牲相對照,以期產生更加強烈的藝術效果。事實證明,這個效果確實達到了。

  在這批年輕的留法學子中,有一個不再年輕的人:葛健豪,時年54歲。她是蔡和森、蔡暢的母親,半年後,向警予成為她的兒媳,三年後,李富春成為她的女婿。她因此被譽為培養了四位中央委員的「革命母親」。

  葛健豪原名葛蘭英,1865年8月17日生於湖南省雙峰縣荷葉桂林堂,她的父親葛葆吾湘軍出身,與曾國藩有姻親關係。這層關係,也讓她在1919年留法旅費匱乏時,找到時任上海工商界首領的聶雲臺,向裕豐紗廠借來600銀元,解了燃眉之急。

  從留存至今的照片來看,葛健豪與當年的老太太太並無太大區別,但她絕非凡人:從小性格倔強,頗有主見。1914年春,她已經48歲,帶著兒子、女兒和一個4歲的外孫女,一家三代進了省城長沙,報考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學校見她偌大年紀還帶著兒孫來讀書,不肯收。她怒了,讓兒子代寫一紙訴狀告到縣衙,並將名字「葛蘭英」更改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會的健將,‘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強」。縣官先驚後敬,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學校破格錄取。就這樣,她進了湖南女子教員養成所。一家三代人進省城求學,一時傳為佳話。

  長沙學成畢業後,葛健豪回鄉辦學,親任校長,雖受封建勢力打擊,始終無畏。1917年夏天,她為了支持兒子蔡和森在長沙的革命行動,又舉家來到省城。當時葛家已經破落,葛健豪帶子女在長沙日子過得頗為清苦,但豪爽大氣的性格,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就有毛澤東。他稱葛健豪為「蔡伯母」,常過來「蹭飯」,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就有這個場景。但葛健豪不只是做飯燒菜,她經常參加年輕人的討論,並發表意見。1918年4月14日,在中國當代歷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新民學會成立了,發起人是蔡和森、毛澤東、蕭子升等,成立地點就在葛健豪的家中——嶽麓山下河西劉家臺子。葛健豪傾家中所有做了一桌好菜,慶祝新民學會成立。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劉家臺子」始終是一個溫暖的地名。1919年4月,毛澤東的母親文氏患病,在長沙醫治期間,就寄住在葛健豪家裡,毛澤東在此親侍湯藥。葛健豪將文氏安排同自己住一間房子,精心照顧。

  葛健豪在法國,也始終溫暖著一眾年輕人的心。當時法國男女學生不同校,她和女兒蔡暢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讀蒙達尼女子公學,蔡和森入男子中學。她像小學生一樣苦讀法文,經過不懈努力,此前沒有任何外語基礎的葛健豪,居然能夠用法文對話和閱讀報刊了。葛健豪擅長刺繡,白天學習,晚上帶蔡暢、向警予一起刺繡,直至深夜。中國工藝精湛的繡品,深受法國婦女喜愛,這筆可觀的收入,除了生活開支外,還經常被葛健豪用於資助他人。

  葛健豪不僅是一個好媽媽,她積極參加留法學生的革命活動,曾發起組織了「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到裡昂大學請願。在向北洋軍閥政府駐法公使館的請願鬥爭中,她與蔡暢、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學生的最前列,沖進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迫使其作出了讓步。

  她是兒女們革命行動的堅定支持者。

  眾所周知,蔡和森是提出「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第一人。在法國期間,蔡和森、向警予一直與毛澤東書信不斷。《新民學會會員通訊集》收錄了蔡和森給遠在國內的毛澤東寫的兩封長信,以及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信。蔡和森在信中闡述了成立共產黨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12月及1921年1月,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信中,對蔡和森的主張,表示「我沒有一個字不讚成」。

  老漁陽裡2號

  就在葛健豪一家與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抵達法國的同時,陳獨秀與夫人高君曼也從北京回到了上海,入住老漁陽裡2號。

  高君曼,一個在歷史中湮沒已久,卻因為《覺醒年代》而漸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網友剪輯出劇中夫妻二人的對手戲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劇中,陳獨秀被罵「偽君子」時,高君曼對他說:「我雖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時時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為這三兩聲蚊子蒼蠅嗡嗡叫就哭哭啼啼、聞之落淚,那我就不是你當初要尋找的那個高君曼。」陳獨秀在京要去上海接胡適回國,高君曼硬是塞給他5個包裹,為的是給在上海的陳延年、陳喬年帶去「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在陳獨秀後人心中,高君曼絕對當得起這樣的「表白」。徐光壽告訴記者,1992年5月,他在安徽安慶參加關於陳獨秀的一次研討會,聽陳獨秀孫女陳禎祥親口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1991年,上海電影制片廠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拍攝了電影《開天辟地》。陳禎祥去香港看望父親陳哲民時,勸他去看了這部電影。陳哲民原名陳鶴年,是陳獨秀和高君曼所生,也是陳獨秀最小的兒子。這是他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父親陳獨秀比較公正的形象,他全神貫註,看得入迷,沒講一句話。

  電影散場,陳禎祥看父親還未回過神的樣子,打趣問道:「電影裡演得像我奶奶嗎?」陳哲民說:「你奶奶比演員漂亮多了……」

  在徐光壽看來,高君曼是值得關註的,但長期以來,這種關註並不多。「在《開天辟地》《建黨偉業》等影片中,高君曼都有一定內容。不過,更多是一種‘家庭婦女’的形象。而高君曼不應局限於此。」

  真實的高君曼兼具傳統女性和新女性特質,不僅賢惠、善良、明理,還深明大義、知書識禮、追求進步。她與陳獨秀共同生活約15年,這也是陳獨秀的「高光」15年——從創辦《新青年》到五四運動再到建黨偉業。高君曼支持陳獨秀的革命事業,也對建黨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高君曼是陳獨秀第一任妻子高曉嵐同父異母的妹妹,1886年生於安徽安慶,父親是清朝安慶府副將高登科。從小,高君曼就是家裡的掌上明珠,性格活潑,自由成長。在當時的封建社會,高君曼雖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請塾師上門,教她讀書識字,後來還千里迢迢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堂讀書。

  在那裡,高君曼進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眼界逐漸開闊。放假回到安慶時,在姐姐家中接觸到陳獨秀。「與姐姐高曉嵐相比,她對陳獨秀所從事的革命活動給予了更多好奇、關註和讚成。」徐光壽說,當陳獨秀為赴日本求學的差旅費與高曉嵐發生爭執的時候,高君曼則對陳獨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按陳獨秀好友潘讚化所說,高曉嵐與陳獨秀的「思想距離相隔不止一世紀」。而高君曼的談吐,讓陳獨秀對這個小妹也產生了好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大概從1909年開始,兩人比翼雙飛。」徐光壽說。

  高君曼跟隨丈夫,輾轉安慶、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生活顛沛流離,少有長期固定居所。但她一直精心照顧陳獨秀生活,協助他的事業。

  陳獨秀父子關係一度緊張,高君曼努力化解他們的矛盾。陳獨秀到北大任職前,陳延年和陳喬年在上海求學,一直沒有住在家裡,寄宿於《新青年》雜誌發行所(四馬路亞東圖書館)的店堂地板上,相當清苦。高君曼非常關心兄弟倆的生活,力勸陳獨秀允許他們在家吃住,但陳獨秀不以為然,高君曼請人相勸,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高君曼只能背地裡給延年喬年哥倆塞些好吃的。

  陳獨秀研究大家唐寶林認為:陳獨秀與高君曼後來出現感情裂痕,就是源於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陳獨秀是一個無情的父親嗎?1936年底,正在南京蹲監獄的陳獨秀聽說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扣留,簡直像兒童過年一般高興。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斟第二杯時,突然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了!把酒灑在地上,老淚縱橫,痛哭失聲。當時在現場的友人濮清泉回憶說:「人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傷心地痛哭失聲。」

  人非完人,歷史才更真實。當年,陪伴在陳獨秀身邊的高君曼,雖有怨言,仍深愛著自己的丈夫。「高君曼是有個性、有主見的進步女性,也富有文學才華,寫過一些詩作。」徐光壽說。

  1916年7月的《民國日報》上,曾刊登署名「君曼」的詩詞,根據推斷,應為高君曼在1914年至1915年間所作,也就是陳獨秀第五次赴日本期間。那時,高君曼帶著孩子在上海,生活全靠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接濟,她自己身體也不好,患有肺病。她的詩詞中飽含對陳獨秀深深思念的真摯感情。

  在上海,老漁陽裡2號就見證了她作為妻子、母親、進步青年好朋友的多重身份。包惠僧在《回憶老漁陽裡二號》中記述了這個家當時的樣子:「陳獨秀夫婦的臥室在當時的眼光看起來算是很漂亮,有銅床、有沙發、有梳妝臺、有寫字臺,壁上還掛了幾張精致的字畫。」

  這座老石庫門建築如今更為人所知的,卻是另外一個身份——如門口的石牌上所寫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當時,一樓是會客廳,也是《新青年》編輯部,堆滿了《新青年》雜誌,陳獨秀和家人住在二樓。」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漁陽裡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李瑊說。

  今天,這裡經過修繕成為上海重要紅色地標。人們走進一樓的會客廳,一眼就能看到牆壁上掛著一塊小黑板,上書「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

  「《新青年》在當時影響很大,很多進步青年慕名來拜訪陳獨秀。來的人太多,於是就有了這個時間限制。」李瑊說。

  站在天井裡,仿佛仍能看到100多年前這裡充滿朝氣與希望的樣子:進步志士紛至沓來,視解民族危亡為己任,在交談中思考國家前途命運、尋找出路。他們當中,有專程來拜訪陳獨秀並由此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毛澤東,常為《新青年》撰稿的沈雁冰、施存統,翻譯出《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陳望道,後來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第一個工人黨員李中……

  這裡是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高君曼同樣如此。「要知道,這是在陳獨秀的家裡,如果沒有女主人的支持,沒有高君曼接待、照顧客人,端茶倒水做飯,這樣的場景怎麼能實現?更何況,當時有的青年還曾住在這裡,比如李達、陳望道等,李達曾在這裡的亭子間住了一年多。」徐光壽說。

  老漁陽裡2號向北約100米,是新漁陽裡6號,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所在地。走入裡弄深處,可在角落裡發現一間教室,外牆掛著魏碑體書法銘牌「外國語學社」。這個洋氣的名字不過是個掩護,實際是送革命青年到俄國留學而創辦的學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這裡。外國語學社學員許之禎曾回憶:第一次慶祝紀念「三八」節也是在這裡舉行的,高君曼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這應是當時名媛的樣子:思想獨立,追求進步;因志同道合而選擇愛人,忠貞卻不依附。高君曼甚至曾與陳獨秀一起被捕坐牢,出獄後依然支持丈夫的革命事業。

  徐光壽說:「對陳獨秀的事業、對黨的創建,高君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也受到早期黨員和進步人士的尊重與懷念。」

  輔德裡625號

  就在漁陽裡2號,高君曼還當了「紅娘」,成功撮合李達與王會悟,高君曼做了桌菜,就算是簡單的「婚禮」。1980年,年逾八旬的王會悟還清晰回憶:「陳獨秀夫人高君曼燒點菜,我們結了婚,這是1920年的事。」

  王會悟終生未入黨,卻是建黨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共一大紀念館,存放著她回憶一大召開的手稿。

  1898年,王會悟出生於嘉興桐鄉縣的書香門第,父親王彥辰是晚清秀才,開著一家私塾,母親賢惠能幹,刺繡技術遠近聞名。王會悟從六七歲起就開始啟蒙教育,從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進步。

  1919年底,王會悟在家鄉積極聲援五四運動,為保守勢力所不容,在同鄉沈雁冰的介紹下來到上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比王會悟大2歲,但按輩分他還得叫她表姑。

  「1920年春,王會悟為躲避當局抓捕,由上海籍同學張佩英陪同,前往上海尋找婦女解放門路。」中共一大紀念館陳列研究部主管韓晶說。

  王會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的印跡。經張佩英介紹,她結識了上海學聯評議長何世楨,暫住何家一周。後經介紹,她到上海女界聯合會兼任文秘工作,受該會負責人徐宗漢(黃興夫人)賞識,轉住徐家。

  當時的上海女界聯合會就設在博文女校,這裡經常邀請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來舉辦有關愛國教育、女子覺悟和兒童教育的演講,在協助徐宗漢開展活動的過程中,王會悟能力迅速提升,還結識了許多優秀的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與王會悟一見如故,又把王會悟引薦給陳獨秀——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新青年》編輯部,她又認識了李達。

  「當時,李達作為中國留日學生總會代表,與女界聯合會有工作聯繫,王會悟就在那裡見到了李達。」韓晶說。李達也是陳獨秀當時籌建中共早期組織的核心成員,就住在漁陽裡2號一樓《新青年》編輯部隔壁的房間裡。

  進出漁陽裡的這些人,都讓王會悟充滿敬佩。當她得知編輯傳播先進思想的刊物工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時,就自告奮勇站了出來。陳獨秀欣喜不已,隨即讓高君曼把王會悟接來漁陽裡二樓居住,方便工作。在漁陽裡,她經常幫助李達謄抄稿件、校對刊印。而讓李達經常焚膏繼晷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共產黨》。

  「在多次的接觸中,李達的崇高信仰和淵博的學識,使王會悟十分敬佩;王會悟的獨立和對新思想的追求,也使李達對她產生了愛慕之情,他們結為伉儷。」韓晶說。

  在電影《1921》中,李達在天臺上慷慨激昂地唱著《國際歌》,倪妮飾演的王會悟流著淚,但目光堅韌,眼神中滿是對未來、對丈夫的希望與信心。這是電影中極具感染力的一個鏡頭。

  李達王會悟婚後半年,中共一大在距離漁陽裡2號不遠處的望志路106號召開,當會議中途遭到密探破壞後,王會悟的提議得到代表們的讚同:到浙江嘉興南湖去,那裡不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車,來去方便。

  晚年,王會悟仍記得當時的提議和討論:「火車來來去去都通的,打聽的偵探也少。我說嘉興的情況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話還有我同學,我在嘉興讀過書,朋友都是有錢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會出賣……我還跟他們講,桌上要放一副麻將,有情況時可以作掩護……」

  最終,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遊船上繼續。王會悟一直坐在船頭,但全無賞景的閒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擊船艙門,提醒他們停止開會。」

  以這樣的方式,王會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共一大閉幕後,李達、王會悟夫婦搬出老漁陽裡2號,租住進輔德裡。在輔德裡,這對年輕夫妻迎來了自己可愛的女兒,工作也更加忙碌。

  一年後,王會悟同樣以「會務王」的身份,親歷了中共二大的召開。而那次大會的召開地點上海輔德裡625號,就是她和李達的家。代表們開會時,她就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在外面放哨。

  「你會不會想她,輔德裡的燈塔;她依然在守望,她守護著希望……」展現中共二大歷史的非虛構戲劇《輔德裡》,正是以王會悟的講述貫穿始終。《輔德裡》謝幕前,舞臺上的王會悟在一片光亮中回望,回望她身邊那些曾奔向了遠方的年輕人——那些年輕的中共黨員,帶著理想,在時光裡刻下了紅色的印跡。這些印跡,也刻進了她的一生。

  她們被歷史銘記

  禍亂滔天,方顯英雄本色。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輔德裡632號開辦,這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教師有高君曼、王會悟,向警予1922年初回國後,也在平民女校任教。1922年秋冬,李達到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王會悟隨之同行,帶著一歲多的大女兒李心田,從上海奔波到長沙,暫住在毛澤東與楊開慧位於清水塘的家裡,平民女校就作為黨的一項工作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辦理。1923年底,葛健豪帶著李富春與蔡暢的孩子李特特回國,在上海與蔡和森、向警予團圓。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腥風血雨,形勢逆轉,許多人的命運發生了改變,面臨著背叛與忠誠的生死抉擇。

  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在上海殉國;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漢殉國,同一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殉國;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廣州殉國,這一年,高君曼貧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顛沛流離多年後,晚年回到老家,租種田地為生。臨終前,她還不知道蔡和森已經壯烈犧牲。她問長女蔡慶熙:「和森、鹹熙(蔡暢)有信回沒有?」並要長女寫信告訴他們:「母親已看不到他們的事業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於永豐石板沖,終年78歲。

  毛澤東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後,提筆寫下「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的挽聯,給「蔡伯母」以最好的褒獎。葛健豪不是中共黨員,卻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中第一位非黨員傳主。

  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以95歲高壽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從未居高位,卻始終忠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就在同一年,上海因為建設南北高架,沿途大動遷,但是輔德裡被保留下來——銘記著她的青春與幸福的輔德裡。

  100年前,無論是葛健豪,還是高君曼、王會悟,她們走到歷史聚光燈下,看似機緣巧合,其實是歷史的必然。100年大浪淘沙,有犧牲也有貪生,有忠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卑鄙……在這麼長的時間跨度下,審視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們會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會更清晰理解中國共產黨由弱到強的秘密。

  人終有一死,但有些人,註定被歷史銘記。(記者 肖春飛、郭敬丹)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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