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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們要團結一致、不忘初衷，破除既得利益的局囿，推進改革的深入發展，形成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堅決把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金融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並從根本上有效做到穩就業、穩預期的綜合目標。
從中美貿易摩擦的進程上來看，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已經進入到第三階段，表現出全面性、綜合性和長期性的特點。我們對此應高度重視，深入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的內在成因，找準雙方可能存在的最大公約數，策略性的對抗和戰略性的妥協並舉，構建更加有質量的中美貿易摩擦解決機制，形成大陸改革開放的新局面，促進國際經濟秩序的新格局。
一、中美貿易摩擦已經進入第三階段
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第二貿易大國，中國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兩個國家經貿關係的發展和穩定，對世界經濟發展的意義和作用十分重大。中國和美國互為對方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貨物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從美國進口分別占中國出口和進口的19%和8%；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占美國出口的8%。兩國的經貿關係對雙方的經濟穩定增長都具有直接的影響。
2018年3月，美國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對中國及世界上其他的鋼鐵及鋁制品出口國實施貿易制裁，對進口鋼鐵制品和鋁制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2018年4月2日，中國政府依據WTO的授權，對美國實施對等措施，並於4月5日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正式提起訴訟，開啟了中美貿易摩擦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典型特點是：低烈度、窄領域、非歧視。「232條款」的核心要件是，因為某類進口商品的快速增長導致了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必須對進口商品採取關稅等限制措施，以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這種特徵導致了美國不可能將「232條款」所涉及的產品做隨意的擴大，而且不應區分出口國，應一視同仁地實施，並在消除國家安全風險的水平上實施，而不能隨意提高標準。而根據WTO規則，美國並未獲得WTO的授權，中國有權針對其貿易保護主義的行為作出對等的舉措。
2018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決定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對中國價值500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實施「301調查」，並在2018年7月針對其中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實施25%的進口附加稅，在2018年8月針對剩餘的160億美元的商品實施25%的進口附加稅。與「232條款」不同，「301條款」無須證明國內產業的實際損害或國家風險，而只需要證明貿易出口國違反了與美國的貿易協定或是嚴重違反了美國國內法，從而使美國企業面臨不公平的競爭和發展環境時，即可實施。「301條款」具有顯著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拓展性，並推動中美貿易摩擦走向中等烈度、歧視性和寬領域，開啟了中美貿易摩擦的第二階段。美國301條款的單邊主義色彩濃厚，一直是WTO重點針對的對象，其爭端解決機構認為，可初步認定「301條款」不符合WTO規則；而美國政府也在1994年明確表示，要在獲得爭端解決機構的授權後再實施「301條款」。在本次中美經貿摩擦中，美國政府動用「301條款」對中國開展調查，在未經世界貿易組織授權的情況下對中國產品大規模加征關稅，明顯違反美國政府的上述承諾，其行為是完全非法的。
2018年9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向國會提出進一步擴大「301調查」的實施範圍，將中國出口美國的約200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納入「301條款」制裁範圍。在激烈的國會爭辯後，美國政府沒有給市場任何喘息和消化的機會，即行宣布對中國的制裁加碼，對價值約2000億美元機電類、電子類和裝備類的商品及其中間產品實施10%的進口附加關稅。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主義，將中美貿易摩擦推進到強烈度、無差別、全覆蓋的狀態，開啟了中美貿易摩擦的第三階段。從該階段所涉及到的產品情況來看，幾乎覆蓋了大陸出口美國的所有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包括機械裝備、電子儀器、通用設備和其他機電類產品及零部件，並包括了大部分化工、醫療和紡織品等，在增加出口負擔和導致貿易轉移兩個方面對中國經濟和出口企業形成影響。為有效制衡美國的貿易霸凌主義，中國政府決定對美國輸往中國的原產產品和最終目標市場的消費品實施相應措施，既要有一定的數量，也要有相關的質量。這樣，美國出口中國能源、硬木和部分農產品被納入制裁的範圍，涉及的規模約為600億美元。這種非對等的措施，既是考慮到中美貿易的現狀，又有效地維護大陸進出口企業的利益，保障國內消費的需要，是貿易措施行為進入到有數量、更有質量階段的重要標誌。
二、美國的貿易制裁已形成「一主三輔」的政策體系
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形勢的不斷深入，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政策也在不斷發展，納入了更多的非貿易因子，實施了更多的非貿易手段，在政策體系上開始脫離單純的貿易政策框架，逐步形成了以貿易政策手段為主體，以知識產權、貨幣金融、財政稅收為輔助的政策體系。
第一，貿易手段主要包括以安全為前提的《1962年貿易擴展法》的232條款、以損害為前提的《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款和以不公平為提前的《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款（含特別301和超級301）。美國政府利用其國內法實施「治外法權」和「長臂管轄」，干預本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經營、運作和資產管理，干預東道國相關出口企業的正常發展，干預東道國產業發展戰略和經濟平穩運行，是國際霸權主義在經濟貿易領域的核心表現。從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來看，美國仍有可能進一步擴大「301條款」的實施領域和制裁水平。如將2000億的制裁方案中的稅率從10%進一步提升至25%；可能將中國對美貿易剩餘的近2000億美元的出口額進一步納入制裁的範圍等等。大陸應建立相關產業的穩定發展基金，並將穩就業、穩出口、穩預期等「三穩」納入基金的重點保障範圍，加速推進失業保險金對促進就業、穩定崗位的支持力度，並做好失業人員的生活保障和轉崗就業的工作。
第二，知識產權手段主要包括利用美國在技術上的優勢和關鍵零部件（中間產品）上的壟斷性實施禁貿、禁運或禁止合作生產等措施，從而導致大陸部分產業或制成品的正常生產受到阻礙。以技術出口管制為例，美國為鞏固技術領先優勢，很早就構建起一攬子出口管制制度。主要依據《出口管理法》、《出口管制條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要求美國出口商可能用戶出口時必須申請許可證。對於國外購買方而言，則要求不得違反商品最終用途、最終用戶等限制性規定，否則將受到處罰，包括被列入「實體清單」，嚴格限制或禁止從美國進口（中興公司即為此例）。截至2018年8月1日，全球範圍內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實體清單」的主體數量達到1013家。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相關企業利益，還損害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利。大陸須加速推進技術創新戰略和知識產權保護戰略，以推進大陸科學技術的自主研發，企業對創新成果的自覺應用，並著力完成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形成以關鍵技術研發創新為核心的產業發展生態和投融資生態。
第三，貨幣金融手段主要是將投資結構中的差異予以放大，並利用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機制和價格，將金融領域的「去杠桿」擴大到世界金融市場和主要經濟體，對資產久期較長、債務負擔較重的市場形成壓力。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貨幣金融政策手段的核心是「縮表」和「加息」兩個關鍵落點，均是服務於美國金融政策的「去杠桿」安排的——縮表減少流動性、降低債務；加息提升資金成本、降低債務。而從投資結構來看，美國目前約75%的固定資產投資於企業廠房和設備，以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而大陸這一比例則不足50%，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等長期資產領域。如果利率升高，美國受到收益率遠高於利率水平的支持，固定資產的價格波動較小，而大陸則受到成本上升後壓低估值水平的影響，部分固定資產價格面臨較大的波動風險。此外，美聯儲的「縮表」方案也將影響大陸債務的成本和規模，並對流動性供給產生緊縮性影響，這些共同形成了大陸資產價格穩定的壓力和實體經濟提升的風險。從當前的情況看，大陸應將控制債務水平、優化債務結構和穩定全社會宏觀杠桿率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在「穩杠桿」的基礎上，做好動態加杠桿和去杠桿的有效平衡：對能夠帶來產出增加值增長的，提供加杠桿的空間和便利；對不能帶來產出增加值增長的，則實施有效的去杠桿的政策和安排，絕不猶豫和手軟。
第四，財政稅收手段主要是通過減稅來提升企業的收益水平和競爭能力，並引導企業調整產業布局和生產模式，利用產業擴張和經濟增長的新增空間來形成對財政支出政策的吸納和需求，甚至開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從美國的措施來看，財稅政策的主基調是「減稅+增債增支」，這種結構盡管可以為美國企業提供有效的支持，並形成投資擴張的良好局面；但同時為美國埋下了政府杠桿無序擴張，甚至長期投資回報率明顯下滑的風險。但在國際經濟競爭層面，美國的財稅政策將給其他國家的正常運行帶來重大的外部衝擊和風險擾動。從中美經濟貿易關係來看，大陸本就在有序地執行減稅計劃，但受到美國大規模減稅的衝擊，不得不將部分計劃調整，從而導致不必要的經濟發展擾動和財政運行風險；此外，面對企業債務風險高的壓力，正常的解決方案是適當加大政府的債務水平，並通過有效的機制完成對部分市場債務的置換，過大和過快的減稅也將打亂大陸的這一部署，從而使企業債務風險高發，導致人民群眾財產的重大損失和資源錯配。大陸應著力做好以下三項工作安排：一是以增值稅、進口環節稅為主體，實施對生產性企業生產過程稅收的全面減讓，堅決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戰略布置，形成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現代稅收制度；二是以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和各級政府的擔保類基金為載體，構建符合大陸國情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債務置換方案；三是在標準清晰、嚴格監管的前提下，適度擴張政府杠桿水平，構建經濟發展穩定機制、就業穩定機制、投資穩定機制和預期穩定機制。
三、中國應抓緊構建協同一致的應對策略體系
面對美國在經濟貿易摩擦領域咄咄逼人的戰略壓力和政策安排，大陸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立足當前、著眼長遠、謀劃全局、突破重點，形成大陸有效應對的政策體系和運行機制。這一體系，既要有效地化解現行壓力，又要精準地針對未來風險，還要注重措施上的揚長避短、措施間的協同一致。具體說，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以守為攻。美國目前處於經濟的繁榮期和經濟政策的擴張期，而大陸則正處於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關鍵時期，這種宏觀態勢上的差異要求大陸不宜在經濟貿易摩擦中主動出擊，或者與美國打「對攻」、打「消耗戰」。較為可行的選擇是「以守為攻」，即在貿易摩擦上主動處於被動地位，在美國實施的貿易制裁措施中，尋求關鍵性的產品、環節，予以反擊，並針對其貿易保護措施向WTO或其他關鍵經濟組織尋求仲裁、裁定或協調解決。如針對美國201條款中的損害水平和確定標準提起訴訟，對301條款的程序問題提出質疑，並尋求WTO的裁決等。
二是以空間換時間。美國是具有典型政治周期的國家，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在即，參眾兩院的議員必須高度重視民眾的呼聲和經濟利益的訴求，通過美國的友好團體、重要的合作企業、關鍵的社會人物來擴大中國的友好聲音，宣傳中國對中美經貿關係的重視和維護，指出美國單邊行動的危害及對相關利益主體的損害。既要有實際的工作成效，在中美貿易摩擦中採取的措施準確、方法無誤；同時在中美貿易上做宣傳工作，要立足於有理有節的力爭，同時克服一些人恐美、怕美、崇美的心理障礙，現在要樹立正常心態，要把信心、堅強意識看作比黃金還珍貴，才能立於不敗之地。202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要有效利用總統選舉辯論的機會，將中美經貿關係作為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推動堅持對華友好、支持自由貿易、尊重多邊機制的團體和人士多多發聲，將中美經貿關係的正確聲音，有效傳遞給最廣泛的美國社會成員，保障和推進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有序發展。而在此過程中，我們不僅靜待時間和時機的到來，還必須通過針鋒相對的鬥爭換取對手的敬畏和尊重，既要有理、有利、有節，又要相協調、成體系、見成效。這就是以鬥爭（空間）換時機（時間）。
三是以外圍解內圍。特朗普政府在關注美國利益之外，在新外交體系上，比較重視在印度洋和非洲地區的戰略拓展。而美國在上述地區的外交戰略和國家利益必然要獲得中國的有效協助和支持，甚至形成中美協調、共同推進的良好局面。這樣，我們著眼於中美經貿關係的全局，不局限於中美兩國之間，不只從兩國的範圍上來發力，不只計較兩國利益的點滴得失，則可以獲得良好的中美經貿關係的轉寰條件。在外圍的合作中，增加信任、提升協同、營造機制、厚植共同利益，從而為中美兩國間關係提供增進動力和互動管道。
四是變壓力為動力。貿易摩擦切忌打成「消耗戰」，但不怕貿易摩擦成「持久戰」，關鍵是中美貿易摩擦要越發生爭執內部越健康、市場越活躍、機制越有活力、利益格局更加公平合理。我們要借助中美貿易爭端的重要契機，團結一致、不忘初衷，破除既得利益的局囿，推進改革的深入發展，形成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堅決把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金融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並從根本上有效做到穩就業、穩預期的綜合目標。我們堅定人民必勝的信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作者：張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