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的制度性殘暴,具體是如何運行的? |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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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劉三解

說到秦,過往有無數基於文本的描述,「暴虐」、「法家」、「耕戰」、「變法」等等關鍵詞構成了人們對於秦國、秦朝想像的基礎,在秦簡的片段和《大秦帝國》出現之後,這些想像又增加了「公平」、「精密」、「團結」、「血性」,甚至「人道」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形容詞匯。

然而,關鍵詞堆砌的面相,終究只是讀史者自身的理解,乃至於心中理想社會的投射,距離真實的秦帝國,甚至是南轅北轍。

本文要做的,就是將這些詞匯背後濃縮的真實秦朝政治、經濟運行展示出來,哪怕因為材料所限,只有一兩個斷面,也希望這種邏輯的理解更加具體,而非移情的想像。

就秦朝的政治運行,接受過義務教育的中國人,都能概括一二:

首創皇帝稱號,行郡縣、廢封建,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在中央政府試行三公九卿制,地方由中央直接派任郡守、郡丞、郡監、郡尉,分別掌握行政權、監察權和軍事權。

「暴秦」的制度性殘暴,具體是如何運行的? | 文摘 歷史 第1張

正如上圖所示,這是一棵很清晰的知識樹,從中央到地方,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一目了然,仿佛就只通過這些,一個嶄新的中央集權國家就建立了,但是,無論是與前代周朝、春秋、戰國的縱比,還是與波斯帝國、希臘化王朝的橫比,這點信息,都實在有點「虛」。

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制度的構成,都不可能如此簡單,尤其是在地方管理層面,流官擔任的官吏深入的程度,意味著對社會管理的深度,也意味著權力觸角延伸的下限,而這一點,我們往往是忽略的,甚至滿足於所謂「兩千年皇權不下縣」的錯誤總結。

真正的秦制圖景,是這樣子的:

「暴秦」的制度性殘暴,具體是如何運行的? | 文摘 歷史 第2張

看起來密密麻麻的,其實是幾個序列:

1,相邦、丞相為首的朝廷,屬中央官(都官);

2,首都所在區域的內史所轄區官員,屬都官;

3,少府為首的皇室屬官(含派駐地方者),屬都官;

4,首都鹹陽之外地區的由郡守統領的地方官。

以上,是秦統一之前官僚組織的一個素描,而非完整、準確的圖景。

不過也已足以從中了解一些基本信息:

1,秦國的整個官吏組織,頂端的大腦就是右丞相、左丞相或相邦府,其執掌上縱橫文武,並不存在一個獨立於其外的以邦尉為首的「武職」系統,即「文武不分途」;

2,在秦國,丞相、相邦統領整個官僚組織,但在其下,其實又有三個類別

(1)朝官,也就是我們理解的中央官職,所謂三公九卿,他們和他們的屬官基本上是在中央朝廷範圍內活動;

(2)都官,以內史為首,統轄都城的地方行政系統,以及中央直屬系統(主要是錢谷、物資)向地方郡、縣派出官員的業務管理和文書批復;

(3)地方官,以郡守為首,負責所轄區域內的政務管理和文書上下。

3,秦國官職中,除了我們熟悉的郡守、縣令之類的「政務主官」之外,也有倉、庫之類的「事務官」,更存在多個類型的「特殊技術職務」,他們的特點是除了「管理職責」之外,還有「經營職責」,簡單舉兩個例子:

(1)大田—各縣田部,是為「田」,其主要職責是經營、管理官有農田及耕牛等事務工作,同時,縣、鄉、里三級田官還需負責民戶的授田管理;

(2)寺工、少府工室、屬邦工室、縣工室,是為「工官」,其主要職責是經營、管理官營手工業,如鑄造兵器、農具及其他手工產品,其中的工匠既有奴隸、刑徒,也有服役的民戶。

4,王室經濟及供養的管理機構自成一體,即少府管轄的一系列工作,除了由丞相分配一部分「業務任務」之外,均與中央、地方行政體系有所區分。

這一堆,看起來是比較枯燥的,但又非常必要,實質上勾畫了秦的官僚機構對於整個國家管理的骨架,而這套骨架對於後世的「中央集權王朝」有著太多的「啟蒙」作用。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很多人讀史時,好談政治,好談權術,但卻對「權力如何運行」所知了了。

比如談及宰相權力的變遷,唐代三省宰相尊榮必然大書特書,朱元璋廢丞相也必然作為標誌性事件,問題是,唐代三省宰相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銜任命之後,本官七品也可為「宰相」,此時這種卑官高職,與明代廢丞相之後的七品內閣,權力上又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所謂君相關係,相權對君權的制約,首要之處,並不在於宰相的禮儀待遇,以東漢為例,三公盡享尊榮,除了辟舉人才的特權之外,幾乎是國政運作的局外人;更不在於君主的顧問信重,哪怕言聽計從,也不過是個人距離皇權的遠近,而非職務的權力;甚至不在於什麼「封駁」之權,若這套有用,又何必靠時人輿論去鄙視所謂的「斜封墨敕」呢?

真正的制約,來自於丞相職務在官僚系統中的「不可或缺」。也就是說,丞相作為官僚系統的頂端,真正通過文書系統的簽批,成為其中不可替代的環節,並依靠長期形成的律令體系和行政慣例,與君主的「隨意意志」之間形成博弈。

直白地說,就是機器很精密,牽一發動全身,不懂行的瞎動,會毀壞機器,丞相就是這個懂行的機械師,而君主要想不一勺燴、全完蛋,就得尊重專業、尊重機器運行的客觀規律,這時的丞相,才是真「宰相」。

現實是,盡管我們看到2000年來的歷史上有各種各樣的君臣知遇故事、權臣秉政的先例,卻往往是「借」皇權,或「竊」皇權以執政,換個強勢皇帝,一切煙消雲散。

而在秦國、秦朝,哪怕是在秦始皇這樣親力親為的君主治下,他的諸多「大手筆」,也往往只是禮儀、名號上的變化,或是行使他超越法律之上的「刑殺之威」,而帝國真正的行政權力,一直委托在以丞相為首的官僚體系的手中,從未取走。

權力運行規律說到這兒就告一段落,其實,丞相或者說相權,只是官僚組織權力的象徵和濃縮,體制的力量,從來不是來自某個「聖人」、「魔王」,而是在「根」上。

事實上,上文中的官員圖表其實並不全,在縣級之下,秦制仍有更細致入微的統治,所謂「皇權不下縣」,在秦漢那是完全不作數的,而這才是秦制的「根」。

還是先上一個表格:

「暴秦」的制度性殘暴,具體是如何運行的? | 文摘 歷史 第3張

這張表格,是不是和我們印象中的行政管理制度類似,整齊劃一,級別明確,就像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為我們科普的歷代政治制度一樣,彷如棋盤,橫縱分明。

有這種印象,已經誤入了歧途。

事實上,上述表格中「里」一級管理者,就不是「吃公家飯」的吏,可以視為秦漢行政系統的末梢,卻不能算作當時「官制」的一部分。

這里的「里」,不是公里、華里的距離單位,而是鄰里關係的「里」。

秦漢之際的「里」,在《二年律令》中有這樣的規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為伍,以辨□為信,居處相察,出入相司。有為盜賊及亡者,輒謁吏。典、田典更挾里門籥(鑰),以時開。伏閉門,止行及作田者。

什麼意思呢?

就是五大夫爵位以下的百姓,要5家編為1伍,集中居住,以辨券(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證明身份,在居住地互相監察,並對鄰居出入互相窺伺,發現做盜賊或者逃亡者,就報官。

里典(原名里正,避秦始皇諱改稱典)、田典交替掌握里門的鑰匙,按照規定時間開閉,伏天要全里閉門,不許行動和耕種。

這個狀態,就是秦漢百姓生活的常態,哪怕是進出自己的「家」,也要受到國家公權力規定的嚴格管制,而里吏,就是這個管制的具體實施者。

這里面涉及到一個爵位——五大夫,其下爵位的百姓都要編伍,也就意味著其上爵位的人可以脫離「伍」的組織,單獨居住,也就是具有一定的特權。而《二年律令》的實施上限應為漢高帝五年,一般認為這個「二年」是呂後二年,所以體現的是漢初繼承秦律的情況。

不過,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有不太一樣的規定:

大夫寡,當伍人不當?不當。

大夫是秦爵第五等,這條律文的意思是,大夫爵位的人數量少,不夠編伍,可不可以和低爵者合編為伍?答案是,不可以。

也就是說,在秦朝所有人都要被編伍,只是遵循同級別合伍的原則,高等級的人不能和低等級的人混居。

秦律到漢律的微妙變化,體現了對於相對高爵位百姓的不同態度,漢朝更加優容,這似乎與漢高祖下「高帝五年詔」要求地方尊重「漢爵」的思路一脈相承,畢竟漢朝的軍功授爵階層,都是「漢家」的老兄弟、自己人,他們也是「漢家」震懾天下百姓的同盟軍。

當然,既然重點講秦制,漢初的制度性微調先放在一邊,秦朝的管制是及於全民的,包括「高爵者」,都算不上是秦王室的自己人,所以,為了保障這種管制的有效施行,里外環有牆,被稱為垣,家庭外環有牆,被稱為院,《二年律令》規定:

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壞決道出入,及盜啟門戶,皆贖黥。其垣壞高不盈五尺者,除。

這里明確規定了偷偷「翻牆」的懲罰,是「黥刑」,也就是臉上刺字再塗上墨,也就是林沖臉上的「金印」,當然,可以用錢贖刑,在秦朝除了特殊規定外,絕大部分刑罰都可以用錢贖,不過不是仨瓜倆棗能打發的,得是黃金若干了。

重罰「翻牆」,其實就是保障你出入走門,就可以被里吏監控。

而里門,從居延漢簡的記錄回溯,秦朝應該也是當路開門,以數字編號:

居延西道里不更許宗,年卅十五,長七尺二寸,自有舍,入里一門。

居延是縣名,西道里是里名,不更是爵位,此人名字叫許宗,現年35歲,身高7.2尺,自有住房,從「里一門」出入,這是常住人口的規定,流動人口信息要比這個詳細得多:

驚里燧卒,東郡臨邑呂里王廣,卷上字次君,貰賣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觻得安定里隨方法惠所,舍在上中門第二里三門東入。任者閻少季、薛少卿。

居延是邊疆區,所以有大批的守烽燧、也就是烽火台的更卒,上面這位王廣就是居住在「驚里」的這麼一位,他的原籍是東郡臨邑縣呂里,表字次君,因為賣一匹價值290錢的八稯布到了安定里,住宿在安定里百姓方法惠處,房子在上中門(邑門)第二里三門(里門)東側進入,任者就是擔保人,叫閻少季、薛少卿。

一個流動人口的登記,包括個人基本信息、戶籍地、現住地、暫居地,暫居詳細事由、具體地址,以及擔保人,比當代戶籍管理,也就差了張照片……

里門內外都是道路,在秦漢法律文書里,哪怕是鄉里的道路,也有細微的差別,《二年律令·田律》規定:

盜侵巷、術、谷巷、樹巷及墾食之,罰金二兩。

《說文解字》說巷就是里中道路,術是邑中道路,另根據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的註釋,「谷巷」應是指因溪水而設的道路,「樹巷」是林間的道路,整體翻譯過來就是:

個人不得侵占里邑內的交通道路,也不能墾種溪流、林木間的荒地,違反者「罰金二兩」。

這里還僅僅是邑里的道路,更高級別的道路管理先存而不論,說說里門之外的邑門,由於先秦人口城居不少,所以,一個邑也就包括了多個里,這個邑的門口,一樣有人值班盤查,《二年律令·戶律》的規定是:

募民欲守縣邑門者,令以時開閉門、及止畜產放出者,令民共食之,月二戶。

令不更以下更宿門。

縣邑大門招募人看守,職責是按時開關城門,防止牲畜逃出,守門人的生活由百姓輪流供應,一家負責15天。另外,凡是爵位在不更以下的百姓,都要輪流到縣邑大門值夜班。

那麼,一個里有多少人呢?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中記載了21個里的詳細戶數,其中多者如龍里有108戶,最少的資里只有12戶,也就是說,里的戶數其實並不固定,基本上屬於當代的行政村的概念。

而行政村之外,自然有自然村,也就是秦漢的「聚」,這些在城、邑之外的居民點,也被行政權力賦予了里的編制,但從考古發掘來看,如遼陽三道壕漢代村落遺址、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聚落遺址,住所和農田之間,並沒有發現聚落的「圍牆」。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所制定的,嚴格管理里伍出入的制度,經過幾百年的漢朝統治,是否仍舊被沿用,這些「聚」是否能夠代表秦代的狀態,仍需存疑。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二年律令》及之前秦代,法律規定的里閭管理制度是有嚴格的里門出入限定的,牆垣也是默認存在的。

而為公權力履行上述管理職責的人,就叫里吏,他們和上述圖表中其他「吏」的根本不同就是,他們「不吃公家飯」,屬於「編制外人員」。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廄苑律》規定: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為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誶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

這段話,原釋文是:

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評比耕牛,滿一年,在正月舉行大考核,成績優秀的,賞賜田嗇夫酒一壺,幹肉十條,免除飼牛者一次更役,賞賜牛長資勞三十天;成績低劣的,申斥田嗇夫,罰飼牛者資勞兩個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圍減瘦了,每減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里進行考核,成績優秀的賞賜田典資勞十天,成績低劣的笞打三十下。

沈剛在《簡牘所見秦代地方職官選任》一文中認為「賜**日旬」實際上是一種勞役減免而非官吏的「資勞」,同時,在秦律中,吏和典是分稱的,也就是說,里吏本身應該屬於一種「役」,而不是正式的官吏。

正因為「里吏」不是「吏」,其選任,在《雲夢秦簡·法律答問》中如此強調:

可(何)謂「(率)敖」?「(率)敖」,當里典謂也。

率敖,原註釋是率通「帥」,敖通「豪」,也就是強宗豪右。

由閭里的「強人」來控制地方,代行國家的權力,又用法律規定「居處相察,出入相司」,監控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不過,如果以為里吏就只是一個社會管理的末梢,一個戴紅袖標的老太太太,就太看不起人了。

事實上,秦朝一個標準的「里」,理論上設有里典(里正、里魁)一人,田典一人,里監門二人,里佐不定員(多為一、二人),什長十人、伍長二十人,另有社宰、里治中從事各一人,里父老(也有寫作伍老的,比如上圖,有誤)一人。

其中,核心里吏,也就是行政權力的行使者,包括:里典(里正、里魁,行政負責人)、田典(農業負責人,對民戶主要是授田、公有耕牛使用、督促經營等)、里佐(輔助行政)、里父老(祭祀、教化等)。

其餘的職位,則為外圍里吏,他們受核心里吏的主管,身份是「半民半吏」,不過根據里的人口規模不同,這些職位的設置也會有增減。

而他們的職責,就是作為國家行政系統的末梢神經,發揮幾個方面的功能:

1,戶籍管理;

2,里內治安;

3,賦稅征收;

4,征發勞役;

5,田地管理。

當然,「告奸」也是必備的職能,因為秦律中個體居民的「連坐」責任根據不同的「罪名」會上溯不同層級的里吏,有些罪,「典、老」可以免責,只是追究什伍,有些也會遭遇「瓜蔓抄」,一起倒霉,所以,「里吏」為了自身安全,也得擦亮眼睛。

以上的幾條說得直白點,就是「管人」、「管田」。

管人,就是以「辨券」這種落實到戶或個人的身份證明為基礎,進行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多方位監控,並將個人編入戶籍,在最基層的什伍單位中標定位置,作為一種「資源」,隨時準備被「公權力」調用,如服徭役、兵役以及繳納賦斂(人頭稅)。

管田,就是以「名田宅制度」下的依爵位授田、收田為基礎,進行以里為單位的農業集約化管理,包括對耕牛的使用,對稅田的確認,以及對公有田地和個人授田的田租、芻藁等農業實物的征收,至於其他的,比如維護田壟、修治田間道路,也在此列。

合在一起,就是倆字:「耕戰」。

「耕戰」的真實含義,只有對秦帝國的基層管理進行深入的挖掘才能理解,絕非什麼「廢井田、開阡陌」,施行軍功授爵制就打響了「精神原子彈」。這種解釋無非是近代「土改」故事的一種移情罷了。

現實是,深入到「里」的管理,根基並不是有多少「里吏」,或是任用了地方的「強宗豪右」,而是細化到每一戶、每一人的「辨券」,為一個里中的常住人口、流動人口標定了身份和位置,進而通過定期編訂的戶籍,將帝國的每一個可用之人,變成「大冊」中的一個名字,一個數字。

所謂「編戶齊民」,即此之謂也。

換言之,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文書系統,「人」也好、「吏」也好,只是文書系統中可替換的一個零件。

在秦漢法律的規定中,里典的任用,也需鄉部上報,縣廷批准,有推舉人,有經辦人、有批准人,主責任人、次責任人在文書中一目了然,依據法律追責,可以隨時按圖索驥。

而「里」一級,正是秦朝制度將所有個體的「民」編入文書系統的至關重要一環,嚴格甚至繁復的「連坐」制度,則是保障這個系統中人通過互相牽制、互相監視形成社會關係,並最大意義上摒棄私欲的重要保障。

所以,才有了荀子入秦後看到的: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

用現在的話總結荀子入秦的觀感,可以歸納為幾條:

1,百姓質樸,畏懼公權力;

2,官吏無私,行動有條理;

3,行政高效,減少隨意性。

作為大儒,荀子認為秦國「治之至也」,即行政的結果達到了治理的極致,其根本原因並不是他的思想與法家沒有衝突,而是說,儒家和法家在治政的效果上的評估是趨同的,只是方式和倫理邏輯有本質不同。

儒家講教化趨治,法家以繩墨趨治,目的都是對人的欲望和行為進行規範,再以各自認可的「禮」或「法」導引之。

所以,漢朝人常稱「百家之術」,這個「術」就是方法論,對應方法論,諸子百家對當時基礎的世界觀,進行各自的微調,而非由不同的世界觀,最終演繹出不同的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講,諸子百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大多數是實用主義的,反倒是莊子、楊朱、惠施等熱衷於「名實之辨」的務虛者,略有不同。

當然,這又扯遠了。

秦漢的「里」治,恰恰是秦漢政治、經濟體系的基石,其特點在於「定」。

而「定」的基礎上,就是系統意義上的「動」,而「動」的方式、邏輯,也就是「法」。

這個「法」並不體現在秦始皇的朝堂上,也不體現在郡守的大印上,而體現在「里」以上、「縣」以下的經營管理上。

事實上,秦漢之際,最複雜,變化也最大的部分也正是在這個層級,這個變化過程,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秦漢變革」。

在存世的史書,《漢書·公卿百官表》中這樣記載漢代的縣以下行政: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鬥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漢書》的記載曾經是我們認識秦漢地方行政體制最權威的材料,但是經過前輩學人的考證,上述的制度,應該是對漢武帝末期情況的描述,雖然寫明了「皆秦制也」,卻不代表秦朝的全貌。

結合 新髮現的簡牘資料,我們才知道,亭並非「鄉」、「里」之間的一級行政單位,而屬於專門系統,其所肩負的治安職責和郵傳的任務,也不是向鄉一級負責,而是作為縣一級的派出機構存在,稱為「亭部」。

除此之外,還有與「鄉」並列的兩套職能系統,「田部」和「司空部」,據《二年律令·秩律》:

司空、田、鄉部二百石;

田、鄉部二百石;

鄉部百六十石;

田、鄉部二百石;

都市亭廚有秩者及毋乘車之鄉部,秩各百廿石。

上文已經說明,《二年律令》為西漢初年的律令體系,不僅多出了與鄉部秩次並列的田部、司空部,還告訴我們,哪怕是鄉部,其秩次,也有二百石、百六十石、百廿石三級,那麼,按照《漢書·公卿百官表》的說法,四百石到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為少吏,鄉部的首長鄉有秩、鄉嗇夫又算什麼呢?

不過我們可以確認的是,秦朝和漢初的縣以下行政組織並不是「線性」結構,而是「網狀」結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漢武帝後期,縣以下的行政系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既有職能序列的消失,也有官職秩次的升降,100多年間, 早已不是《漢書》中說的「皆秦制也」。

在秦漢之際,縣級行政組織的「網」的起點是縣令、縣丞、縣尉的分曹治事。

深受明清政治傳統影響的我們,對於2000年來的政治體制,往往會有一種「一長制」的想像,比如把縣丞視作縣令的副手,類似於今天的縣委副書記,縣尉則視作縣武裝部部長兼政法委書記,其現實權力大小與主官的強勢與否直接相關。

然而,秦漢的制度現實並非如此。

秦漢的縣令有自己的官署,縣丞屬於同府辦公,而縣尉卻別有「尉曹」,甚至有「治所」,也就是有可能與本縣縣令根本不同城,而無論分署與否,他們的權力都被律令嚴格規定,對應的業務會通過縣中的「諸曹」分別匯報給令、丞、尉。

據 《水經·江水註》記載:

陽岐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

江水東得俞口……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尉治也。

縣尉在《漢書·公卿百官表》中的執掌權責為:

典武職甲卒。

而根據嚴耕望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一書中的研究:

尉曹以獄司空為府,主士卒牢獄逋亡。

也就是說,縣尉除了眾所周知的軍事職責之外,還要負責管理監獄和抓捕逃人,而且「獄司空」是它的直接下屬。「獄司空」在史書中不常見,在秦漢出土簡牘中卻很常見,此處縣一級的又稱「司空」,只是其出土的印章上,往往前加縣名,比如秦印「聞陽司空」、聞陽縣秦屬薛郡,漢印「櫃司空」、櫃縣屬瑯琊郡。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則明確記載漢朝初年各縣均設有司空官,並且根據縣域大小、人口多少或者距離京師的遠近,將秩祿分為三等,這是縣一級,以下的鄉一級,在里耶秦簡里,也提到各縣均設有「都鄉司空」和「鄉司空」。

那麼,他們負責什麼呢?是一般意義的監獄嗎?

實際上,秦漢罪犯在訴訟審判和服刑期間 具有不同的法律身份,一種是未決犯,稱為「囚」;一種是服徒刑或拘役 (居貲或罰徭)的犯人,稱為「徒」、 「刑徒」。

他們的羈押場所和拘束狀態因此有別,未決犯 「囚」多被關入中央或地方行政長官府寺附設之 「獄」,要佩帶木制的桎梏,平時在牢房之內不得外出,故又稱「系囚」;而徒刑罪犯判決之後要除去桎梏,改戴較輕而便於勞作的鐵制刑具 「鉗釱」,或除去刑具為「復作」。

刑徒通常要離開原先囚禁之 「獄」到指定地點去服刑,有些散入到工役、匠役、軍役隊伍里,另一部分則被遣送到專設的 「司空」機構里接受強制勞力的管理,這個機構在史書中也被稱為「徒司空」。(宋傑:《秦漢國家統治機構中的「司空」》,《歷史研究》,2011年第4期)

具體到縣域行政,司空又單立為部,其主官為縣尉,如里耶秦簡中保留了兩條遷陵縣縣丞轉PO洞庭郡守下達公文給縣尉的公文,其程序就是縣丞將公文移交給縣尉,縣尉再頒發給各鄉司空和倉主,另行抄錄一份送都鄉司空。

而所謂「都鄉」,按照裘錫圭的解釋是縣治所在之鄉,此外的鄉,被稱為「離鄉」,這種思路也很有上述都官、地方官區別的味道,都鄉司空的文書待遇相對於其他各鄉司空也比較特殊。

整體而言,司空部並非鄉部的佐貳,而是縣一級派出的獨立系統,而除了管理刑徒之外,司空部的一個重要職責是「興徭」,也就是縣尉通過各鄉司空來征發徭役,包括各鄉百姓每戶服役的人數和先後次序。

在里耶秦簡中,還揭示了一個更有意思的事實,就是在縣內設有兩套司法訴訟機構,常規民事、刑事案件由縣丞屬下的辭曹、決曹的獄掾、獄史審理,士卒牢獄的逋亡,以及百姓拖欠公家賦稅、借貸、罰款的行為,也稱「逋賦」、「逋貸」,都由縣司空處理。

此外,司空的職責就是傳統的解釋,負責境內土木工程、水利和交通設施的修建維護,比如築城,司空作為主管官吏,還要對工程質量進行擔保和承擔連坐責任。

不過,以上的諸多職責,其實都與司空的核心職責,也就是「刑徒管理」切實相關,甚至就是由此發散的,比如「逋賦」、逋貸」的民戶百姓,最終的償債方式,就是「居貲」贖債,也就略同於古羅馬公民淪為的「債務奴隸」。

至於征發徭役,按照秦律規定,也是要先用刑徒,刑徒不足,才「興徭」,而事實上,秦朝的民戶百姓實在沒少服過徭役,可見也和「刑徒」有關。

秦國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也像古羅馬共和國一樣,持續不斷地獲取了大批的刑徒,而其國內統治下,通過綿密的法網和「連坐制」,也在源源不斷地將本國國民「生產」成為刑徒,自然為「司空」的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勞力力和新鮮血液。

正如《漢書·刑法志》的記載,秦始皇統一後的秦朝是這樣一幅景象:

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赭衣正是刑徒的服裝,囹圄就是監獄,僅驪山陵墓工程,就聚集了七十萬刑徒,而普天下除了鹹陽,還有上千個縣,都有刑徒工作,豈能不是「天下愁怨」?

那麼,秦朝的刑徒有多大規模呢?

這個總人數,現存資料沒有現成答案,只能根據簡牘資料中的零散記載解剖麻雀。

里耶秦簡中出土了洞庭郡遷陵縣的「徒簿」和「作徒簿」,記錄了這個邊地新縣的刑徒種類和數量。

隸臣、隸妾屬於「倉」管轄,司空則管轄城旦、舂等其他類型的刑徒。

其中一條簡文顯示,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司空所轄成年男性刑徒125人,其中城旦司寇1人,鬼薪20人,城旦87人,丈城旦9人,隸臣系城旦3人,隸臣居貲5人;轄女性刑徒87人,其中舂與白粲合計61人,隸妾系舂8人,隸妾居貲11人,倉隸妾7人;小城旦9人、小舂5人。

總計226人,其中隸屬於倉的隸臣、隸妾34人,隸屬於司空的刑徒共192人。

注意,此處隸屬於倉的隸臣、隸妾只是被派出從事各項作業的部分,其總數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十二月的「徒簿最」,即1個月中每日勞作的刑徒累加的數目,包括大隸臣990人、小隸臣510人、大隸妾2876人,共計4376人,以30日平均計算,每日隸臣妾應有146人左右,之所以不能除盡,應為該月某日中有新增或死去的刑徒。

另據簡文記載:

已計廿七年餘隸臣妾百一十六人。廿八年新入卅五人。凡百五十一人,其廿八死亡。黔首居貲贖責(債)作官卅八人,其一人死。

也就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結餘」隸臣妾116人秦始皇二十八年新增35人,共151人,又有28人死亡,普通民戶百姓居貲贖債的有38人,死1人。

以上的幾個數字,並不在同一年,不能簡單相加,但是整體規模大體維持,即192+146或192+116或192+123,338、308、315,即在300人左右。(趙巖:《里耶秦簡所見秦遷陵縣糧食收支初探》,《史學月刊》,2016年第8期)

上述所見一年間,隸臣妾死亡率為18.54%;居貲死亡率為2.63%。

那麼,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需要將之與遷陵縣的戶籍人口進行比較,還是來看簡文:

遷陵卅五年豤(墾)田輿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四頃【卌一畝】,戶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畝一石五【鬥】;戶嬰四石四鬥五升,奇不率六鬥。

秦始皇三十五年,整個遷陵縣的在籍民戶為152戶,根據里耶古城北護城壕出土的「南陽里戶籍簡」,每戶包含臣仆、奴婢的戶口比為1/6,不計入奴婢的戶口比為1/5.8,也就是說,遷陵縣的在籍黔首口數約為882—912人。(見唐俊峰《里耶秦簡所示秦代的「積戶」與「見戶」》,《簡帛網》首發,2014年2月8日)

簡單比較一下規模,如果我們不考慮遷陵縣未入戶籍的濮人、楊人、臾人等少數民族戶口,只計算在籍黔首與刑徒的總和為總人口數,則刑徒占總人口比為25.24%—27.70%,即超過總人口的1/4。

按照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對於秦統一中國時人口的估算,此時整個秦朝統治下的人口應為4000萬人以上,也就意味著,可能有1000萬人在穿著赭衣,以刑徒的身份在為秦帝國勞作著……

這個數字看起來無比驚人,但考慮到在里耶秦簡中大量出現的,派遣刑徒至田官處耕種公田的記錄,以及《雲夢秦簡》中記錄秦律中動輒得罪的綿密規定,加上嚴格的連坐制度,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比如上述秦始皇二十八年新增的隸臣妾35人,按照戶口比,相當於6戶黔首一下子跌落到刑徒的身份中,當年遷陵縣的總戶數也不過是191戶,1年就有3.14%的良民「犯罪伏法」,這個所謂的「犯罪率」實在夠嚇人,更何況還有大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150年的刑徒人力積累呢?

畢竟從現有的簡牘和律文來看,秦國很大一部分刑徒並無刑期的明確規定,秦朝的「司寇守囚」之類的記載則顯示,在秦始皇三十一年之後,秦朝才開始施行新的刑期制度,也就是說,在這之前的秦國、秦朝刑徒們,除了希望縹緲的立功拜爵贖刑,基本上就是無期徒刑,甚至還會讓自己的子女接著淪為「賤民」。

那麼問題來了,正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自由國民不斷減少,它的財政、兵源自然會受到削弱,國力只會不斷失血,為什麼秦國反而越來越強大?

要解釋這個悖論,就不得不提秦國和秦朝的「田部」與「田官」,這兩個詞兒雖然都帶一個田字,指明了其服務的對象都是「田」,也就是農業,但卻大有不同。

據王彥輝對里耶秦簡的研究,在「貲罰名簿」中「田官佐」和「田佐」並存,在「作徒簿」中「付田官」與「付田」並存,在考課名目中「田官課志」與「田課志」並存,說明,「田官」和「田部」(也寫作田)屬於兩個系統,而這兩個系統從公文、人事管理上看,應都受遷陵縣的主管。

田部,正是上文中提到里一級田典的上官,他的主要職責是:

一、計戶授田,編訂田籍;

二、管理農田水利,督促生產;

三、飼養官有牛馬,保護耕牛;

四、征收田租和芻藁稅。

整體來看,屬於農業管理的業務,官有耕牛的使用,也屬於統籌管理的范疇,而授田的過程在西漢初年的《二年律令·戶律》中描述了過程,即鄉部按照立戶的先後順序,編訂未受田宅者的名籍,上報縣廷。同時,鄉部還要把國家掌握的土地編訂成籍,一並上報縣廷。最後,由縣廷對名籍和田籍進行審批後進行授田,授田過程也按立戶先後次序進行。

這里面沒有田部什麼事兒,可在《里耶秦簡》中,對於墾荒田的申報,卻有田部和鄉部並行的記錄,也就是說,可以田部上報,也可以鄉部上報,職能上有明顯的交叉,以秦律的責任制度來判斷,這種交叉應該是有意為之,以「雙保險」的方式,最大程度保障基層數據的準確性。

值得注意的是,秦民的「墾草田」並不是隨意的,而是需要提交「爰書」,由田部或鄉部上報縣廷,縣廷批准後,才允許開墾並入田籍,而這份「爰書」中還要寫明所墾「草田」的方位、畝數和用途。換言之,響應國家的「耕戰國策」,也得打申請,沒批准就響應,也是犯法。

從上述信息來看,「田部」實際上是所有田地的管理部門,相應的文書申請,都可以走他這個系統,而「田官」,從里耶秦簡所見的大量使用刑徒耕作的記錄來看,這是一個經營部門,其獨立的倉庫也負責一部分戍卒的糧食供應,也就意味著田官管理下的土地耕種者,可能也包括戍卒。

話說到這里,其實田部和田官的區分已經很清晰了。

前者的管理職責主要面對的是依法「授田」的民戶黔首,其公共服務性的工作,比如養育牛馬、修治田間道路等等,是面向所有農業事務。

而田官的業務對象很簡單,就是對「官有土地」的經營性耕種,而除去邊地的戍卒之外,常態的勞力力來源,就是刑徒。

盡管存世簡牘中並沒有明確記載秦朝「官有土地」的規模,其大量使用刑徒勞作的人力投入卻是清楚的,在占遷陵縣總人口1/4的刑徒,大部分都被投入到田官耕種的情況下,其「官有土地」的規模自然小不了。

不僅如此,正如上文中所引的秦國縣以上官吏的圖表,不同官署所經營的手工業製造部門,也需要刑徒來支撐,秦法所製造的源源不斷的刑徒,恰恰為秦帝國規模巨大的「官營經濟」和「王室經濟」提供了充足的勞力力。

這就為上面的問題拿出了完美的解釋。

秦帝國的統治,建立在王室與官僚組織同盟的基礎上,簡化一下,即「君相共治」,此時的君主擁有少府系統,基於刑徒勞作而獲得的龐大收入以維持宮廷和賞賜、維系軍隊忠誠的支出;而以相權為代表的官僚組織,同樣依靠著龐大的「官有土地」+刑徒的一部分農業收入與有爵民戶繳納的田租、賦斂,以維持龐大的官僚系統的支出。

從財富規模的角度來看,有爵民戶所繳納的租稅可能還比不上這部分「官營經濟」的收入,畢竟前者是比例繳納加定額人頭稅,是一個收入比例數,而後者除了按日支出口糧之外,產生的所有收益全部歸屬於國家所有。

在此條件下,「君相聯盟」,或者說「君吏聯盟」,製造的刑徒越多,其力量只會越來越強,對於「民」的優勢,也只會越來越大。

但必須指出的是,這個結構循環看似完美,卻是以「民」,也就是二十等爵制之下的黔首的經濟和人身自由為「養料」的,他們的所有「食物」都來自於「君吏聯盟」體系之外。

這種持續的侵奪,在秦沒有統一六國時,戰爭長期持續勝利,斬首記功體系幾乎普惠參戰平民的情況下,不會造成太大的不滿,因為他們可以牆內失去牆外補。可等到秦統一天下之後,「君吏聯盟」依靠秦律繼續一步步蠶食二十等爵制下的平民生存空間時,北方和南方曠日持久的治安戰並不足以提供更多的「爵位」來彌補損失,邊疆人力資源的枯竭,又需要持續不斷地補充,秦朝對於「民」的侵害只能由低向高地不斷攀升。

直白地說,就是血盆大口從整個平民社會的最底層吃起,先是「七科謫」,再是「低爵者」,逐步蔓延至「大夫爵」的群體,這部分人有社會資源,有閱歷,甚至有豐富的軍事組織經驗,當他們認清自己也將是帝國的「代價」時,立刻便會反戈一擊。

陳勝在大澤鄉點燃的烽火,根子並不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在於他想歲月靜好已經不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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