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民營經濟與「新半壁江山」

「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現，可謂中國產業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變局。格局突變，讓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制度創新窗口期。

來源:吳曉波頻道（ID:wuxiaobopd）

作者:吳曉波

01

今年8月24日凌晨，浙江樂清一位女生乘坐滴滴順風車，途中遭司機強暴殺害，其間，女生的朋友曾將信息投訴至滴滴平台而未得回應。案件曝光後，輿論嘩然，滴滴隨即宣布暫停深夜服務。

不過，9月15日，滴滴恢復了深夜服務。在暫停期間，出現了另外一股輿論潮：「如果沒有滴滴，我們如何出行？」創業於2012年的滴滴，通過互聯網技術和強悍的價格戰，在短短數年內重構中國專車出行，占據了92.5%的市場份額。

如果說，專車出行是城市生活的基礎設施，那麼，滴滴無疑是一個「類壟斷者」，而且具備了不可替代性。

在滴滴出現之前，這個行業的主導者是數以萬計的計程車公司，它們幾乎全部掌握在各地的國有資本集團手中，以牌照制形成準入壁壘。而滴滴以技術做到破壁，並讓優勢不可逆轉。

當今中國，像滴滴這樣，在基礎設施層面上構成絕對優勢的民營企業，不乏其數。

在流通市場上，阿里和京東控制了半數以上的服裝、家電零售，順豐和「四通一達」等則統治了物流；

在信息資訊市場上，騰訊、微博控制了社交流量，百度勒住了搜尋入口，今日頭條占據了新聞分發的頭部，幾乎所有政府媒體的影響力都必須建立在它們所提供的平台上；

在生活服務市場上，美團點評、攜程、58同城等公司滲透到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並讓相關的產業服務越來越趨於集中；

在金融服務市場上，阿里和騰訊在移動支付環節上形成雙寡頭，並正在通過供應鏈金融的方式，解構傳統銀行業的作業流程和既有優勢；

在房地產市場上，2017年，有三家公司的營業收入超過5000億元，另有13家的收入過千億，其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它們對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居民消費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國際貿易市場上，阿里的跨境電商業務正在把零散的對外零售貿易驅趕到統一的信息平台上；

如果說在上世紀末，講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它們是電力、金融、能源、通信經營商等，基本完全被國有資本集團所掌握，那麼今天，民營資本集團在社交、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地產、物流及媒體資訊等領域，已居於很難撼動的支配地位。

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現，可謂中國產業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變局，而它們都是在最近的十餘年之間發生的。

02

中國改革四十年，一言以蔽之，就是民營經濟的崛起史，以及在這一進程中，國有、民營兩大資本集團的激烈博弈。

關於民企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認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早在1981年，官方的提法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1984年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1987年則迭代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三個表述的微妙遞進，展現出市場力量的步步緊逼和不斷壯大。

民營經濟第一次被承認為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是在1988年，在這一年，民營部門的用工人數歷史上第一次超過國有企業人數。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認為，「改革開放十年，中央最大的意外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也是在這一年，媒體上第一次出現了「企業家」這個新名詞，而政策部門開始討論國有企業往何處去，有人提出了「將現有的國有企業向有限責任公司過渡」的改革方案。

其後的爭論一直未歇。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10月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中央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

在這一綱領之下，國企和民企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仍然存在極大的討論空間。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性爭論是，民企的壯大會不會導致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變色。吳敬璉在1997年的一篇論文中認為，「只要共產黨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無論國有經濟成分是多是少，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從1998年到2003年，國有企業系統進行了「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兩輪重大重組改革，而民營企業也得到了極大的鼓勵和發展。其最終，朝野達成的理論共識是——國有企業必須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居於主管地位，民營企業要積極當好配角和起到有益補充的作用。

在後來的十多年里，這一論斷是很多經濟制度創新的基本前提，甚至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也未遭遇挑戰——僅僅例外的是，在大學的經濟學課堂上，同學們會偶爾爭議一二。

如果沒有革命性的要素突變，國企與民企的楚河漢界似乎將一直平和地維持下去。

民營企業家馮侖便一再告誡自己的朋友們：「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民營資本從來都是國有資本的附屬或補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遠離國有資本的壟斷領域，偏安一隅，做點兒小買賣，積極行善，修路架橋。」

03

所以，今日之大變局，不是制度創新帶來的，而是技術變革的產物，換而言之，是信息革命的結果。

在工業革命時期，國有企業取得產業主管地位的手段，是控制「渡口」和戰略性能源。

所謂「渡口」，就是信息交易的節點，政府通過牌照形成準入制度，從而控制信息和思想產品的分發，並從中獲取主導權和商業利益。而戰略性能源處在工業製造產業的上遊段，通過對之的壟斷和價格控制，國有資本既避免了在充分競爭領域與民營企業的正面交鋒，卻可以在後者創造的景氣中分享利益。

2003年之後的國有資本，基本是在這兩大領域進行布局，細數當今的一百多家中央企業，無一例外。在2018年的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別是國家電網、中石化、中石油、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築。排名前三十的企業中，來自民營資本集團的只有華為、平安等五家。從這個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既定的戰略目標和產業格局之下，國有企業的強勢和控制力並未削弱。

今天發生的變化，是一次「重新定義」——2010年代的中國社會，在從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的轉折進程中，到底什麼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以及什麼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

今年9月，阿里巴巴創業19周年，11月11日，騰訊創業20周年，它們如今是全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正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間，與這兩家公司同時創業的，還有新浪、搜狐、網易、百度、攜程、京東等等。

如果說，這些企業是互聯網PC時代的英雄，那麼，如今的「小三巨頭」——滴滴、美團點評和今日頭條則全數誕生在2012年前後，是移動互聯網下的巨蛋。

在這場歷時二十年的互聯網運動中，馬雲和馬化騰們以技術和模式創新，改變了很多產業的資源和利益分配方式，再造了秩序和遊戲規則，從而瓦解了國有資本所控制的一個又一個「渡口」。

04

這一過程的做到，並未發生直接的肢體衝突和爭奪。在所有波及的領域，國有企業幾乎沒有失去或做錯什麼，就逐漸地被掠奪了主導能力。

在工業革命時期，所有競爭優勢的形成，都是可物質化和有量化邊界的。中石化和中石油，只要控制了油田的開采權和石油進口權，再收編所有的加油站，那麼，它們就能迅速建立起不可撼動的絕對優勢。

但是，在信息革命時期，選擇的主導權不再屬於資源支配方，而被轉移到億萬消費者手上，這需要運用最先進的互聯網技術，並進行不斷的優化和經歷無數次的試錯迭代，而這恰恰是國有企業體系很難培養起來的能力。

所以，如今那些被視為新基礎設施提供商的企業，所採用的成長模式都是異地重建式（電商）、河流改道式（社交）或升維再造式（服務）。它們與國有資本集團不處在同一競爭維度和博弈空間里，甚至話語體系都南轅北轍。

在「主配角」時期，國資集團居於產業的上遊和核心「渡口」，從能源性物資採購、設備進口指標、產品出口配額、金融服務等各個環節上，均可以對民企形成利益尋租和戰略性鉗制。可是在今天，新經濟公司居於信息的上遊，對傳統國企的產業依賴度非常之低，兩者之間的主配角結構已經消失。

這一場景，是陌生的、前所未見的，也是需要政商兩界共同直面的。

月前曾有人拋出「民營企業離場論」，引發極大的恐慌和爭議，其實理性的分析一下，此論提出者對「新半壁江山」格局完全不了解。當今中國產業經濟，國家電網、中石油、中國移動一旦離場，後果當然不堪設想，而阿里、騰訊乃至滴滴如果突然離場呢？

其風險不僅僅在於商業利益，而更在於公共秩序的代價。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馮侖的告誡其實已經落空。

民營資本已經無法「偏安一隅」，它們做的買賣越來越大，而且顯然已進入所謂的「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或者說，它們自主建設了諸多的支柱性產業，成為新基礎設施的供應者。如今，有些巨型互聯網公司完全可以被視為「國家企業」或者「社會企業」，用「積極當好配角和起到有益補充的作用」來定義和要求它們，是可笑的和不現實的。

對這一景象的視而不見，無疑會造成重大的國情誤判。今天，民營企業的焦慮和對前途的迷茫，以及相關政策的不匹配，就本質而言，正是格局突變所帶來的角色不適感。

05

放眼中國未來，民營資本集團在新支柱性產業的擴張能力，可能會越來越強。

首先是大數據產業，它被認為是「未來的石油」，是所有產業運行的底層設施，在大數據和雲服務領域，阿里、騰訊和華為三分天下，格局基本確定。

再者是決定今後十年的新興高科技產業，無論是人工智能、生物基因，還是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民營企業的領跑現象似乎也難以更改。

另外一個常常被忽視的戰略級勢力，是風險投資集團，他們掌握的數以萬億計的風投資金，又將拓展出一條又一條「賽道」，讓產業突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

這種因技術破壁而帶來的資本競合格局，不得不讓人開始重新思考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與共存方式。而這個課題，其實正是改革開放的肇啟。

四十年前的1978年，中國沒有一家民營企業，到1988年，它成為就業意義上的「半壁江山」，再到2018年的今天，我們重新提出「新半壁江山」，由此，你驚奇地發現，好像毫無路線預設的中國改革，實則一直有一條強大的市場化內在邏輯。如同大江之浩蕩東流，其間曲折百回，驚濤與礁石搏鬥，舊水與新流爭勢，但是，趨勢之頑強，目的之確然，卻非任何人可以抵擋。

格局的大突變，讓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制度創新窗口期。

甚至在我看來，經典意義上的管制放鬆，對於未來的所有制改革都未必是決定性的主題，更具有挑戰性的命題是：如何探索國有資本的創新范式、對民企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以及，是否需要建立新的經濟協商制度。

如果說技術創新所帶來的變革是剛性的，不可逆的，那麼，制度創新則可能更為柔性和具備本土特徵，所需要警惕的是，兩者的衝突和認知錯位，以及可能路徑的選擇方案。

這是一篇沒有提供答案的小專欄，也許還有點不合時宜。

不過，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讀到它，並引發必要的思考。中國經濟改革的偉大和複雜，在於它的前無古人和無所借鑒，在這個意義上，我與一些市場派前輩不同，我承認中國特色的真實存在。

本文已獲得吳曉波頻道授權，推薦關注財經第一自媒體－吳曉波頻道

– END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本公眾號轉載此圖文僅出於傳播更多資訊之目的。如有侵權或違規請及時聯繫我們，我們將立刻予以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