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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指出，西方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的認識一直存在三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將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而忽視了在以黃河中遊為代表的中原文明形成之前還存在多個區域文明；第二個錯誤，是將中原文明等同於唯一的中國早期文明，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為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標誌；第三個錯誤是以青銅器、文字、城市出現等所謂「三要素」作為判斷文明的絕對且唯一的標準，而將未發現青銅器、未破譯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這些錯誤背後的偏見，隨著良渚文明的確認而得到破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劉斌、王寧遠、陳明輝、朱葉菲，在《良渚：神王之國》中寫道，「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和哈拉帕文明，所處地理位置相對獨立，文化面貌較為統一，且均產生於公元前3000年前後。而中華文明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是指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中心形成的大的文明體，實際上是多個區域文明逐步融合的產物。」
良渚文明便是中國區域文明時期的重要代表。「其所處的公元前3000年前後，中華大地上已孕育多個區域文明或強勢文化，如良渚、屈家嶺、大汶口等，這些文明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文化交往，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反而處於文化發展相對緩慢的階段，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對中原的文化發展進程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良渚古國，究竟被寫在中華文明史的哪一個刻度？
距今約5500年，長江中下遊地區率先進入了文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良渚古國。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確認了原本被認為屬周漢時期的琮、璧等玉器，是出自良渚文化墓葬中的；上世紀80年代前後，江蘇張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瑤山、莫角山等遺址的發掘，發現大量隨葬玉琮、玉璧、玉鉞等玉禮器的權貴大墓，同時發現莫角山等人工堆築的巨型土台。這說明，良渚文化已顯露出文明曙光，甚至已進入文明階段。
如今考古學界對於歷史分期的表述，主要分為邦國時代、王國時代和帝國時代。在邦國時代，借用考古學泰鬥蘇秉琦的話形容即為「滿天星鬥說」——無中心的多源論；王國時代就是從滿天星鬥到月明星稀，進入有中心的多源，其中最重要的節點為二裡頭；再往下，從王國時代轉向帝國時代，是從秦朝開始的。
考古學家許宏把整個上古史分為兩個階段：以二裡頭為界，往上是前中國時代；往下是以中原為中心的時代。二裡頭開啟了東亞大陸的青銅時代，以它為分界的標誌，二裡頭之前是無中心的滿天星鬥；二裡頭開始則是月明星稀，即有中心的多元王國時代。
許宏提出，二裡頭之前的良渚，是「在滿天星鬥中最亮的一顆星」，即前中國時代最大的政治實體之一，它為後代文明給養，而後代文明又揚棄了它的部分東西。
從2006至2007年，考古發掘確認了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正是良渚文明的都邑。
良渚文明在哪裡？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地區，位於浙西丘陵山地與浙北平原的交界地帶，西依天目山，其南北均為天目山餘脈圍繞，向東開放，總體形成一個三面環山的 C形盆地，總面積800多平方公里，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而良渚古城遺址，就處於C形盆地北部，距杭州市區大約20公里。古城的主體結構分為三重，中心為莫角山宮殿區，其外環繞的是城牆和外郭，堆築高度也是由內而外逐次降低，顯示出明顯的等級差異，形成類似後世都城中宮城、王城、外郭的三重結構。
考古專家指出，這是中國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
最新的考古發掘又確認，良渚古城外圍還有規模宏大的水利系統。其年代距今約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因此，良渚古城具有完備的都城結構，擁有複雜的子系統，可推測此古城為良渚文化的「首都」。
許宏認為，東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適應環境的產物，它們也的確都是區域性文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良渚古城考古團隊核心成員王寧遠，是良渚遺址水利系統最主要的發現人。根據他的考證，5000多年前，杭州市西北郊瓶窯鎮是一片河湖遍布的水鄉澤國，良渚人在此地建造了良渚古城。
水利系統是良渚古城的有機組成部分，由11條人工堤壩連接山谷和孤丘組成。工程浩大，估算其總土方量即達260萬方。考古專家初步推測，該水利系統具有防止山洪、形成水上運輸網路和農田灌溉等多種功能。
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中，埃及、兩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為旱作農業文明，以小麥種植為經濟支柱，水利設施多為以灌溉為目的之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態；而良渚文明是東亞濕地稻作文明的典型代表，其水利系統以堤壩形式出現，帶有明顯的防洪調水功能。
王寧遠在《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的遺址調查與發掘》中指出，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東方各早期文明的出現與治水活動密切相關，甚至提出了「治水文明」和「治水國家」的概念。「良渚古城正是中國境內最早進入國家形態的地點，水利系統與它在空間和時間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所以，這一發現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南方地區高度發達的稻作農業，是良渚社會發達的重要基礎。
「為什麼那麼先進？稻作農業發展，長江下遊5500年前左右開始實行犁耕，等到良渚時期，犁耕比較普遍，（考古）發現了大規模的水田，甚至發現牛的蹄印在稻田上，顯然是犁耕促進了稻作農業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巍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良渚考古發現的大量稻谷，「顯然是稻作農業的發展，另外它可能是集聚了很多周圍人供納的糧食，為王服務，然後有這麼大的農業，才支撐這麼大的人口，才有大約1萬人需要10年的時間才能修的水壩。」
良渚遺址群一處被焚毀的「糧倉」中，發現了數萬斤的炭化稻谷。近年來在良渚古城外圍，還考古發現了大面積良渚文化時期的稻田。這些反映了環太湖地區當時稻作農業生產的高速發展。
發達的農業，為良渚帶來了什麼？
得益於稻作農業經濟的鼎力支持，良渚社會的手工業得到空前發展，生產了大量異常精美的漆器、玉石器。考古專家認為，這些手工業生產活動所需的原料與產品的分配、流通全部為貴族壟斷。這種經濟模式側面反映了良渚社會高度分化的結構特徵。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說：「只有發達的農業作為保障才能有剩餘產品，才能供養工匠和大量的勞力力，才能建成這麼大的城和水利系統，這就是社會分化。社會分化有兩種：一種是職業的分化，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良渚肯定已經有了士農工。另外一個就是社會分層，良渚的貴族墓是一般墓地沒法相比的，已經有了階級分化。」
墓葬，則是良渚社會結構高度分化的一個關鍵折射面。良渚社會的王陵區在莫角山宮殿區西側一條南北向的高壟之上，自北向南依次為反山、薑家山和桑樹頭三個考古地點。反山位於莫角山遺址西北角，東西長約90米、南北寬約30米、高約6米，1986年發掘了該地點西部的三分之一，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石器等珍貴文物。
墓葬何以和社會分化聯繫？考古發現，大型貴族墓葬的隨葬品種類豐富、製作精細華美；而普通人的墓以隨葬陶器為主，數量有限。良渚古城外圍還分布著瑤山、匯觀山等祭壇遺址和權貴墓地。瑤山和匯觀山祭壇都修築在自然山丘的頂部，挖溝填築形成規則的回字形土框，祭壇廢棄後，被用作顯貴者的墓地。
「良渚遺址當時很發達，周圍福泉山、高城墩、寺墩、趙陵山也都有很多埋在墳山上高等級的墓葬。」嚴文明提出，可以推論，假若良渚是國都的話，那些地方就是各個州郡所在地。「這就是一個很像樣的廣域王權國家了。我們過去都說新石器時代，但是新石器時代就不一定產生文明嗎？就不一定形成國家嗎？良渚就是一個例子。這在社會發展史上，真要寫上重重一筆，突破了過去的傳統觀念。」
《良渚：神王之國》中寫道，良渚的玉器數量巨大、種類豐富，在中國史前玉器中獨樹一幟，是史前玉文化發展的最高峰。良渚人創造出一套以琮、璧、鉞、冠狀飾、三叉形器、玉璜、錐形器為代表的玉禮器系統，許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圖案，而且玉琮、冠狀飾、玉鉞柄端飾等許多玉禮器的構形都與表現這一神徽有直接的關係。
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玉器的紋樣高度一致，神人面圖像幾乎是共有母題，反映良渚社會具有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說明良渚社會存在一個權力中心。良渚國王和權貴通過一整套標誌身份的玉禮器及其背後的禮儀系統，達到對神權的控制，從而完成對王權、軍權和財權的壟斷。在良渚文明中，神權至高無上，神權與王權是緊密結合在一起。
良渚遺址的考古，給今人驚喜無限。不過看起來「繁花似錦」的良渚社會，也免不了走到「全劇終」的一天。
李偉在《良渚：巫政之國的興衰》中稱，許多考古發現指向了一個事實，即良渚文化的晚期依舊相當繁榮。「它的運行軌跡並非是一個拋物線的形態，而更像在長期的輝煌後戛然而止。除去墓葬，良渚遺址群內發現的晚期遺物比早期和中期的遺物要豐富得多。雄偉的良渚城牆也一直屹立到晚期。」
王巍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從事環境研究的專家提出，大約距今4500~4300年的時候，全球性氣候變化，降雨量不均衡，溫度不穩定。長江中下遊的地下水位上升，原來的稻田都變成沼澤，農業遭受嚴重打擊。「稻作面積顯著減少，農業支撐不了那麼大的人口和社會系統。」
在距今4500年以後，一度繁榮的長江中下遊地區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中原和北方地區後來居上，開始了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
研究二裡頭的許宏說過，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為代表的龍山時代眾多區域性邦國文明，各領風騷數百年，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它們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過程，而與後起的中原青銅文明僅有或多或少的間接關係，這就使東亞大陸的國家起源進程呈現出‘連續’中的‘斷裂’的態勢」。
良渚古國，顯然不是「最早的中國」，但可以說是中國境內目前所知最早的國家。在許宏眼中「前中國時代」最亮的那顆星，良渚，曾經璀璨地存在過，又戛然而止。
嚴文明曾講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良渚的考古從一開始就不是挖寶。」我們後人對良渚遺址的刨根問底，既是解讀古老的文明密碼，更是為中華5000年文明的真實性，找到有據可循的科學證據。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