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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國當代歷史中的關鍵一年。
這年1月，《人民文學》發表了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乃至如今一提起徐遲，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報告文學，而不是他的詩。這部作品描寫了數學家陳景潤探索哥德巴赫猜想的艱苦歷程，陳景潤也因此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人物。
徐遲筆下的陳景潤，是個敏感、內向，卻始終堅持自己的追求的數學家。他的童年很少歡樂，過早目睹了舊社會人吃人的慘狀，將自己封閉在唯一的愛好——數學中。讀高中時，數學老師告訴大家：「自然科學的皇后是數學。數學的皇冠是數論。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由此種在了陳景潤的心中。從廈門大學數學系畢業後，陳景潤來到北京的一所中學教書，不善言辭的他感到巨大的挫敗感，疾病更打擊了他的自信心，失業是難免的。就在這時，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慧眼識英，邀請他回校，但並不給他安排教學工作，他得以潛心研究。其間，他的一篇論文引起了華羅庚的注意，陳景潤由此重回北京，進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工作，集中精力探索哥德巴赫猜想。1966年，陳景潤在《科學通報》上宣布了他的探索結果，但未發表證明過程，他認為自己的證明過程太複雜。為了使其更簡潔，他一直在修改自己的論文，然而此時他已逐步陷入「文革」的狂風暴雨中，被指責為走「白專道路」，遲遲未提交論文也被有心人士解讀成了「貪圖稿費」，身處暴風中心，陳景潤仍心無旁騖，專心在自己的論文上。後來，數學所來了一位周大姐，政治部主任周大姐和黨支部書記李書記關懷陳景潤的生活，讓他的心中有了光明。1973年，陳景潤完成了論文，他只對李書記說了一句話：「這是我的論文。我把它交給黨。」
作為普通讀者，我們無法接近哥德巴赫猜想，也無法接近陳景潤的探索過程，太多的專業知識將我們排除在外，但從報告文學中我們能夠體會到陳景潤在探索過程中表現出的迎難而上、堅持不懈，這主要歸功於徐遲富有張力的文字。他以「攀登高峰」的比喻手法來表現陳景潤的精神：
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瑪峰的英雄登山運動員，爬呵，爬呵，爬呵！而惡毒的誹謗、惡意的污蔑像變天的烏雲和九級狂風。然而熱情的支持為他撥開雲霧；愛護的陽光又溫暖了他。他向著目標，不屈不撓；繼續前進，繼續攀登。戰勝了第一台階的難以登上的峻峭；出現在難上加難的第二台階絕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淵之上；他只管攀登，在無限風光之間。
在《哥德巴赫猜想》發表兩個月後，即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實際上，《哥德巴赫猜想》正是為這次大會而寫的。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上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此前被壓抑的科學如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科學家重新成為受人敬仰的職業。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大會閉幕式上提交了書面發言《科學的春天》，熱情洋溢地表示科學的春天到來了。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可以說是預告科學的春天到來的「報春花」。陳景潤的事跡、徐遲的文筆、發表的時機共同造就了《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國報告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報告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介於文學與小說之間，一方面必須建立在事實而非虛構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必須賦予其文學性從而讓其具有觸動人心的力量。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與時代緊密相連。早期的報告文學以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人運動為主，之後報導的內容越來越廣，周恩來的《旅歐通信》與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被認為是報告文學形成期的代表作品，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不斷的戰爭不斷磨礪報告文學這一年輕的文體，使其甄於成熟。如果要舉出普通讀者最熟悉的報告文學經典的話，除了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外，當推魏巍1951年從朝鮮戰場上發回的《誰是最可愛的人》。
平心而論，報告文學在小說這樣的強勢文體前多少有些失色，但報告文學的現實性、時效性使其富有活力，報告文學從不缺席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時刻，它熱情地鼓與呼，也啟發讀者的思與行。
改革時代造就了「喬廠長」「陳奐生」兩個文學典型人物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改革開放時代來臨了。
改革開放永久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今天當我們提到這四個字時，有太多漂亮的數字足以使我們自豪，而改革的艱辛似乎隱退其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有一批文學作品聚焦於改革進程本身，這便是「改革文學」。
1979年7月，「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品——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發表於《人民文學》。這部短篇小說刻畫了「喬廠長」喬光樸這一經典形象。喬廠長本來並不是廠長，而是比廠長更高一級的經理，電機廠兩年多沒完成生產任務，喬光樸主動請纓重回廠長崗位，並且立下了軍令狀。喬廠長上任後，花了半個月掌握了廠子的現狀，旋即展開了雷厲風行的改革。廠子最大的問題是人浮於事，生產效率低下，喬廠長推出第一招便是對全廠職工進行大考核，考核過關的留在車間，考核不過關的成了「編餘人員」，經過一番整頓，生產效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
改革的過程不僅是提高生產效率與創造企業利潤的過程，也是收拾人心的過程。或許，在後一個層面，更能表現出改革的複雜與艱難。喬廠長的熱情感染了身邊許多人，使他們從冷漠與遲鈍中蘇醒過來，共同投入到廠子的發展與國家的「四化」建設中。然而喬廠長也必須面對因為他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勢力，在小說的結尾，他收到了幾封控告信，喬廠長的主管霍大道對他說：「老喬，搞現代化並不單純是個技術問題，還要得罪人。不幹事才最保險，但那是真正的犯罪。」
小說在塑造喬廠長這個雄心勃勃的企業家的形象同時，也塑造了前廠長冀申這一反面形象，他對生產一竅不通，卻精熟於搞人際關係，善於呼口號卻不願幹實事，凡事總是將個人的安全與利益擺在第一位。改革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是順勢而為、成就一番事業，還是逆勢而動、只知明哲保身，作者的態度很明確，讀者的態度想必也很明確。
《喬廠長上任記》講述的是工業領域中的改革故事，1980年2月，《人民文學》發表的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則講述了改革給農民生活帶來的變化。高曉聲的七篇小說塑造了陳奐生這一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形象，《陳奐生上城》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
陳奐生本是「漏鬥戶」主，常年吃不飽飯，依靠借糧度日，1979年政策一變，就扭轉了陳奐生十年虧糧的局面。陳奐生不僅能吃飽飯，還有餘糧上城裡賣油繩，日子有了起色，他也開始追求「精神生活」了。陳奐生在火車站賣完了油繩，因為受涼發起了高燒，倒在了候車室內，恰巧到陳奐生所在的大隊蹲過點的縣委書記吳楚來坐火車，他帶陳奐生看醫生，又安排了招待所讓他住下，但匆忙之中忘了付房錢，陳奐生一覺醒來，一方面感激吳書記的恩情，另一方面又為自己要付五塊房錢而痛心不已，但轉念一想，自己的這番遭遇可是其他人未曾有過的，「花了五塊錢就買到了精神的滿足」，樂悠悠地回家了。（《「漏鬥戶」主》《陳奐生上城》，1980年）
因為看中了陳奐生與吳書記「不一般」的關係，大隊工廠請陳奐生轉業做採購員。陳奐生再度上城，吳書記熱情接待了他，只是對於陳奐生的要求，他也只能寫張條子，讓他去一個廠子碰碰運氣。貪得無厭的王廠長見陳奐生連一根煙也不敬，表示勻不出材料給他。正當陳奐生垂頭喪氣時，他偶然結識的一個有經驗的採購員告訴他，不妨試試吳書記手下辦公室主任這條路，沒想到劉主任只跑了一趟就要來了材料。陳奐生雖然完成了任務，得到了一筆不菲的獎金，但心裡總不踏實，覺得自己不是當採購員的料。（《陳奐生轉業》，1981年）
陳奐生想著自己還是務農合適，按照國家政策，大隊要搞包產到戶，陳奐生有些猶豫，他聽說別人搞包產到戶後收成大增，但又擔心自己二十多年都是在公社中務農，真要單幹未必幹得好。在堂兄的開導下，陳奐生有了信心。實行包產到戶後，陳奐生憑自己勤勞的雙手成了「種田大戶」，後來還去了一趟美國，只是見著長草的綠地就覺得可惜，想動手開墾成良田。（《陳奐生包產》，1982年；《陳奐生戰術》《種田大戶》《陳奐生出國》，1991年）
陳奐生的變化，不僅是從饑餓到溫飽的生活上的變化，也是從自卑到自信的心態上的變化。改革對於像陳奐生這樣的普通百姓帶來的心態、觀念上的變化，或許比生活上的變化更為重要，高曉聲抓住了這一點，陳奐生系列的每一篇都有大量生動細致的心理描寫，為未曾經歷過這一時代的讀者留下了追蹤的線索。或許是時代的進步太快，陳奐生在接受新觀念的同時，也保留了一些落後的舊觀念，比如陳奐生仍然慣於用「精神勝利法」安慰自己，高曉聲對此也有所批評，但並不像魯迅那麼尖銳，在小說所用的蘇南方言中，這種批評更像是溫和的諷刺。
改革無止境，「改革文學」也一直在發展。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改革文學」自然有了更廣闊的天地。在「為時代存證」上，我們應當注意到，文學的價值並不比歷史更低。（易舜）
互動
改革開放四十年，當代文壇收獲了一大批優秀文學作品，這其中可曾有令你難以忘懷的作品？歡迎您來函參與「我與當代文學」互動，分享您與當代文學的故事，內容可以是對一部作品的讀後感，也可以是與一部作品相識的機緣、一部作品對人生的開悟與幫助，我們將在本策劃後續幾篇文章同期刊發2-3篇讀者來函，來函請在500字之內，投稿日期截止時間為11月15日，投稿郵箱為jjblszk@163。com，來函請在郵件標題處註明「我與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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