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先生今天120歲了，謝謝你畫裡的詩意和天真

原標題：豐子愷先生今天120歲了，謝謝你畫裡的詩意和天真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11月9日，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畫家、散文家之一——豐子愷——出生了。

這是一個甚至不需要多介紹的人物，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總能看到他那些有詩意，有諧趣，幾乎沒有人不喜歡的漫畫。他的畫，他的散文，都還在被不斷地編選、出版。要論民眾的喜愛和接受度之高，現代文藝界中能超出他的人恐怕不多。

豐子愷，（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石門鎮人。原名豐潤，又名仁、仍，字子覬，後改為子愷，筆名TK。是中國現代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音樂教育家、漫畫家、書法家和翻譯家。

前不久，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漫畫人間——豐子愷的藝術世界」展覽。看展的人們停留在他為小兒子恩狗（豐新枚的小名）所畫的畫前，讚嘆他為何能將如此日常的小兒情態描畫得如此親切又耐人尋味。——這種感受，與90年前，朱自清、鄭振鐸等人初次看到豐子愷漫畫時的感受相差無多。他的畫讓人們發覺日常生活之意趣，感受古詩詞句的境界，不曾遠離生活卻又仿佛體會到一個更乾淨純粹的世界。

朱光潛曾為豐子愷的畫展寫過一篇文章，說：「子愷從頂至踵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動笑貌，全都是藝術的。」而且，「要先了解他的畫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

 

在今天，我們紀念豐子愷先生，再一次欣賞他的畫作，也嘗試探求他的內心世界。

1933年春天的一日，豐子愷全家齊聚在故鄉石門灣——浙江北部嘉興與杭州中間的一個鎮子，一起嬉笑叫鬧，慶祝喬遷建好的新屋「緣緣堂」。為了這棟房子，35歲的豐子愷將積存的6000餘銀盡數花費，構造、陳設無不精心營造，使它合乎主人的理想和追求。緣緣堂取中國式的構造，「全體正直、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這樣光明正大的環境，適合我的胸懷，可以涵養孩子們的好真、樂善、愛美的天性。」

豐子愷故居，緣緣堂。

石門灣緣緣堂於豐子愷不止是一棟房屋，而恰如理想之落地。在這裡，豐子愷不事一切職務，度過了一段半隱居的安閒歲月。他作畫寫文，飲酒讀書，欣賞院中的四季風景，享受兒女環繞的溫情；且在創作上十分高產，諸多漫畫、隨筆之代表作都完成於此時。

平靜的生活過了不到五年，侵華日軍的戰火燒了過來。1937年深秋，「七七」事變已爆發數月，松江失守，嘉興遭多次轟炸……炸彈隨之炸到了石門灣，豐家開始了長達8年的逃亡之路。而在他們離開剛幾個月，就收到消息：緣緣堂已毀於戰火。

先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在豐子愷的一生中，石門灣緣緣堂雖然不是居住最久的處所，卻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舉足輕重，以至於呈現出一種近乎象徵的意義。避居於自己的小天地，與紛亂的社會保持距離，專事藝術和文學，這對於豐子愷而言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追求。但在歷史的大變局中，它難免屢受衝擊，飄搖動蕩。唯可慶幸的是，炮火可將新屋炸為平地，卻終究不能撼動無形的內心世界。童真，和平，藝術，豐子愷所執著於的一切，不僅伴隨了他的一生，又讓他的創作歷經近一個世紀也不損其光澤。

1937年春天，豐子愷在緣緣堂作畫。

兒童的崇拜者

豐子愷作品中讓最多人一見傾心的，大概要數他對兒童生活的描繪——豐子愷自己稱之為「兒童相」。上世紀20年代，豐子愷出版的第二本漫畫集，就已經以兒童作為主要題材。近些年，隨便翻開市面上的豐子愷漫畫、散文選集，有關兒童的隨筆和漫畫，往往放在最前。

隨便看看吧：《花生米不滿足》，小男孩氣鼓鼓地坐在桌邊，不滿意面前的寥寥幾顆花生米。《瞻瞻底車：腳踏車》，孩子握住兩把大蒲扇一前一後放在腿間，假裝腳踏車樣子；《阿寶兩只腳，凳子四只腳》，女孩阿寶打著赤足，卻一臉認真地給凳子的四只腳分別穿上小鞋子；《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幾個小孩子參玩著扮新人結婚的遊戲……誰看到這樣的畫，不會莞爾一笑呢？哪個養小兒女的家裡，不曾發生類似的片段呢？

豐子愷：《瞻瞻底車：腳踏車》

但畢竟只有豐子愷，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將這些家常生活的有趣瞬間捕捉到，又用畫家的手筆一個一個地記錄下來。「兒童的發現」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樁大事，但饒是多少理論譯介與觀點陳述，論觸動人心的能力，也比不過豐子愷用毛筆勾勒出的小兒情態。

因為豐子愷對兒童的「發現」，不是紙上得來，卻是出自對自家兒女的親近與觀察；而他對兒童的鍾情，又不止是「喜愛」，而是上升到「崇拜」。豐子愷1919年與徐力民結婚，從1920年起陸續生了長女陳寶，二女林先、三女（三歲時夭亡）、長子華瞻、次子奇偉（五歲夭亡），加上在豐子愷家長大的外甥女軟軟，當時豐子愷年紀雖然仍不甚大，家裡卻有大大小小好幾個孩子。而那一時期，豐子愷正「覺得世間一切枯燥無味，無可享樂，只有沉悶，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車一樣。這時期相當地延長，直到我深入中年時候而截止」，從家裡的小兒女處，他發現了一片更合乎理想的新天地，正可以反襯「成人社會的惡劣」。

他寫《給我的孩子們》，說：「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將兒童時期視為人生的黃金時代，當女兒阿寶長大，開始懂得將巧克力均勻分給弟妹，豐子愷的感受是「可笑」又「可悲」，因她開始「犧牲自己的幸福來增殖弟妹們的幸福」。（《送阿寶出黃金時代》）甚至當寫到因早產而死去的孩子阿難，他說：「你的一生完全不著這世間的塵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淨的生命。」（《阿難》）在他看來，孩子一旦長大了，成熟了，即失卻了那種完滿的率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的心情，若以現實的觀念去看，已經未免有些偏激。

《此生多珍重：豐子愷散文漫畫精選集》

作者: 豐子愷 

版本: 天地出版社 2017年7月

收有《送阿寶出黃金時代》《阿難》等篇目。

這樣一種思想傾向的特別，有一個有趣的例證。白傑明《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中引用了一則對比：豐子愷和朱自清的同題散文《兒女》，經葉聖陶之手發表在1928年的同一期《小說月報》上，兩人都剛剛年過三十，都有五個小孩。豐子愷在文中讚嘆兒女有「最健全者的心」，朱自清卻在哀嘆養育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像是「被剝層皮」，說自己的處境就如同魯迅有諷刺意味的小說《幸福的家庭》。

《兼母的父》

成人不堪孩子攪擾，往往是因其影響了自己工作或嚴肅事務；而在豐子愷，他擔心的卻是現實社會對孩子純真本性的玷污。價值取向上的根本有別，才讓豐子愷能在瑣碎繁雜的日常生活中，與兒女朝夕共處而不覺煩，甚至將種種任性妄為之舉都理解為「真率、自然與熱情」。

這是厭世？逃避？還是純真？本色？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豐子愷自己說：「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艷慕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屈服於現實，忘卻人類的本性。」

《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

作者：（澳）白傑明 (Geremie Randall Barmé) 

譯者: 賀宏亮 

版本: 鐵葫蘆·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戰亂與生機

個人性格中的厭世一面可以自尋平衡之方，戰火與國難卻是不得不用肉身面對的現實。離開故鄉和緣緣堂，戰爭的轟炸，逃亡的旅程，以及隨之而來的整個社會和文化氛圍的巨變，豐子愷都和幾萬萬國人一樣，不得不去經歷。

幾幅豐子愷作於抗戰時期的漫畫堪稱觸目驚心：一個年輕的母親抱著孩子餵奶，可她的頭卻已經被炸彈炸飛；一位似乎有孕的女子倒在路上，背後是飛下的兩枚炸彈和跑散躲避的人群。這些殘酷的畫面，來自豐子愷在顛沛流離中的所見所聞。對於懷有大慈悲心、全心向往和平美好的豐子愷，如此現實所造成的痛心是難以言喻的。

豐子愷：《轟炸》

他的畫風和文風隨之一變。漫畫作品自最早的古詩詞畫到「兒童相」之後，又轉向了直面社會現實的「人生相」；在《還我緣緣堂》等文章中，他厲聲控訴奪去家園的侵略者。他在漢口參加過繪制抗戰宣傳畫的工作，也在桂林教書時因學生竟從抗戰畫作感到滑稽而氣憤。從這一時期的豐子愷，我們能清晰地發覺，他絕非不辨大是非、只求隱避的消極遁世者。

但是，我們終究還是會看到，豐子愷直接描寫殘酷、悲慘、醜惡一面的作品並不多。他從來不否認社會生活黑暗一面的存在，但在為「苦痛相、悲慘相、醜惡相、殘酷相」一一寫照之後，他說，自己「恍悟‘斥妄’之道，不宜多用，多用了感覺麻木，反而失效」，——「藝術畢竟是美的，人生畢竟是崇高的，自然畢竟是偉大的。我這些辛酸淒楚的作品，其實不是正常藝術，而是臨時的權變」。

所以豐子愷的抗戰題材漫畫很快轉變到發現險惡中的生機，比如《生機》裡，破牆磚縫裡鑽出去的一根小草；比如《大樹》裡，被砍伐大半的大樹上冒出的新芽，他為這棵大樹做了一首詩，足以代表他在抗戰中所持的信念：「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他為1938年出生的小兒子取名時，先用「新條」，後改為「新枚」，皆是此意。豐子愷性格中的超脫一面，在戰爭和流徙中並未趨向悲觀厭世，卻體現為樂觀、信念和沉著，無論在怎樣的黑暗中，他總望向那一種綿綿不絕的生之力量。

豐子愷：《大樹》

在逃難途中，豐子愷一家經過蘭溪，遇到老同學曹聚仁。曹聚仁請他們一家吃飯，在席上反復數次說「大時代到了！」，又問及豐子愷的孩子中「有幾人歡喜藝術」，聽到豐子愷遺憾回答「一個也沒有」，他「斷然叫道：‘很好’！」後來，豐子愷又聽說，曹聚仁表示他的《護生畫集》如今可以燒毀了。——本是一次友善相接，卻觸及到了豐子愷心中最根本的堅持，令他無法接受。

於是，豐子愷特地寫文章針鋒相對地表達了不同看法，在好幾篇隨筆中都提及此事。他說，我們現在固然要「殺敵」，但這並非與「護生」相違背，正如人在大病中要服劇烈的藥，但這種藥畢竟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殺，必須改吃補品和粥飯，而補品和粥飯正應是「以和平，幸福，博愛，護生為旨的‘藝術’」。在禽獸逼人之時，不忘作為「人間和平幸福之母的藝術」，才「是泱泱大國的風度，也是最後勝利之朕兆」。

藝術與宗教

豐子愷是畫家，是散文家、翻譯家，也是藝術教育家。他寫過一系列藝術理論書籍，編譯音樂讀物，在多個學校教授過美術音樂課程。——這當然會讓人想起，豐子愷自己在浙江一師讀書時，正是在李叔同的藝術課堂上決定了自己的一生，從此不再離開藝術。

在豐子愷看來，藝術絕非一種專門的技藝，而是「人間和平幸福之母」，與每個人的本性息息相關。他相信藝術的普及教育，能讓人生和社會都變得美好。「藝術非專科，乃人人所本能；藝術無專家，人人皆生知也」。

也是因此，兒童才與藝術最為接近，「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界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見到」。兒童和藝術，豐子愷生命中的兩個關鍵詞，究極起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努力愛春華》

《有情世界》

豐子愷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話：「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立盡梧桐影——豐子愷傳》的作者汪家明說，一般評論家在引用這段話時，只注意了論證「藝術與兒童」，而忽視了這四者之間的關係。或許確實如此，一個藝術家作品的流傳，無論讀者還是出版者，都自會選擇那些最令人感到親近的部分復制與傳播，於是豐子愷沖淡平和，善於發現生活意趣的形象在大眾的認知中定格下來，而關於他的宗教信仰和性格中沉鬱的一面，卻自然而然地被遺漏了。

《立盡梧桐影——豐子愷傳》

作者: 汪家明 

版本: 中華書局 2014年9月

1927年農歷九月廿六，豐子愷三十歲生日當天，他在上海家中正式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取「嬰兒」之意。探究佛法，讓豐子愷可能從自己精神中悲觀厭世一面解脫出來，也讓他對人生終極問題的執著有了歸處。自此他日常吃素，並從1928年弘一法師五十壽辰之時，開始了《護生畫集》的創作。弘一法師與他締下一約：法師七十歲時，作第三集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八十幅；直至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豐子愷應允「世壽所許，定當遵囑」。於是整部畫集的創作從上世紀20年代延綿到70年代，最後一集畫於「文革」期間，豐子愷患肺病後得以離開牛棚回家，因擔心自己不久於人世，他拼命趕畫，直到1973年終於提前五年完成恩師的囑托。

但若細看《護生畫集》，其畫題類似常見的佛教勸勉不殺生的宣傳畫，嚴苛之處恐怕會令世俗中人頗難接受。雖然豐子愷本人亦非嚴格遵從律法，而且他曾解釋過，對護生的理解不應「拘泥字面」，其根本仍在於「護心」，即涵養同情之心。但是，佛教信仰在豐子愷一生中所占的分量，卻可以從中有所感受。

《護生畫集》

作者:  豐子愷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9月

豐子愷曾論述過藝術與宗教的關係：「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通。……吟詩描畫，平平仄仄，紅紅綠綠，原不過是雕蟲小技，藝術的皮毛而已。藝術的精神，正是宗教的。」所以對他而言，宗教占據高點，而無論兒童，藝術，宗教，最終都融匯到了同一個形而上的世界，他正是在這個遠離塵世的所在安放自己的心。

也因為這個世界的一直存在，讓他在生命的晚年，在「文革」後期，仍能繼續自己的創作和翻譯，仍與小兒子在書信中玩詩詞集句的遊戲，仍然能在《緣緣堂續筆》中讚美能使人「暫時脫離塵世」的藝術。直到生命的末尾，仍如朱光潛曾評價的，「子愷從頂至踵是一個藝術家」。

《前程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