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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濟南11月11日電（記者鄧衛華 王陽 應強）100年前的「雙十一」，一份停戰協定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雷道車站的福煦車廂裡簽訂，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鮮為人知的是，在硝煙散去的西線戰場上，仍有約14萬中國勞工繼續留下清理戰場、掩埋屍骨，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連日來，當年「華工軍團」的後裔們來到先輩曾經奮戰過的歐洲，與當地官員、軍人、民眾、華人華僑一起拜謁華工墓地，紀念那一段值得銘刻的歷史，告慰那些文明的使者、無畏的勇士，為他們偉大的功績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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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的紀念
號角深沉，士兵敬禮，眾人默哀。60歲的程玲和57歲的馬京東一起將「CLC（Chinese Labour Corps,中國勞工軍團）」字母形狀的白色花圈敬獻於華工墓地中，並將來自中國的煙酒糖茶等祭品擺放在墓碑前。
這是程玲第三次來到歐洲，她前兩次的行程都是為了給爺爺畢粹德掃墓。對於她和她的家族，為了找到畢粹德的墓地，他們花費了整整90年。
一戰華工在裝卸貨物（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攝，約翰·德·露西提供）
「我的爺爺原本生活在山東省萊蕪市牛泉鎮一個平靜的小村子——上峪村裡。我們村裡去了11人，只有爺爺沒有回來。」程玲告訴記者，畢粹德沒有留下照片或畫像，唯一的紀念就是同村人帶回來的一枚華工勛章。
勛章上一位勇士手執短劍，腳跨駿馬，馬蹄下踩著一個骷髏。勛章的側面有一個編號：97237，這是勞工畢粹德的代稱。
根據當時中國政府的「以工代兵」計劃，從1914年7月28日一戰爆發，到1918年11月11日戰爭結束，英、法等國共從山東、河北、江蘇、天津等地招募了14萬華工進行艱辛的戰勤工作，其中有近七成來自山東。
程玲的父親去世後，心中記掛著父親想為爺爺掃墓的遺願，她開始想盡各種辦法，既讓留學歐洲的女兒繼續聯繫，自己又在山東當地報紙刊文表達自己的願望。
讓程玲和家人沒有想到的是，親筆寫下的文章最終成全了家族的夢想。讀到這篇文章的張捷哈是老華工張長松的第10個兒子，他的華工父親一戰結束後留在了法國。「他看到我寫的文章十分感動，給原法國總理拉法蘭寫信，促成了我們這次法國之行。」程玲說。
一戰華工在接受沙眼檢查（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攝，約翰·德·露西提供）
2008年一戰結束9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女兒終於找到了畢粹德長眠於法國索姆省博朗古村的華工墓地。
「法國、比利時多地樹起了華工雕像，紀念華工成為西方反思一戰的一部分；國內關於華工的研究和紀念活動也逐漸增多起來。以往我們紀念爺爺僅限於家族內部，西方的認可、國內的關注，是對一戰華工日漸覺醒的尊重，是一份遲到的紀念。」馬京東說。
文明的征程
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城郊，馬京東臨去歐洲前，拿出爺爺留下的《遊歐雜誌》反復溫習，這是華工馬春苓歸國後的珍貴記錄。
1917年10月，臨朐縣胡梅澗村村民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報名參加英國招募華工活動。按照《招工合同》，工人們不但每月可以領到12塊大洋，他們在中國的家屬每月還有10塊大洋的養家費。這對於那時普通中國人來說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在工廠工作的一戰華工（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攝，約翰·德·露西提供）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是常年研究一戰華工的權威專家。他介紹，華工主要來自農村，許多人目不識丁、淳樸老實、任勞任怨，渴望能幫助家人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馬春苓的目的與眾不同，作為一名鄉村教師，他去歐洲不僅是為了賺錢，也是為了圓自己的「環遊之志」。同為鄉村教師的華工孫幹來自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域城鎮和尚房村，在他8萬多字的《歐戰華工記》中清晰地表達了他遊歷歐洲、考察教育的初衷。
一戰華工第30旅部分成員合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攝，約翰·德·露西提供）
孫光隆曾與爺爺孫幹一起生活多年，他介紹說：「華工們在歐洲戰場從事多種多樣的工作：挖戰壕，修鐵路，裝卸貨物，在火藥廠、兵工廠、化工廠和造紙廠等地方工作，有的華工甚至成為修理坦克飛機的熟練工。」
許多為英軍服務的華工在法國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為法軍服務的中國人則工作到了1922年。徐國琦說，可以確信，由於敵軍炮火、瘟疫和傷病，至少有3000名中國人在歐洲或是去歐洲的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據上峪村華工後裔回憶，程玲的爺爺畢粹德就是戰後在野外做飯時被殘留的炸彈炸死的。
「英國、法國的軍隊指揮官非常讚賞華工，說他們的效率是外國勞力者裡最高的，能吃苦、不鬧事，所以軍隊非常歡迎他們。」英文書籍《中國勞工軍團》作者馬克·奧尼爾告訴記者。他的祖父曾是「華工軍團」裡的一名英國軍官。
歸來的回響
在歷史學家看來，14萬一戰華工不僅僅是付出汗水和鮮血的戰場苦力，更是規模巨大的文明使者。
一戰華工在工作閒暇時休閒（資料照片）。新華社發（威廉·詹姆斯·霍金斯攝，約翰·德·露西提供）
「爺爺利用工作間隙考察歐洲教育，從歐洲回來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救國思想。」孫光隆介紹，孫幹1919年回村後，為了開化民智，教學之餘，在趕集的山道上擺攤，教往來路人識字，和妻子自費創辦了博山第一所鄉村女子學校，廣受村民歡迎。
旅歐不僅開闊了他們作為教育者的眼界，回國後他們展現出的愛國主義情懷也令人稱讚。馬春苓送自己18歲的長子馬傳宗參軍報國，三年後兒子犧牲在淮海戰役戰場上；1937年，日本人占領博山，時任小學校長的孫幹拒絕出任博山縣維持會長，毅然投奔沂源解放區，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救亡工作。
「因為華工，中國讓英法等國免於人力資源破產的風險，參與拯救西方文明，向世界展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願景和能力。同時，中國由此可以向德國宣戰，名正言順地成為一戰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主持中國公道。」徐國琦說。
「我們可以把華工視為我們共同的祖先，我們如今去尋找他們曾走過的路途時，就好像走上一條‘尋根’之路。」比利時知名漢學家、西佛蘭德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馮浩烈說。（參與采寫：王子辰、李永錫）（視頻記者：王歡、韓茜）
來源：騰訊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