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過款識鑒定金代、西夏古陶瓷？

金代瓷器款識

近幾十年來經過考古學家對北方古窯址、古墓葬的發掘以及對藏品的研究，證明金代陶瓷業不僅在宋、遼的基礎上有一定的發展，同時還有創新。金人進入中原以前在遼寧一帶的窯場主要生產白釉、黑釉、醬釉的生活用瓷，以盤、碗、瓶、罐為主，入駐中原以後，北方許多著名窯場在金代的統治下仍繼續生產，如定窯、磁州窯、鈞窯、耀州窯等，均成為金代著名瓷窯。

金 白地黑花鳥紋虎形枕

金代瓷器款識較為突出的是墨書「大定」紀年款，如上海博物館藏有金代白地黑花鳥紋虎形枕，底部墨書有「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張家造」；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金代定窯白釉剔花蓮花紋枕，底部墨書「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軍使宅置到」；河北省邯鄲市文保所藏有金代磁州窯白地黑花腰圓枕，底部墨書「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買到枕子一只」；陜西歷史博物館藏有金代黑褐釉美女枕，是1983年在陜西省黃陵縣古墓中出土的，底部墨書「大定十六年五月」。

以上諸例不難看出，金人在入主中原以後，尤其是金世宗大定年間陶瓷業興旺發達特別是瓷枕的生產，無論是窯場遺址還是墓葬都出土有墨書款的瓷枕，瓷枕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河北省博物館藏有金代棕黃釉黑花虎形枕，底部墨書「泰和五年五月初七日」九字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的宋金瓷枕達300餘件，可見產量之多。

金 定窯白釉剔花蓮花紋枕（底）

金代瓷枕的款識除紀年款外，還延續了宋代制瓷做法，許多枕的底部都戳印有制瓷作坊的標記，戳印的字體多為楷書，陰文、陽文都有，戳印的形式較隨意，有單邊框、雙邊框或無邊框，戳印時有橫印、豎印或斜印，有的在邊框上端罩一荷葉，下端托一荷花。如河北省磁縣文保所藏有金代白地黑花詩文枕、金代白地黑花牡丹紋八方枕、金代白地黑花「陳橋兵變」紋枕，底部都用不同形式的陽文戳印「張家造」款。現代磁州窯仿品中仿金、元瓷枕較為多見，仿品胎質一般比金代細，粗糙者又過於厚重，枕面的繪畫和戳印款均很粗糙。

金 磁州窯瓷枕戳印「張家造」

金代低溫鉛釉三彩器過去由於沒有紀年款器物和墓葬出土的實物，因而常常與宋、遼瓷器混為一談，被稱為「宋三彩」。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實物的陸續發表，逐漸對這些器物有了新的認識，應稱之為「金三彩」。河北省磁縣觀台窯遺址的金代地層內出土了很多低溫三彩器的標本，考古工作者在觀台窯第三期地層發現了刻有「天德四年五月五日記楊家制」款識的素胎佛龕，「天德」為金海陵王年號，此件器物的出土為金三彩的斷代和製作工藝提供了有力的紀年證據。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金代「正隆元年」款綠釉刻劃牡丹紋腰圓枕和「承安五年」三彩印花蓮池紋枕，更進一步證實低溫鉛釉枕為金代制品。金三彩器多數以綠釉為基調，畫面點繪紅、白、黃等色。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都藏有元代三彩兔紋碟，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碟外壁墨書「至元六年雲雲」六字款，證實低溫鉛釉三彩器燒至元代初年。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數件金代紅綠彩碗，碗的外壁均有墨書：一件書「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記」，另一件書「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類似這兩件紅綠彩碗的器物無款者較為常見，多為北方窯址和墓葬出土。此類器物當今市場上出現有後掛彩和後修補的現象，由於沒有經過地下埋藏，與老彩相比，釉彩較為艷麗而沒有深沉的感覺。

金 紅綠彩牡丹紋碗

西夏瓷器款識

西夏是由黨項人在中國西北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西夏瓷器作為西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窯系影響，並結合自身民族的文化習俗創建發展出粗獷質樸、極具黨項民族特色的瓷器。由於缺少歷史文獻記載，很少有人做過系統研究。上世紀50年代以後，經考古發掘在寧夏一帶的遺址和窯址、甘肅內蒙地區的窖藏中發現了不少西夏陶瓷器，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黑釉、醬釉剔花瓷器，但帶有銘文或具體年款的器物極少見。

西夏 黑釉瓶

目前已發表的資料中僅見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西夏黑釉小口瓶，肩部一周無釉，腹部刻劃有西夏文（字意待研究），是一件西夏典型器，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西夏陶瓷雖然少見但也有仿制，仿品胎體細，黑色或黑褐色的釉面光亮，刻劃紋飾比真品呆板，紋線缺乏真品豪爽流暢的風格。

新仿西夏黑釉剔花梅瓶

原文作者：葉佩蘭 李昊冰

原文來源：《收藏家》2018年5月刊《古陶瓷鑒定研究——如何通過款識鑒定古陶瓷（下）》

（因篇幅問題，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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