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會對手機上癮？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通過手機上網可以隨時隨地瀏覽網頁、聊天、看視頻、玩遊戲等，校園、教室、宿舍、公車……隨處可見學生模樣的孩子對著手機屏聚精會神地享受著手機里的網路世界。

思科澳大利亞公司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澳大利亞年青一代使用智慧型手機成癮，並形成一些不好、甚至是危險的習慣，該公司首席技術官凱文·布羅什說，在接受調查的3800人中，每10個人中有9人智慧型手機上癮，每5個人中就有一人每 10分鐘就要查一下手機。他開玩笑說，人身上有 206 塊骨頭，而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手機就是他們身上的第 207 塊骨頭。

智慧型手機層出不窮的新功能，讓人們和它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青少年學生中，所謂的「手機族」、「手機黨」、「手機人」、「低頭族」、「電子仆人」也越來越多。許多年輕人對手機尤其是智慧型手機的依賴已上升到上癮的界限。

手機在滿足青少年交際需要的同時，也給他們的身心健康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誘發生理疾病，影響休息、睡眠，影響課堂學習效率、增加經濟壓力，引發人際關係問題，導致人格障礙，降低理解能力，導致語言退化等。

青少年學生，尤其是職校生手機的濫用帶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嚴重，已經成為學生家長、教師最為頭疼的一種現象，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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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成癮的界定

手機成癮是伴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手機尤其是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而形成的繼網路成癮之後又一新型的成癮現象。手機成癮有多種叫法，如手機依賴、無手機依賴症、手機焦慮症、手機依賴綜合症、問題性手機使用等。雖然叫法很多，但是其內涵和本質都是一樣的，即都是對手機的一種依賴，是手機使用者這一主體在移動通訊技術條件下行為異化的表現。

最早關於手機成癮的報導是在2000年，丹麥的一家診所確診了一例因發簡訊成癮的患者，並且該診所帶頭人Michael Joersel預測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因發簡訊成癮而尋求治療。隨後在美國、澳大利亞、英國、韓國、中國等國家也出現越來越多的關於手機成癮的案例報導，與此同時，這一現象開始引起各國學者、專家的關注和研究。

對於手機成癮的認識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還沒有取得一致，主要是由於對手機成癮展開研究的時間還不長。國外的學者對於手機成癮問題更傾向於問題性手機使用或手機依賴等術語，Madrid 在「手機正成為一種重要依賴」中提到「手機成為 21 世紀最大的一種非藥物精神強迫依賴症」。英國的 You Gov 研究機構在 2008 年提出「無手機依賴症」，無手機依賴症指當手機聯繫不暢通時給人帶來的恐懼心理現象。 Ezoe Satoko 等學者對手機依賴從行為依賴和軀體依賴兩個方面給出定義：手機依賴是過度使用和間歇性的渴望使用手機。

目前國內對手機成癮的認識可以概括為兩種觀點：

一種認為手機成癮是一種行為成癮，是對手機的濫用或過度使用，是移動通訊技術條件下的一種心理疾病。比如屠斌斌認為手機成癮是「由重復地使用手機所導致的一種慢性或周期性的著迷狀態，並產生強烈的、持續的需求感和依賴感的心理和行為」。手機成癮本質上屬於一種行為成癮，是使用者由於某種動機而過度地濫用手機，從而導致其生理、心理和社會功能明顯受損的癡迷狀態，容易在生理、心理、學習、工作和生活上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另一種觀點認為手機成癮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並非是一種心理疾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學生課題組將手機依賴定義為「使用手機（簡訊息）作為其人際互動主要手段的群體，存在強烈的、持續的需求感和依賴感的心理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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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成癮的評估手段

目前對於手機成癮的診斷是比較困難的，因為與其行為相關的症狀比較多，還沒有一個標準的疾病分類系統來正式把他列為心理障礙之一。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咨詢中心趙軍燕認為，手機依賴症是隨著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出現的現代心理問題。根據依賴程度的不同，可以分為輕度依賴、中度依賴和重度依賴。

盡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標準的疾病分類系統正式把手機依賴症列為一種精神障礙，實際上，參照美國精神病協會制定的《美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手冊》（DSM-IV-TR）中界定物質成癮（或依賴）的標準，重度依賴屬於一種精神障礙。國外研究者正在研究和討論，是否將手機依賴作為一種信息和交流技術成癮，寫入即將制定的《美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手冊》（DSM-V）版本中。

有研究者採用界定物質成癮的標準即《美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手冊》（DSM- IV），在對手機成癮者研究的基礎上，給出 6 項診斷標準：

突顯性、衝突性、興奮性、

耐受性、戒斷性和復發性。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醫生鄭毅主任認為，手機依賴綜合症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對手機的濫用，不該用的時候也頻繁使用；

二是手機過多地影響生活、工作和學習；

三是停機或手機不在身邊時，身體會出現一系列的不適反應，包括生理和心理反應 。

師建國在「手機依賴綜合症」一文中列出 9 項標準，並認為如果達到 5 項，就可以認定為患有手機依賴綜合症：

①手機作為唯一的通信工具，不再使用固話；

②全面依賴手機電話簿和簡訊箱，不再用大腦記憶號碼和日程信息；

③手機沒有信號或信號減弱便開始心煩意亂，產生強烈無力感；

④如果忘帶手機或手機不在服務區內，馬上心煩意亂，無法做其他的事情。

⑤睡覺也要開手機，總害怕手機自動關機；

⑥經常查看手機，一陣子沒有收到簡訊就懷疑有問題；

⑦常常覺得手機鈴聲響了、在振動，可是拿出來看看又沒有；

⑧接聽電話時總覺得耳旁有手機輻射波環繞；

⑨經常有手腳發麻、心悸、頭暈、冒汗、腸胃功能失調，眼睛幹澀、模糊，甚至有疼痛等症狀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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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成癮的影響因素

1.個體特質因素

很多研究表明，人格特質與成癮行為有很大的相關性。一般容易形成手機成癮的個性特質主要有：孤獨、抑鬱、焦慮、低自尊、神經性、外傾性等。人格中的外向性和低自尊對手機依賴具有預測作用，外向性的人更注重社會人際關係，更容易過度使用手機。同時，神經質與手機依賴有密切聯繫，那些具有高緊張感和低堅持性的人更容易產生為手機依賴行為。

另一項研究表明，手機使用者的孤獨程度上與大學生的手機簡訊交往行為存在顯著相關，也就是孤獨感很容易增加手機簡訊交往。手機使用多少跟個性特徵同時和情緒穩定性有關。情緒不穩定的人對各種刺激反應非常強烈，在沒有手機或簡訊的情況下，更容易心煩意亂、焦慮暴躁甚至產生幻聽的現象。而情緒穩定的人由於自控能力通常比較好，心境平和，因此對手機的依賴程度也較不明顯。

由此可見，具有問題型人格的人更容易出現手機成癮行為。

2.社會交往因素

個體面對面人際互動的數量和人際交往的動機成正相關。個體參與的面對面互動越多，他們的交往動機越高，也更傾向於頻繁的使用手機。在社會交往中缺乏正確的方式和途徑，容易使手機成為年輕人接觸社會的替代品。通過對日本的大學生和高中生的調查發現，在家庭中使用、與同伴保持關係成為影響手機使用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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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成癮與社會支持的關係

有很多的研究顯示，來自家庭、朋友社會支持較少的人成癮行為明顯。有研究認為，當孩子有抽大麻、酗酒等物質濫用行為時，如果父母給予關心和制止，將會減少這類行為的發生。在行為成癮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認為網路活動可能會增加個體的社會支持感。另一些人指出網路使用會減少社會聯繫，降低個體的社會支持感。有學者認為手機過多使用者是為了尋求更多的夥伴關係。

當個人無法在顯示生活中得到足夠的人際支持與安慰，就可能借助手機擴大自己的社會支持來源。在手機依賴的背後，可能隱含深層次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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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成癮與依戀的關係

有研究認為從依戀理論的視角來看，大學生對網路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依戀需求的轉移和補償表現，是大學生的正常依戀受阻或未能得到滿足的變形，並進一步指出親子依戀和同伴依戀的缺失、扭曲或受阻，是導致大學生網路成癮的重要原因。

依戀類型與大學生網路成癮的關係密切， 與安全型依戀相比，不安全型依戀的個體更傾向於無價值感和不信任感，而這也可能是網路成癮的高風險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以依戀建構為核心的心理治療重在幫助當事人建構健康的依戀關係和發展安全型的依戀模式對網路成癮的干預和預防建議。

同伴依戀中的疏離與網路成癮呈顯著正相關。同伴之間疏離水平較高的青少年不願意把自己的煩惱告訴朋友， 害怕遭到朋友的嘲笑， 感到與朋友情感隔閡， 渴望增進與朋友之間的情感卻又因缺乏適當的社交技巧而感到孤獨無助。

而互聯網匿名性的特點使他們擺脫了很多現實交往的限制，地域、外貌等可能成為現實交往障礙的因素在互聯網上被忽略了。

在網上，青少年可以更自由和放鬆地進行自我表露和交流， 也可以實踐新的社交技巧，更容易建立網上人際關係， 更容易轉向互聯網尋求友誼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 青少年的學習和生活可能因過度使用互聯網而受到影響， 甚至出現網路成癮的傾向。

盡管隨著年齡的增長，青少年期的個體尋求與依戀對象的親近行為不如以前那樣緊張和頻繁，但是象徵性的交流（如電話、書信、互聯網）在提供安慰時卻越來越有效用電子朋友的概念來描述把錄像遊戲當作同伴；這個概念後來延伸到互聯網使用者，指出青少年會把互聯網當作朋友，也會把互聯網當作擴大交友範圍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說，青少年有可能把互聯網當作新的依戀對象，也可能通過互聯網來尋求新的依戀對象，如網上友誼的形成等。

青少年在現實社會中的依戀關係有可能影響其互聯網服務內容的選擇，影響其對互聯網友誼的看法，影響其對互聯網的依賴程度。安全的依戀關係有可能是青少年互聯網使用的保護性因素，而不安全依戀關係則可能使青少年過多地依賴互聯網，更可能沉溺於互聯網的虛擬世界，出現病理性互聯網使用等問題行為。

依戀質量不高的青少年比依戀質量高的青少年有可能更多地依賴互聯網來獲取信息或進行社交，更可能過度卷入互聯網，成為病理性互聯網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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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成癮與心理靈活性的關係

作為認知行為治療的第三浪潮典型代表的接納與承諾療法，是由美國內華達大學斯蒂夫·海斯教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認知行為治療基礎上創立的新的心理治療方法，是認知行為治療的最 新髮展，其主要目標是增加人們的心理靈活性，以幫助人們克服心理僵化（心理不靈活）和行動障礙，從而達到做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生活目標。

海斯提出的「心理靈活性」，具體是指作為一個有意識的人，能充分地與當下接觸並在個人價值觀的指導下堅持或改變行為。認為心理干預的最終目的不是消極情緒的降低、負面情感的消除，而提高心理靈活性才是終極目標，才能幫助人們自如地處理各種生活困境、情緒陷阱，持續保證健康的心理狀態。

海斯認為，經驗性回避是心理困擾和行為無效的重要決定因素。經驗性回避在指導行為方面，使人們對既定的價值觀產生的心理反應有嚴格的限制，特別是當人們對自我評價或自我描述的想法產生認知融合，並嘗試回避不想要的內部事件時更是如此，它會導致增強痛苦的反面效果，減少與當下的接觸，降低採取價值取向的行為的可能性。

認知融合程度高將導致思維僵化，這意味著個體無法將「想法」僅當作認知事件、思維的過程，而是陷入這些想法中，也就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從低落的、消極的想法中走出來，從而更容易導致抑鬱、焦慮等負面情緒。

相關研究表明，經驗性回避、認知融合與抑鬱、焦慮、壓力、自尊、社交障礙等方面有密切的關係。

心理靈活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心理靈活性和它的成分（如經驗性回避、認知融合）在改變心理病理症狀如焦慮、抑鬱、疼痛、精神病中，發揮著中介或部分中介的作用。而手機成癮的相關研究表明，手機成癮與焦慮、孤獨、自卑、嫉妒、壓抑、社會支持缺乏等有著密切的關係。

也就是說，手機成癮與經驗回避、認知融合等心理靈活性因素存在一定的關係。通過提高個體心理靈活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降低個體焦慮、抑鬱、自卑、壓抑等心理狀況，從而能夠對手機成癮進行較好的干預和預防。

來源 | 職校生社會支持、依戀狀況、

心理靈活性與手機成癮傾向研究

作者 | 葛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