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捍衛者史久鏞：「學法報國」初心不改

20世紀80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香港的自身地位以及在聲明中如何表述香港回歸，成為對中國國際法學者的重大考驗。英國主張表述為「放棄」涉及香港問題的《南京條約》等三個條約，但中國堅決反對，認為這三個不平等條約均是非法、無效的。

「在毫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如何對待不平等條約的無效性和非法性成為談判中的重大考驗。」史久鏞說。

經過長達數月的艱苦談判，中英聯合聲明最終未提及不平等條約，而是稱「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並採用中方堅持的「交還」而非「放棄」的表述方式。

「‘交還’意味著香港是英國從中國拿去的，現在要還回來。這說明香港從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是我們的勝利。另外，如何對待不平等條約，香港的回歸也提供了開創性和歷史性案例。」談及此時，史久鏞布滿皺紋的臉上露出微笑。

香港回歸後是繼續留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內，還是暫時退出、待大陸「復關」「入世」後一同加入，亦考驗史久鏞的專業智慧與抗壓能力。

史久鏞撰寫《香港與關稅和貿易總協定》萬字長文，力陳應使香港先以自身名義參加關貿總協定的意見，他提出，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如果不是關貿總協定成員，出口到別國所承擔的高關稅將導致其在市場中完全喪失競爭力。

然而，史久鏞的觀點在當時卻被部分人視為「賣國」，甚至有人當面對他說：「你要知道，李鴻章的外交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在重壓之下，史久鏞依然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他回憶說：「那時候我們還不是市場經濟，外貿改革剛剛開始，我們最終能改革到什麼地步，各界心里都沒有底。談判之複雜艱巨可以預見，沒有10年談不下來。」最終，最高決策層采納史久鏞的意見，決定香港以單獨關稅區身份留在關貿總協定內。

回想起這段經歷，史久鏞至今仍有後怕，「香港經濟命脈就在進出口貿易當中。如果當初沒能留在總協定內，進口無關稅，出口高關稅，後果不堪設想。」香港此後的經濟發展將會出現紊亂，也更談不上繁榮穩定。

2003年，77歲的史久鏞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成為首位擔任院長的中國籍法官。被提交至國際法院的案子，均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和領土主權等國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閱讀大量材料，工作繁重。史久鏞回憶說，每天從法院回家，在吃飯之前都要在床上躺二十分鐘休息調整。在擔任院長期間，他參與審理了多達16宗案件，創下歷史紀錄。

2010年，史久鏞從國際法院卸任之際，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評價他「致力發揮國際法院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領域的角色」，工作「令人欽佩」。

如今，耄耋之年的史久鏞思考最多的是對年輕一代國際法工作者的培養。

他建議，重大國際法問題可以邀請高等院校的國際法學者參加討論，用理論聯繫實際的方式培養人才。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史久鏞如今仍時常手拿放大鏡，一字一句地研讀數千頁的材料，逐句逐段地審核文稿，「學法報國」仍舊初心不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