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地下》電影海報
《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電影海報
如果不是一位青年學子的推薦，我們不知道還要和埃米爾·庫斯圖裡卡（Emir Kusturica）執導的南斯拉夫影片《地下》（Underground，1995）錯失多長時間，想來甚至有點心驚。這麼說吧，關於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戰爭、國族、意識形態宣傳的所有怪誕、殘酷的本質，在這部充滿了狂放不羈的想像力與諷刺激情的後現代史詩式大片中得到痛快淋漓的揭露和宣泄，它以狂歡文檔與輝煌意像所表達的人類苦難的深度，以及它所引起的強烈的政治性和民族主義意識爭議，或許在迄今為止的電影史上無與倫比。這部影片獲當年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當然是實至名歸，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5年他執導的《爸爸出差時》也獲得了這個金棕櫚獎。
影片以南斯拉夫在二戰、戰後和國家解體的歷史為主線，以充滿奇思異想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講述遊擊隊員馬高、小黑、女演員娜塔莉和馬高的弟弟、動物園飼養人伊萬這四個主要人物的怪誕傳奇故事，表達了庫斯圖裡卡對二十世紀南斯拉夫民族命運的深刻思考與龐雜情感。無論是故事情節、人物形象還是鏡頭細節，有太多的象徵和隱喻可以誘發觀眾的遐思：因革命而狂奔的馬車、在炮火中竄逃的人與動物、勝利後的地窖生活與被壓縮的時間、現實與謊言的時間錯置、在冷戰與熱戰之間穿越的地下道路、著火的輪椅在轉圈和瘋跑的白馬……被蒙騙而不知戰爭早已結束的人們在地窖裡生產軍火、美艷潔白的新娘在婚宴上懸空飄浮、猩猩在地窖裡鑽進坦克開炮、在鐵托葬禮上各國領導人魚貫而過的歷史鏡頭與《莉莉·瑪蓮》的音樂共存……伴隨著所有這些激情四射、令人眼花繚亂的畫面的是無處不在的銅管樂隊。最後是所有死去的人們重聚在豐盛的餐桌旁，在歡聲笑語之中腳下的土地悄然崩裂，載著眾人漂移而去，這時有人說：「從前，有個國家，它叫南斯拉夫。」……這根本不是兩個遊擊隊員及其親友的故事，而是一幅魔幻瑰麗到極致的全景歷史畫，所表現的是一個充滿戰爭、革命、冷戰的瘋狂世代，在極端的怪誕中揭示出動蕩歷史與龐雜現實中的真實人性。
不知道國人對庫斯圖裡卡的認識始於何時，事實上早在四十多年前他的形象和名字就曾經出現在我們眼前。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1972）於1977年在中國公映，庫斯圖裡卡在影片中扮演一個遊擊隊員，唯一的一句臺詞是「真走運，那兒就一個站崗的，咱們把他們都炸上天！」然後他就被敵人的機槍射中，在倒下那一刻發出「啊——」的一聲。他的名字也出現在片頭字幕中，他由此正式走進了他的電影之路。那時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風靡全中國，諜戰、動作、懸疑、個人英雄與集體犧牲精神的糅合看得我們心蕩神馳。我們最熟悉的經典臺詞是遊擊隊的接頭暗號：「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是啊，暴風雨就要來了」，那時候只是想到與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的「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不一樣，沒想到要過了很久以後才不斷品味出它的詩意和悲情。歲月靜好，除了以「請給我放大一張表妹的照片」向瓦爾特致敬，誰還會關心哪裡的空氣在顫抖，誰還會感覺到何處的天空在燃燒。廣場上認領屍體一幕，德軍翻譯在廣播：「薩拉熱窩公民們……」，那時我曾被「公民們」這三個撞擊了一下，接下來是一大群緊跟在鐘表匠後面迎著槍口無畏地上前認屍的人們，竟然可以讓德軍心寒而撤退。公民們就這樣以人性戰勝了占領軍的獸性，我至今感到這是所有電影中最樸素感人的公民英雄主義。
從《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到《地下》，對庫斯圖裡卡來說是他的電影生涯從起點走到輝煌巔峰的發展過程。對於我們來說，則是觀看遊擊戰類型片的一次顛覆和飛躍的體驗，庫斯圖裡卡狂放不羈的野心也把我們引上全新的體驗高峰——旋風般的激情、混亂、無政府主義、即興的表演、勇敢的愚蠢……所有這些使它突破了傳統遊擊戰類型片固有的體量邊界；而與傳統的戰爭史詩大片相比，《地下》的精煉、鋒利和輝煌使它掀翻了歷史感的沉重外殼，兩者的結合鑄造了歷史和現實共振的另類史詩感。
《我身在歷史何處》，[南斯拉夫]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著，苑桂冠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版，406頁，69.00元
看完《地下》，讀埃米爾·庫斯圖裡卡的回憶錄《我身在歷史何處》（原書名：Où su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2011；苑桂冠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又是另一番體驗。這部書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小時候的故事講起，一個薩拉熱窩的塞爾維亞小孩如安在家庭與學校氛圍中長大，如何走上電影創作的人生，講述了家庭生活與親情、友情的故事，講述了如安在傑出的塞爾維亞作家伊沃·安德裡奇和義大利電影導演費德裡科·費裡尼的精神引領下在藝術中取得驚人成績的過程。不難發現他的人生態度和精神世界正如他的電影、音樂一樣，充滿了激情、不羈、反叛和超強的能量，他的家族背景和成長環境則很自然地使他的精神成長與南斯拉夫極為龐雜、糾結的國族歷史和在二戰後獨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極為濃烈的情感因素和生動的、妙趣橫生的文學手法則使這部回憶錄產生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一如他的電影那樣引人入勝和感人至深。尤其引起我很大興趣的是庫斯圖裡卡從小到大的家庭生活氛圍中的那種私密的政治性，它一方面與至為濃烈的家庭情感交織在一起，另一方面它折射出鐵托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公共生活和民眾私生活的真實狀況，是閱讀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同質性經驗所不能代替的。
庫斯圖裡卡在該書的「開篇」中說：「我認為遺忘是人之所以能夠活下去的一個原因，但我絕不會向遺忘屈服。現如今，有多少人屈從於籠養雞一樣的社會制度啊，這些籠子裡的雞，它們的記憶永遠只會停留在上一口吃掉的食物上。有人甚至利用遺忘創造出了歷史終結論，這一理論曾在20世紀90年代征服了整個世界。自由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想讓我們斷絕與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聯繫，好讓我們也被卷入科技革命的旋渦，讓我們相信這樣能夠疏通我們命運的河道，能讓我們生命過程的調節器運作起來。這種狂妄的企圖喚醒了我心中的一種渴望，我要留下該記住的，清除該忘記的。」（第6頁）這段關於遺忘與記憶的論述是促使他寫這部回憶錄的原因，其中包含有他對所處的現實政治脈絡和意識形態的認知和思考，對於我們來說則是在不同的視角中增加了對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圖譜的認識——對歷史記憶的遮蔽、扭曲常常來自各種不同的力量和龐雜的利益動機，應該警惕單向度的批判思維方式。
庫斯圖裡卡在1954年出生於南斯拉夫的薩拉熱窩，他的家族祖先中有過血統混雜、信仰改宗和世俗認同等迭代變化，庫斯圖裡卡在多次採訪中明確表示自己的祖先是塞爾維亞人。他的父親穆拉·庫斯圖裡卡在二戰中是共產黨的遊擊隊戰士，勝利後成了南斯拉夫聯邦波黑共和國的資訊部副部長，庫斯圖裡卡可以說是南斯拉夫的「紅二代」。但他父親的大部分朋友都在黨內的清洗鬥爭中被送到格利奧托克島關押，他自己也被降職。在不如意生活中他對政治反而格外關心，在家裡時常和朋友、家人談論政治，並滿腹牢騷。而他的母親桑卡總是擔心穆拉的政治牢騷會帶來災禍，經常試圖阻止丈夫在家裡談論政治，這樣就形成了庫斯圖裡卡的精神成長的特殊氛圍。
有一次在朋友家裡發生一場關於鐵托的爭論。他父親說「他不過是個奧匈帝國的混混兒！」而他那位電力工程師朋友則堅持認為「鐵托是我們的宿命」，他父親回答他：「我跟你說，皮皮奇，這個咖啡館的服務生會要了我們的腦袋。」驚恐萬分的母親趕忙拉扯他的袖子：「穆拉，隔牆有耳啊！」「那又怎麼啦，真希望牆有耳朵！我是個自由的人！而他，他就是個平庸的獨裁者！」「你說的有點過分了吧，穆拉。」工程師皮皮奇低聲說道。這時的小庫斯圖裡卡已經從卓別林的電影知道「獨裁者」這個詞，於是他說「爸爸，他跟卓別林一樣！」，希望能讓爸爸高興。他爸爸的回答是：「要比他更滑稽，兒子，而且更糟糕！」（27-28頁）說鐵托曾經是「咖啡館的服務生」應該沒有根據，最多指的是1913年初鐵托在維也納一家汽車修造廠打工的時候常去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就在這天晚上，在關於鐵托的討論結束後，庫斯圖裡卡在夢頂用核桃木做的權杖敲打鐵托的頭，並且喊著「為了爸爸所有的同志，你這個獨裁者！」（31頁）
他父親對政治的關心、談論和他母親的擔驚受怕一直伴隨著他們的一生，有些事聽起來還頗有意思。比如，「我們家的電視機是父親唾棄的對象，他總是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對鐵托的反感」。（355頁）還有就是，庫斯圖裡卡結婚前安排父母親和未來的嶽父母見面，結果父親發現未來親家米紹不是鐵粉，與自己有相同的政治觀點，這讓他感到最高興。離開後桑卡指責他說：「為什麼又這樣，就連我們孩子結婚你都沒法不提鐵托？！」他父親說：「桑卡，我的朋友，難道我一輩子都得忍受你對我指指點點嗎？」母親回應：「穆拉，要是你能不提這該死的政治，至少在這種正式的場合不提，我就不挑你毛病！」（201頁）更令人感慨的是，很多年以後，父親去世了，庫斯圖裡卡寫道：「盡管桑卡從不承認，可她早已將對丈夫的依賴與愛戀變成了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穆拉還活著的時候，桑卡一直屈從於他那尖銳的思想：可自穆拉死後，桑卡才明白，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的政治視野才是他們互相解放的正道。穆拉喜歡把什麼事都扯到政治上去，他們兩人曾為此爭吵不斷，不過盡管這樣，她還是能看到自己的丈夫很會審時度勢。」（344頁）雖然桑卡總是擔心會出事，但是她不會反對丈夫的立場和觀點。所謂「互相解放的正道」，就是指一種共同的價值觀，能這樣生活在一起的人才是幸福的。
在這樣家庭氛圍中，庫斯圖裡卡從小就有敏銳的政治關懷和懷疑精神。當他經常聽見有人在電車上說：「鐵托的懲罰力度還不夠。要是讓我當五分鐘的總統，我能把整個國家變成格利奧托克島！」他就想到「我們國家的人民多出色啊，他們每個人都希望我們國家能夠井然有序，但是為什麼他們那麼喜歡這幾句歌詞：誰要是說的不一樣，他就在誹謗和撒謊，就該受我們的棍棒！」有一天，他在合唱隊跟同學們一起唱這首歌的時候，他向老師提了個問題：「這是不是說如果我爸爸覺得鐵托不好，那他就是在誹謗和撒謊？」「你說得沒錯，」她回答我說，「但因為你爸爸並沒有這麼想，就沒有問題。至於你呢，你是來這兒唱歌的，不是來提這種愚蠢問題的。」（44頁）這個問題提的太好了，老師的回答也很耐人尋味，在那種情境中，這位老師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回答嗎？
能這樣思考和提出問題，註定了庫斯圖裡卡在人生道路上不可能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十九歲那年，庫斯圖裡卡要離開南斯拉夫去布拉格的美術學院學習電影導演，當他去外事部門辦理出國護照的時候，一個官員請他到辦公室喝咖啡，希望他以後在薩拉熱窩的時候，「隔三差五來我這兒喝杯咖啡也是不錯的。要是你聽見什麼風聲，或是反對我們國家體制、反對鐵托同志的可怕陰謀，就到這兒來。你也可以通過電纜發給我」。他含糊地應對著，把辦好的護照揣進口袋就直接去找他父親——「我憤怒不已，將護照一把扔在爸爸的辦公桌上。‘你們的人’，我大喊道，‘想讓我當間諜。我要去的是美術學院，不是警察學院！’‘我去踢爛他們的屁股！’爸爸大發雷霆。他立馬叫來了優素福·卡梅裡奇，這個人現在已經是薩拉熱窩警察局局長了。——這他媽的是什麼意思！我送我兒子去布拉格，不是去當間諜的，是去學導演的！……你們還想讓他給你們當眼線？我兒子可不是拿來賣的！」（147-149頁）父子兩代人的強烈共識與情感是這個家庭私生活中最為輝煌的一面。
庫斯圖裡卡非常珍視思想上的共識。波黑戰爭結束後他想回到薩拉熱窩，想像過去那樣和老朋友喝著「共識咖啡」——「這種咖啡是要同你那些跟你持相同觀點的人一起喝，至少他們得是像你一樣識得滾石樂隊《讓我開始》樂譜的人。」但是他擔心和明白共識很難再有，尤其是談到戰爭、民族。「媽的，你為什麼非要談到這些敏感的話題？！」但其實即便不說話，「事實上我還是在說話。」（381頁）當他對母親解釋再也無法回到戰爭已經結束的薩拉熱窩並為此感到傷心的時候，他說「我想像著自己還能在塞塔利斯特喝一杯咖啡，跟佐蘭·比蘭和帕沙一起。可我明白，在那兒，再也沒有辦法跟他們達成共識、和和氣氣地一起喝咖啡了。」母親馬上敏感地說，「要是你說共識，就還得回到政治上去。」他說「這是免不了的。」接下來又談到他的父親，很感人：「‘我的天啊，埃米爾，你有時候可真會讓我惱火啊！你難道就沒有什麼能脫離政治的嗎？’我眼淚都要流出來了，我緊緊喉嚨極力控制著。‘我知道……你是想說我跟爸爸一樣？’‘不，你比他還糟。’桑卡抱住我回答道。我笑了，繼續克制著眼淚，為了不讓桑卡難過。」（383頁）
在寫作方法上，作者很少引用文獻資料。但是在講述如安在前南斯拉夫體制下申請拍攝電影《爸爸出差時》的時候，用了整整九頁紙完整地抄錄了蘇捷斯卡電影藝術委員會工作會議的審議報告，這是南斯拉夫電影史上的珍貴史料。「如何才能讓球一直待在球場中間？如何才能讓一個滿懷熱情無法自制的藝術家冷靜下來，勸他慢慢接受不再拍攝《爸爸出差時》？蘇捷斯卡電影藝術委員會的委員們為此絞盡了腦汁。」（220頁）這可是一點也不粗暴啊。看看其中的這些句子：「在這個劇本中，我們既沒有看到也沒有感受到我們與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鬥爭的偉大精神。」「我不禁自問，這部電影是否將偉大的獻身精神極盡描摹地表現出來了？」「我認為應該建議埃米爾再在劇本上下點兒功夫，以便能讓大家在他的電影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精神。」「藝術委員會成員一致同意給埃米爾時間揣摩吸收所有的意見。導演需要認真參考所有建議，編寫出新劇本，並交給委員會。之後委員會將會再次召開會議對其進行審核。」……（220-229頁）
回到影片《地下》。該書第十五章就是「《地下》記事本」。「在電影《地下》中，一小群被關在地窖裡的人受盡命運的嘲弄。為了剝削他們，外面的人沒有告訴他們二戰已經結束了。甚至還在他們中間創造出一種宣傳機制，在這個密閉的空間內完美地運作著。被蒙騙的這群人深信外面還是戰火不斷，但終有一天自由會到來。如果你想想某些既得利益者慣常的手段，就能明白電影中的情形其實並沒有脫離現實。」（357頁）片名《地下》也說明了這部影片的核心情節，他虛構並極大地誇張的這個核心情節說明他對某種宣傳機制的欺騙性及其對人們命運的奴役深惡痛絕，當小黑帶著他那個生於地窖、從未到過地面的兒子逃了出來，見到紅彤彤地升起的太陽，那種令人揪心的感受就是「但終有一天自由會到來」。庫斯圖裡卡最後說，「把人關在地窖裡、並利用虛假資訊讓他們相信戰爭還沒有結束，這是推進情節發展的最主要的引擎。而在我看來，這首先就是一種道德犯罪。」（358頁）
庫斯圖裡卡對他的家鄉那片土地所懷有的感情是很難描述的，因為在其中所蘊含的愛和恨實在很深、也很龐雜。拍攝《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的時候就在薩拉熱窩街頭取景，這次與瓦爾特的薩拉熱窩不同，「在這部電影裡，發生在郊區的悲劇被極盡描摹地表現出來，而這在以前是從未被提及也從未被人理會的。……最令薩拉熱窩人高興的，是他們知道他們的悲劇，他們父親、母親、姐妹們的模樣，他們的生活處境自此將被全世界人知曉。」（208頁）但是他對這裡的人們頭腦中固執的、狂熱的民族情緒和整座城市那種壓抑的精神氣氛時常感到受不了。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最終解體前夕，1992年2月庫斯圖裡卡帶著約翰尼·德普回到薩拉熱窩，計劃籌辦一個電影節，嚇得他母親一個勁兒地說「現在你還想什麼電影節啊？趕緊走吧，離這兒遠遠的！」（262頁）
薩拉熱窩陷入政治和文化上的困境，使庫斯圖裡卡最終選擇了離開薩拉熱窩去美國。當他剛走下飛機站到肯尼迪機場的地面，就從電視螢幕上看到了薩拉熱窩開始交火的場面。他只能沒日沒夜地打電話回去，這時他極力勸告家鄉人民「不管什麼情況，廣大公民都不該跟南斯拉夫人民軍對峙，因為市民們處於劣勢，那樣做只會有更多人喪命。」他相信很多人跟他想的一樣，只不過迫於現實和恐懼的壓力不得不緘口。面對「鼓勵人們保衛薩拉熱窩，或者更確切地說，要鼓勵反對塞爾維亞人的這場戰爭」，他極力呼籲的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和平」。（322頁）可以說，庫斯圖裡卡和瓦爾特一樣勇敢地保衛薩拉熱窩，只是情境和方式都不一樣了。
「我身在歷史何處？」這個問題在該書中多次出現，在對各種情境和不同人物的敘述中，它意味著與現實維度不一樣的思考。有些只是一閃而過，有的是不斷追詢的反思。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大概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而某些大人物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帶來的結果可能會出人意料。「鐵托明白，要想在經濟上獲得成績，就必須回答‘我身在歷史何處’這個問題。」於是他生產武器並銷售給處在戰爭中的不結友邦家，《地下》就描述了這個故事。但是在庫斯圖裡卡構想的《地下》續集中，地球將迎來末日，只有小老鼠大聲問道：「我身在歷史何處？」接著，它失望地補充道：「這些人類真的要如此揮霍自己的機會嗎？是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了如今的毀滅！就承認了吧。可是我們，憑什麼要為他們白白犧牲呢？」（364頁）
這恐怕就是「我身在歷史何處？」的終極之問。
責任編輯：黃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