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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人類與病毒進行著不懈鬥爭。從愛滋病、丙型肝炎、流感等疾病相幹病毒，再到當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們一直致力開發針對它們的抗病毒藥物。但是病毒獨特的結構和增殖方式，讓藥物研發面臨天然挑戰，要針對突發傳染病在短期內發現特效藥難度很大。
尋找病毒「殺手」的天然挑戰
細菌和病毒都是常見的病原體微生物。數十年來，科學家針對細菌開發出多種抗生素，而強有力的病毒「殺手」依然很少。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學者、免疫學博士王宇歌告訴新華社記者，抗病毒藥物研發歷史較短，重要原因是病毒的獨特結構給藥物研發帶來天然挑戰。細菌有獨立細胞結構，比較容易針對細菌細胞開發抗生素。而病毒沒有自己的細胞結構和代謝系統，必須寄生在宿主細胞內復制增殖，因此很難找到只針對病毒靶點而不影響宿主細胞正常功能的化合物。
王宇歌說，目前一些抗病毒藥物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是抑制病毒復制。但很多病毒復制所用的工具就來自人體細胞，如核糖體，相應的抗病毒藥物也會給人體帶來很大副作用。
「抗病毒藥物開發多會針對病毒復制周期的關鍵蛋白來盡量減少產生副作用。但即使很多藥物能順利通過體外實驗和動物實驗，進行到臨床試驗時都會因毒性大或副作用多而被終止掉。」美國哈佛醫學院病毒免疫學博士後孫小明說。
由於細菌有較多共性，廣譜抗生素可對多種細菌發揮顯著抑制效果。而病毒種類多差異大，每種病毒復制情況不一樣，需要針對特定病毒開發藥物才能精確抑制病毒復制，因此有效的廣譜抗病毒藥物十分稀少。
孫小明說，致病病毒尤其是RNA(核糖核酸)病毒容易變異，所以易出現耐藥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罪魁禍首」就是一種RNA病毒。
專家還指出，病毒感染常具有自限性，即身體有時能自我康復。因此對於一些已上市抗病毒藥物的療效，很多情況下很難評價是藥物作用，還是患者自愈。
對特效藥的期待需「回歸理性」
近期多家科研機構報告了一些可能對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的候選藥物，不過專家指出，這些多是在體外細胞實驗層面觀察到的效果，並未被人體臨床試驗驗證，有的連基本安全性都無法保證。如果過度宣傳可能會誤導公眾，對特效藥的期待需「回歸理性」。
感染性疾病領域新藥研發專家、騰盛博藥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長洪志對新華社記者說，很多藥物在體外實驗中有效果，不一定說明在人體中有效，必須通過臨床試驗驗證。即便藥物在個例臨床觀察中顯示出效果，也並不代表該藥在嚴密臨床研究下能被證明有效，可能還會有毒副作用。
藥物研發要遵守科學程序。一款藥物在真正應用於患者之前，需經歷從臨床前研究到三期臨床試驗的漫長歷程，平均耗時10年以上。面對突發疫情，研發新藥常是「遠水難救近火」，「老藥新用」成為更實際的操作。
「病毒感染暴發時間和地點都無法預測，在時間空間上對研發新藥都非常困難。面對新發傳染病，老藥新用是可行方法，至少大部分藥物是經過臨床實踐的，對其安全性和副作用都比較了解。」孫小明說。
原計劃用於抑制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冠狀病毒的瑞德西韋、抗瘧疾老藥磷酸氯喹、流感治療藥物法匹拉韋等已在中國被用於臨床試驗。在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平臺上，已有百餘項有關新冠病毒的臨床試驗，涵蓋中西藥、幹細胞療法等。
專家建議，尋找新冠病毒特效藥，要在基礎研究上多下功夫，包括病理解剖和免疫學機制研究等。新冠病毒感染人體後產生細胞因子風暴的原因、抗體的產生及其效應、病毒的清除過程等都是值得關註的問題。
創造公共衛生用藥「新模式」?
相幹專家指出，針對首次暴發的傳染病開發抗病毒藥物，缺少成熟商業模式。這就需要以政府為主導，與科研機構、企業合力「擰成一股繩」，創造公共衛生用藥的新模式。
對於一些受商業利益驅動的藥企來說，研發突發傳染病藥物不是優先項。洪志曾任國際制藥巨頭葛蘭素史克感染性疾病治療領域的高級副總裁和負責人，他透露，大型藥企在針對伊波拉、MERS等疫情的疫苗和藥物方面會有一定研發投入，但主要是出於對企業文化信譽和社會責任感的考慮。
和急性感染相比，愛滋病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等引起的慢性感染病程長，季節性流感每年有固定的患者群體，讓藥企認為更具開發藥物的價值。有持續存在的病人，也讓科研機構和藥企不會面臨疫情結束後無患者可開展臨床試驗的窘境。
「由於我們很難預測什麼時候會有暴發性疫情，必須通過政府長期資助相幹藥品研發，再統一進行採購和戰略儲備，以創造一個公共衛生用藥的新商業模式，從而讓企業積極參與。」洪志說。
在這種新模式裡，為預防未來的突發疫情，政府可資助企業和科研機構根據既往疫情，提前對一些潛在藥物進行研發，完成臨床前研究後暫停研發，並設計好臨床研究方案，再由政府採購儲備相幹藥品。一旦出現疫情，就可迅速把儲備藥物用於臨床試驗。(記者彭茜)
微信編輯：山曉倩
監制：蔣春林
>透視抗病毒藥物研發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