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九一八事變」發生與演變的真實脈絡｜大象公會

這一結果，既與關東軍的行動不受約束有關，也牽涉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內部角力。

文｜嚴汣霖 隋風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對歷史最好的紀念，莫過於廓清歷史發生與演變的真實脈絡。

·「九一八事變」殘歷碑，1991年落成

東北淪陷與國民政府的內部角力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義演。戲散後張見到急電，匆匆離去。凌晨一點，張召集東北軍在北平的高級將領開緊急會議，指示「避免衝突，不予抵抗，……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①會議開了一個通宵。

次日凌晨，張決定電告南京，請中央向國聯提出抗議；下午，張接見日本記者，就事變發表意見，說道：「昨夜接到奉天報告，知有中日衝突發生，我等無抵抗之力，且無必戰之由，故我已嚴令部下絕對不抵抗，任日本軍之所為。」②

對於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張學良晚年留下了兩種看似矛盾的解釋。他在接受日本NHK採訪時稱，「你責備我不抵抗，我不承認，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我自己考慮，日本不可能這樣做，軍人要這樣做，（日本）政府也會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日本的判斷是判斷錯了。」還曾對其他媒體說過，「九一八事變，我輕信了老蔣，成了萬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③

·張學良（中）

其實，兩種解釋並不矛盾。

日本外務省及關東廳情報檔案中，收有蔣介石7月12日致張學良之密電，內有「此非對日作戰之時」之語；還收有同期張學良致榮臻密電，內稱：「此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要求割地賠款，東北萬劫不復，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相周旋。」也就是說，事變之前，南京政府及張學良方面，均已意識到關東軍可能在東北生事；而關東軍方面，也已偵測到了南京政府及張學良應付其生事的基本立場。④

9月6日，事變爆發前12天，張學良還曾致電東北軍方及東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⑤

張的這一指示，與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同調。

當時，南京政府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會制約日本軍方，使其行為不至於失控，且事變前夕，宋子文已與重光葵商定，將於9月20日同赴東北，對中日懸案做通盤商討，之前的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的處理，也已在談判中打開僵局。

如南京政府所料，日本外務省確曾干涉過關東軍的行動。9月5日，在獲悉「關東少壯軍官圖迫中國軍隊使其衝突」之密報後，外相幣原喜重郎曾電訓駐奉天總領事，命其取締企圖尋事之浪人。電報稱：「近來關東軍坂垣大佐，在貴處儲備相當豐厚之資金，策動國粹會浪人，製造中日事變。聞將……在九月中旬作具體之行動。希對浪人，切實取締。」但這種阻撓未能發生實際效果，南京顯然錯估了日本政府對軍方的約束能力。⑥

日本學者戶部良一認為，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目的，「是試圖占領包括北滿在內的整個滿洲」，而且「試圖通過計謀挑起日中間的衝突，……造成日本的國際關係緊張，形成對外關係的危機。……他們的目標是打倒『腐敗墮落』的政黨政治」。如此，關東軍自然不可能受日本政府的制約。⑦

蔣介石因身在軍艦之上，未能及時獲知事變發生的消息——9月18日晚9時半，蔣自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前往江西南昌。晚10時20分左右，日軍在瀋陽發動事變。19日晚，蔣接到上海電報，獲知東北出事，隨即致電張學良，鑒於日方誣蔑中國軍隊炸毀鐵路，中方對外宣傳應努力辟謠。⑧

21日下午，蔣返回南京。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宣布「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南京方面寄望於尋求國聯的支持來處理事變，而未曾給張學良和東北軍下達過「抵抗命令」。⑨

台灣學者黃自進認為，事變前夕，蔣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壞《九國公約》的大不韙而侵略中國」。而且，事變前夕，蔣正致力於「與日本的陸軍中樞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僅1930年度，國民政府與日本陸軍省之間，就簽署了多達16項武器買賣的契約，其金額占到了該年度中國對外採購武器總金額的三分之一強，日本已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大武器採購國。鑒於這種關係的存在，蔣認為，「零星的衝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總有轉圜餘地」，所以《告全國國民書》中有「對日軍避免衝突」這樣的句子。⑩

但事情的發展，超出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預料。據日方檔案，事變期間，日軍僅包括10400名關東軍及4000名朝鮮軍；關外的東北軍則有179500名之多。事變結果，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餘人。⑪

這一結果，既與關東軍的行動不受日本政府約束有關，也牽涉到南京國民政府的內部角力。

事變爆發時，中國內部，除南京政府外，還存在一個以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為代表人物、以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李宗仁等為後盾的「廣州國民政府」。胡漢民在國民黨內有「黨魁」的身份，蔣介石是軍事領袖；南京與廣州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黨權和軍權的爭鬥。

這種爭鬥，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

· 1931年5月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為汪精衛，左四為孫科

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展開外交運作，東北局勢尚有挽救餘地。「特種外交委員會」（專為解決事變而設）當時出具的最機密報告，對形勢的判斷相當準確。內稱，「日本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占領東三省之目的，其外交當局……已逐漸追隨軍部行動」，「國聯……此次決不對日作戰，因此不能採取任何有力之制裁」。

關於中方對策，委員會的提議是：「決不先對日本宣戰」，但「軍事犧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對於錦州方面，如日本來攻，只有盡力抵抗，以樹立政府在人民間之信仰……俾中國不至瓦解而亡。」也就是說，錦州是南京國民政府在事變中的最後底線。⑫

但東北軍最終選擇不放一槍一彈棄守錦州。這種做法的背後，既有張學良個人的原因，也與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事變發生前，寧（蔣介石）粵（胡漢民）已然分裂，武力相向。粵方曾三次派密使赴東京會見外相幣原，謀以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既得權益」，作為購買日本武器的交換條件（南京政府當時也在致力於向日本購買武器）。事變發生後，南京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但粵方志在倒蔣去張，其「外交部長」陳友仁與日方交涉時稱，「日本除蔣去張之主張，與粵府毫無二致」，且承諾倒蔣成功後，粵府可按「大亞洲主義」與日本謀妥協。⑬

這種爭鬥，嚴重影響了南京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廣東方面借事變向南京頻頻發動政治攻勢，一度將蔣介石逼到（1）親自「率師北進，與倭寇決戰」（2）取消黨治、開放政權的地步——前者是為了盡力保存自己的軍權，後者是為了拆掉胡漢民的黨權。不過，這種極端做法，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⑭

所以，錦州告急之日，恰是粵方激烈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時。蔣是張學良在國民政府的政治靠山，蔣下野勢必牽動錦州戰局，粵方絕非不知，但胡漢民恨蔣已深，堅持蔣下野是和解統一的不可妥協條件，蔣遂於1931年12月15日通電辭去本兼各職，南京政府隨之陷入運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當時，張學良曾得到情報，取代蔣介石的孫科政府雖一再敦促他抵抗日軍，私下里卻與日本政府達成了「查辦張學良」的共識。⑮

錦州既失，東北遂告徹底淪陷。

李頓報告書與日本的戰後反思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聯在中國政府請求下，派出由英國人李頓率領的「國聯遠東調查團」（通稱「李頓調查團」）前往東北，調查中日爭端及事變真相。

1932年10月，國聯向各國公布了李頓調查團提交的報告書。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長達270餘頁，共10章。前8章是調查結論，從法理層面澄清了以下幾點事實，披露了日本有預謀的侵略行徑：

參考資料

①張的具體行蹤，可參見：何世禮，《為歷史作見證：「九一八」之夜張學良在何處》。《盛成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29-30頁。洪鈁，《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收錄於《文史資料選輯 第6輯》。

②《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專訪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第76頁。

③《張學良開口說話：日本NHK記者專訪錄》，第77頁。（日）臼井勝美：《昭和史的最後證言——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第72-73頁。《張學良口述歷史——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台)聯合報2001年10月28日。

④蔣指示，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紀錄密電情報關係卷；張指示，見關東廳7月15日上外務省次官電。轉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第114頁。至晚在8月25日，關東軍還曾破譯過瀋陽市公安局對下屬秘密傳達的「容忍自重、力避發槍」的指示。

⑤中央檔案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第67頁。

⑥東京審判紀錄，第30343頁。

⑦戶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爭まで》，收錄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 近代史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239-242頁。

⑧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華文出版社，2010，第45-61頁。

⑨馮筱才，《「不抵抗主義」再探》，《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

⑩（台）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第153-156頁。

⑪（日）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四十三號》 （1932 年3月2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原件。轉引自：黃自進，《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軍事作戰》，（台）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

⑫《特種外交委員會呈送中央政治會議之報告》，收錄於《戴季陶文存》。

⑬日本外務省紀錄（中國內亂關係卷），轉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第140頁。

⑭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第49-54頁。

⑮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第20-24頁。

⑯周美雲：《重評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

⑰《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革命文獻第40輯》，台北1978年。

⑱洪嵐《<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公布前後中國社會各界的反響》，《史學月刊》2006年第5期。

⑲《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分冊，中華書局2013年，第55頁。

⑳胡適：《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36頁。

㉑張敬祿，《評<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齊魯學刊》1990年第6期。

㉒胡適，《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胡適文集》第11冊，第273頁。

㉓餘日宣，《李頓報告書的研究》，《滬江大學學術講演錄》，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1頁。

㉔日本外務省文件：《過去外務省的一般性失誤》（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的失誤」的作業報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外交的失誤》（1951年4月10日）。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短史記」（tengxun_lishi）授權轉載。

點擊徽章，進入大象公會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