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40年 · 新刊丨蔣子龍:《當代》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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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40年 · 新刊丨蔣子龍:《當代》的大門 歷史 第1張

《當代》40年紀念專輯

編者按

1979年,《當代》雜誌創刊。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的韋君宜先生在創刊號上發表文章記錄了這個歷史時刻,「春光明媚,百花吐艷,在一年中最好的這個季節,我們開始創辦文學雜誌《當代》。」的確如此,在那個嚴冬過後的春天,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中國大地開啟了跨越世紀的思想解放和社會開放的時代變革,文學開始重振旗鼓,文學期刊紛紛誕生或復刊,《當代》應運而生。第一任主編是提出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秦兆陽先生,他為《當代》確立了關心社會、反映時代、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辦刊方針。《當代》雜誌成為新時期文學解放最早樹起的一面旗幟之一。

2019年,適逢新中國創立70周年之際,《當代》雜誌迎來了自己的創刊40周年。40年間,《當代》雜誌始終秉承初衷,堅持現實主義精神,為讀者奉獻了一部又一部珍貴的精神食糧,也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樹立了一座又一座值得銘記的豐碑,被業界譽為「中國文壇最具現實主義精神的刊物」。40年里的中國,進行了無比艱辛的探索和不屈不撓的改革,開始了舉世矚目的歷史轉折和民族振興。能夠親眼見證中國的努力和堅持,能夠忠實記錄中國的頑強和進步,能親身感受中國波瀾壯闊的騰飛,是時代和文學賦予《當代》的責任,更是《當代》的幸運。文學記錄中國,是《當代》40年現實主義精神的初心與底色。

《當代》由衷感謝40年來所有閱讀《當代》的讀者,更加衷心感謝在這40年里,所有把自己嘔心瀝血的創作成果,托付給《當代》的作家。是他們給了《當代》以生命,是他們給了《當代》以榮譽,是他們給了《當代》以信念。本期雜誌有幸約請到一部分優秀作家和好友的代表,撰文或題詞,書寫他們記憶和心目中的《當代》雜誌和與之相關的文學記憶,集成「《當代》40年紀念專輯」,為今後更加豐厚、更加長久的文學史鐫刻印記。

——孔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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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蔣子龍,1941年生,河北滄州人,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著有《喬廠長上任記》《機電局長的一天》《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燕趙悲歌》《蛇神》《農民帝國》等。作品曾多次獲得文學獎,並被譯成英、法、德、俄、日、韓、意、西等十幾種文字出版。2018年,作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家,被國家授予「改革先鋒」稱號。

蔣子龍在《當代》發表的作品

《現實主義的福地》2015年4期

《基地》1994年3期

《尋父大流水》1991年1期

《蛇神》1986年2期

《赤橙黃綠青藍紫》1981年4期

《當代》的大門

文丨蔣 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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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40年 · 新刊丨蔣子龍:《當代》的大門 歷史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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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夏天,《當代》橫空出世,憑這個刊名我想當然地覺得這是寫現實題材的福音。「當代」這兩個大字真是絕了,仿佛是一道大門,進入歷史或走出歷史,都要經過此門;深入現實、走進創作的妙境或苦域,也須過此門。當時我雖然寫過一些短篇小說,也有一點虛名,完全是憑著被現實生活激起來的一股蠻勁,還有被聲勢浩大的批判給幫忙做了廣告。其實對文學創作還沒有真正入門,於是對著《當代》這道堂皇厚重的大門,心里曾閃過一念,不知將來有沒有機會,或者叫幸運,闖一闖這道大門?(至於文學創作有沒有大門,作家是越寫越生好,還是越寫越熟好?那是後來思索的問題。當時認定文學是有門的。)

來年開春,中國作家協會辦文學講習所,通知我去報到。我當時在車間里負責抓生產,正是「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生產壓力很大,自知請半年的假可能會很難,但心里發癢,不試一下不甘心。剛上任的黨委書記資格很老,敢說敢斷,也有文化情結,看了「通知」二話不說拿起筆就在上面簽了「同意」。當時我還多了句嘴:「車間生產怎麼辦?」書記反問:「你想不想去?」我趕緊稱謝,拿起他的簽字就離開了,立刻回車間交代工作,第二天就買票進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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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陽先生

文學講習所請了幾位老作家擔任導師,其中有《當代》的主編秦兆陽先生,一派安順平和的大家氣象。導師們除去給全所的學員講大課,每人還要帶兩三個學生,不定期地到導師家里給開小灶。說來真巧,秦先生挑選了廣東的陳國凱和我,一南一北兩個寫工業題材的工廠業餘作者。那天先生講完大課跟我和陳國凱約好,三天後帶著一篇小說到先生家里去上第一堂「研究生課」。我手里沒有存稿,急忙調動腦子里的存貨,趕寫了一個短篇《狼酒》。

三天後的下午兩點鐘,我倆準時趕到先生的家,沙灘南邊的一個小院子,書房是里外兩間,都堆滿了書,寫字台在里間,先生先看我們的作業,讓我們在外間隨便翻他的書。都是好書,拿起哪一本也捨不得放下,過了大概一個多小時先生喊我們進去,陳國凱交的什麼作業,先生如何批改的我記不清了,輪到我時心里很緊張,秦先生有一種凝定和收攝的力量,幸好眼睛沒有盯著我,而是看著眼前的《狼酒》稿子,手里拿著鉛筆,一邊說一邊在稿子上標記出要改的地方:語言的節奏、文字的響亮,還有細節的堅實,都保持著你的風格,但結構混亂,沒有好好構思……這一段放到前邊來,這一段應該往後挪……先生把我的小說大卸八塊,重新做了排序。

那一課令我終生難忘,寫小說要格外重視結構布局,起伏跌宕不只是為了製造懸念,是讓小說在變化中見資質。回到文講所立即按先生說的把稿子前後段落調整了一遍,雖然這篇小說先天不足,但自己看著至少順暢多了。此後每隔兩周我和國凱就到秦先生家去一次,先生每一課都提前做了準備,是根據我們兩人的具體情況設定的內容,或先問我們一些問題,根據我們的回答開始講解,或從一部經典小說談起……先後講過小說的氣韻和鋒芒、人物的設計和文字的穩重……。半年期滿後又延長了兩個月,我們要畢業了,最後一堂課結束的時候先生給我出了「畢業論文」的題目:為《當代》寫一部中篇小說。

一回到工廠,就覺得跟在文講所是兩個世界,生產任務總是壓得喘不過氣來,加上我脫產八個月,心里過意不去,就想好好賣把子力氣。全身心融入車間的生產節奏,根本顧不上想自己的小說,但也不敢從心里真正放下導師布置的作業,掐算著日子再不動筆不行了,就開始寫《赤橙黃綠青藍紫》。我給自己訂了計劃,上班的時間不要說寫小說,連想想都不可能,我們廠的公休日是星期二,等到周一從晚上開始,一直幹到周三的早晨上班,我的寫作習慣是動筆後不喜歡間斷,口袋里永遠有個破本子和一支筆,不知什麼時候腦子里突然冒出幾句話,隨即就記下來。每天上下班騎車要兩個多小時,是我打腹稿的黃金時間,騎在車上腳蹬子一轉,我的小說也活了。那時候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常常一兩個月沒有公休日,憋得難受時晚上就寫幾個小時。

《當代》40年 · 新刊丨蔣子龍:《當代》的大門 歷史 第5張

《赤橙黃綠青藍紫》發表於《當代》1981年4期

寫到三萬多字的時候,有天晚上一個朋友來串門,他是一家文學刊物的小說組長,聽說我正在寫小說,自然要看一看,我也想試試他對我的小說的感覺,他看了幾頁就強行將我的稿子裝進他的書包,說不打攪我,帶回去仔細看。我有點著急,趕緊申明這是給《當代》寫的,是秦先生交代的任務,無論如何你們不能用。一周後他把稿子送回來了,還沒頭沒腦地扔出一句話:送審沒過關。我說這又不是給你們的稿子,你送給誰審呀?他說如果主編相中了我們可以先發,不會影響給《當代》,結果主編不僅沒有看中,還讓我提醒你,這部小說有種不健康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傾向……我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原本對這部小說挺有信心,自認為里面還是有點新東西,比如小說的男主人公是個抗上的玩世不恭的青年,有些壞招怪點子很讓主管難堪,但在青年人中他卻是個有本事有影響力的角色……在當時的文學界還沒有這樣一個人物形象,怎麼就「不健康」甚至還「反政治」呢?

但我還是將寫作停下來了,一直等到離答應的交稿時間近了,我也沒有想出該怎麼解決「不健康」和「反政治」的問題,就只好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寫完了再說。到了該交稿的日子,我幹了一個通宿,小說還是未能剎住尾,早晨七點多鐘,老婆上班路遠已經走了,按慣例我負責送兩個孩子,一個去學校,一個去幼兒園,一下樓就看見《當代》的編輯賀嘉正在樓前轉悠,他是奉秦兆陽先生之命,乘坐從北京到天津的頭班火車來取稿。我只好讓兒子先把他妹妹送到幼兒園後再去上學,我陪賀先生回屋。

那時我住工廠分配的一個「獨廚」,即一間臥室外加一個自己使用的廚房,兩戶共一個單元。賀先生跟著我胡亂吃了點早飯,我告訴他小說還差個尾巴,可能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經寫好的六萬多字,請他在臥室里的小桌上審閱,我將切菜板搭在廚房的水池子上寫結尾。直幹到傍晚,我寫完了,他也看完了。其實我在外邊寫著,一直留心他在屋里的動靜,除去我們兩人簡單地吃午飯,他一天

幾乎沒怎麼動屁股,我心里對自己的小說就多少有點底了,說明他看進去了。最後他提了幾處小意見,我當即就處理了,他說大主意還要等秦老看過稿子之後再定。

沒過多久,我接到秦兆陽先生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來的七頁長信,肯定了小說,並通知我小說擬發在新年第一期的《當代》上。我既感動,又深受鼓舞,天下的編輯與編輯、主編與主編,差別何其之大!之後不多久我寫了一篇小文,叫《水泥柱里的鋼筋》,表達對編輯的尊重,他們就如同水泥里面的鋼筋。正巧花城出版社要出我的小說集,征得秦先生同意,便以他的長信為序。後來這部小說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其實這個獎是《當代》送給我的。

這時,我似乎知道《當代》的大門多高多重了。一個寫作者若想走上文壇,甚或是文壇的制高點,就須通過一道道像《當代》這樣的大門。大概是在文講所讀了一些書,聽了八個月的課,特別是被秦兆陽先生耳提面命領進了《當代》的大門,覺得心里似乎有些底氣了,想寫的東西很多,一年多以後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蛇神》脫稿,也是在《當代》發表的。那時還在「清除精神污染」,我對哪些東西是「污染」不甚了了,這似乎是個心照不宣、又極度敏感的概念,十分寬泛,只要有人覺得像是「污染」,寧錯殺一千,也不漏掉一個。

我曾擔心《蛇神》也會被刪除一部分。當時我有種很奇怪的心理,越是被刪掉的部分,越覺得是自己寫得最好的東西。《當代》出來後我急忙從頭至尾瀏覽一遍,竟沒有刪節,全文刊出。不久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將《蛇神》改編成多幕話劇,主演兼院長跟我說,這樣的小說如果不是發在北京的大刊物上,他們不一定敢改編。公演後果然有人告狀,但還是演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當代》40年 · 新刊丨蔣子龍:《當代》的大門 歷史 第6張

《蛇神》發表於《當代》1986年2期

大編輯編大刊物,到底氣度不一樣,為人慎重和雅,個個都是謙謙君子,但刊物卻保持著鮮明的個性和鋒芒。《當代》不愧是現實主義的福地,也是我的福地。學手藝有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有「師傅領進門」非常重要,可少走許多彎路,進不了門全憑自己摸索,或許永遠達不到憑自己的條件能夠達到的境界。

後來我對一個美國孤兒的故事發生了興趣,想寫個中篇。這個孤兒跟我很熟,我為寫小說被人對號入座惹的麻煩太多了,以防後患我動筆前征求他的意見。他一聽不僅不反對,反而兩眼放光、來了精神,說你怎麼寫都沒有關係,必須答應我一條,我和我的父母的名字、職業一定要真實,我給你提供資料。這大出我意料,口出無憑,也怕他以後反悔,讓他當場給我寫了個字據,算是自願把故事賣給了我,我出價500元,請他在利順德吃了頓西餐。小說快寫好的時候他找到我,想看看稿子,我不同意,我特別不喜歡在小說未完成前讓人看稿子,再說有協議在先,你白紙黑字寫的,隨便我怎麼寫都可以。假若你看完後提一堆意見,我能接受的可以改,我不能接受的怎麼辦?他沒有堅持,並表示對《尋父大流水》的小說題目很滿意,說突出主題,不看稿子也行,但發表必須找個中央的大刊物。我說中央的文學大刊物就是兩個,能發中、長篇的只有《當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辦的,在西方就叫「皇家出版社」。他說行,太好了!

小說發表後他買了一兜子那一期的《當代》,大概有三五十本,提著去香港了。他在香港起訴了英美煙草公司,討要戰爭賠款。他的父親曾是英美煙草公司駐中國高級代表,1941年秋天回國述職,隨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被丟在大陸的他以及他的母親,其境遇可想而知,戰亂期間自不必言,即便是新中國成立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母子也無法說清楚自己不是美國特務……他帶著一大兜子《當代》上法庭,不知是發給陪審團,還是散發給媒介製造輿論、引起同情?早知如此,我當初就該實打實地寫報告文學,而不是小說。最後不知《當代》起了作用沒有?反正他的官司打贏了,拿著數目不菲的賠款和美國政府發給他的公民護照,高高興興地回美國了。

《當代》凝練了當代,當代就是現實,而現實中包含著歷史與未來。我此生有幸進了《當代》的大門,也順便帶著我小說家族中的全部人物,進入當代文學大家庭。

感謝《當代》。感念秦兆陽先生。

——責任編輯:楊新嵐

——本期微信編輯:孟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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