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窮人為什麼不自己開荒地自給自足,反而要給地主打工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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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窮人為什麼不自己開荒地自給自足,反而要給地主打工受氣? 歷史 第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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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字數:2770,閱讀時間:約7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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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提問

古代窮人為什麼不自己開荒地自給自足,而要給地主「打工」?

答:在「封建制生產關係」的古代社會,理論上說人少地多,「開荒」似乎不難,只要把荒地侍弄好,做個手裡有糧的自耕農,甚至「喂馬劈柴照顧家園」,這「田園詩」一般的生活,豈不比那些給地主家「扛活」的佃農自在?但遺憾的是,如此「美好生活」,基本是留在想像中,放在漫長古代史上,並不現實。

首先一個實打實的難題,就是古代農民「開荒種地」,那高昂的生產成本。不開玩笑說,古代農民開荒這事兒,比現代普通年輕人「創業」要難得多。且不論稻種農具等必要支出,就說最「剛需」的耕牛,那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中國人使用耕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而且由於古代中國先進的鐵農具裝備,一兩頭使用中國曲轅犁的耕牛,就能完成同時期歐洲六至八頭耕牛的工作量。但即使這樣,對於古代中國農民來說,「養牛」的負擔也絕不小。功夫巨星李連傑的經典作品《少林小子》裡就有生動情節:兩位力大無比的少林俗家弟子,帶著一群半大小子玩命開荒種地,盼著攢夠錢娶媳婦,可一年省吃儉用下來,也不過「攢了兩條牛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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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起真實的歷史,這劇情也毫不誇張:就以商品經濟無比繁榮,「集約養殖」技術空前發達的宋代來說,雖然由於養殖業的進步,宋代耕牛產量大大提高,但「一牛馬所費,當五人之食」,每天單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費用。南宋學者方萬裡也估算,南宋慈溪官府養八頭牛,每頭牛每月要吃掉一貫草料錢。到最後由於官府負擔不起,以至於「牛存者一頭」。這哪裡是養牛,分明是「養大爺」。

養牛如此花錢,那買牛呢?還是以宋代為例,耕牛的「市場價」,也是隨時代波動。以《宋會要》的記載,北宋初年一頭耕牛的平均價格,大約是三貫錢。北宋中後期暴漲到十貫錢,南宋年間更漲得沒邊,長期保持在「四十貫錢一頭牛」的「高價水平」。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貫錢。宋仁宗年間的縣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貫(還經常被剝削)。「買牛」這事兒,對於這類官宦家庭來說,也真不輕松。

官員「買牛」都不易,普通的農民「買牛」,當然更不易。「二十畝地一頭牛」這願望,放在古代好些時候,對於農民來說,真是一輩子的奢求。

比如在宋代,「租牛」就是農村生產裡常見的現象:普通的佃戶,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以蘇軾的形容說,宋代許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動輒有三五百佃農,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來耕作。唐宋年間的自耕農們,也都是「稚田冬旱借牛耕」,那不用耕牛行不行?學者邢鐵估算,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戶,全年口糧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更要80石,全年產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餓肚子。這牛再金貴,也得租。

所以,放在中國歷代「鼓勵墾荒」的年月裡,為鼓勵農民墾荒積極性,統治者們也無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鹽業利潤收購耕牛,再借貸給北方農戶。甚至戰死計程車兵家屬,也可以享受「官給耕牛」的待遇。隻這一條,就叫多少北方軍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擻給曹操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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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復經濟的年代裡,「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就曾四次撥出專款,購買耕牛分發給北方墾荒農民,每次都是數萬頭的規模。明成祖朱棣「合法登基」後,即位沒一個月,就對山東河南的農民「以官牛給之」,在整個永樂年間,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每次還命官府打造相幹農具,一道「配套贈送」。

正是由於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農業高速發展,農業產值甩開宋元一倍,國家儲糧「宇內富庶」的好景象。但這類「送耕牛」的好年月,也並非什麼時候都有,更多的時候是,哪怕農民家裡窮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災,欠了一屁股債,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學者陳恩嘆息的那樣「再供租約賃耕牛」。

一頭牛,都意味著這麼重的負擔,再算上天災豐欠種子肥料等各種成本。古代一戶「墾荒」的農民,負擔更是可以想。哪裡能想開荒就開荒?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脆弱性」,牽頭牛來就能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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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退一萬步說,就算有農戶天生神力,靠著強大的生產能力開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園」。可這田園能維持幾代,也同樣是這大問題。哪怕年年風調雨順,哪怕農業生產成本一直穩定不變。封建王朝的盤剝與土地兼並,都足以讓一家普通農戶「扛不住」。

還是以宋代為例,宋朝號稱「富宋」,統治者「不遏兼並」,宋朝農民的負擔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稅」外,農具、牛皮、鹽、鐵等十幾種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稅。到了北宋中後期,這些附加稅往往是「二稅」的數倍。更狠的卻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錢的富戶往往要擔任「衙前」,也就是組織勞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錢人不會扛這鍋,稍有錢的自耕農就倒了血黴,服一次勞役下來,就給折騰到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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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間,以名臣韓琦的嘆息說,許多自耕農地不敢種,牛不敢養,家裡有守寡老母的,都逼著老太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誤會有錢」,弄成「衙前」就糟了。發展到後來,很多自耕農為了逃役,幾乎是舉家逃亡,以至於「稅存戶亡」,這樣的光景,再好的「田園生活」,也是過不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宋仁宗年間,野史上的「大青天」,正史上的「老直臣」包拯,就給宋仁宗怒揭了真相:大宋土地還是那些土地,農民還是那些農民,可「吃俸祿」的官員數量,四十年裡膨脹了三倍。而且應官員們的要求,俸祿水平還隔幾年就漲一次。這麼多錢從哪裡來,可不就是「重率暴斂,日甚一日」。就是苦老百姓買單

這番怒斥後,「愛民」的宋仁宗也連連嗟嘆,可嘆息過後,還是該「暴斂」照樣暴斂,不「暴斂」那麼多「名臣」吃什麼?看過這雷景象,大概也就明白,為什麼「優雅」且「皇帝仁慈」的大宋,三個世紀裡鬧了四百多次農民起義。

發展到明朝,情況就更讓人深思。明初號稱「輕徭薄賦」,但到了明朝中後期,農民承擔的賦稅,也是不知不覺就漲。明朝弘治年間時,東南地區的農村賦稅,就通過「折變」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種附加稅。萬歷年間推行全國的一條鞭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就走了樣,萬歷親政後,東南農業賦稅「折銀」,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還是那些地,賦稅滾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農,都是苦不堪言。

賦稅如此沉重,交不起稅的農民們,自然也不得不捨棄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後期的東南沿海,土地兼並的新一輪狂潮掀起。享有特權的皇室官僚們大量兼並土地,千千萬萬交不起稅的農民淪為佃農。然後就是「富者田連阡陌……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無立錐之地,而租稅額如故」。有錢人不交稅,窮人交不起,財富驚人的東南地區,就這樣陷入惡性循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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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在富庶的東南,貧窮的農民尚可做佃農,那麼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農民的處境只能更糟。比如陜西西鄉地區「富民置產,棄多貧民」,甚至「地無立錐者輸且關石」。地都沒了重稅照樣要交。有錢人的稅,也得沒錢的窮人接著扛鍋。富人們「飛灑」等甩鍋賦稅的手段,明末也早爐火純青。以至於「有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窮到赤條條,也得替人扛稅。

這樣一來,同樣是土地兼並,同樣賦稅沉重,農民們別說「田園生活」,就算想做佃戶也不可得,只能舉家逃亡。天啟年間的河南,就出現了整村農民「逃光」的奇特景象。有些人煙稠密的村落成了無人區,昔日肥沃的土地變成了荒地。官府呢?卻是「民有壯年逃竄,而掠童稚以索賦」。大人逃光了沒關係,不還有孩子嘛。

當可憐的農民,已到了「做佃戶不可得」的地步時,接下來那場席卷華夏,叫崇禎帝悲戚戚上吊的大亂,已經悄然埋下伏筆。而制造這一切的,恰是明朝君臣自己。

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國兩千年封建史,無數興衰背後的真相。「墾荒難不難」的話題背後,是多少發人深省的思考。

參考資料: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朱伯康《中國經濟通史》、孟慶遠《逐鹿神州》、唐 曄《宋代養牛史》、呂曉玲《環境與利益博弈下的宋代耕牛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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