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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司（Walter Fuchs，左）與艾鍔風（Gustav Ecke）在北京，1939年。
文︱高樹偉
平時與高山杉先生閒聊，曾提及為東方學家作傳事，他希望把那些動人的故事陸續寫出來。此前，他已寫過厲鼎煃、石濱純太郎等學者，追魂攝魄的筆力讓人神往。閒聊中，也曾提及我們共同感興趣的德國漢學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及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兩位學者對滿語文都有濃厚興趣，且頗多發明。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在穆麟德去世後的第二年，福克司就降生了，讓人一下就想起韓愈贈賈島的詩。
福克司是德國著名漢學家，專長在清代早期歷史，尤留意滿族與蒙古歷史、滿文文獻、中國地圖史等。他從小受父親影響，對中國及東亞的民族、地理產生興趣。1925年在柏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不久，就來到中國。起初，先是在奉天醫科專門學校（遼寧醫科大學前身）任德語、拉丁語講師。他非常喜歡在中國遊歷，剛到瀋陽時，曾利用假期參觀遠近的自然景觀、歷史遺跡。他甚至還被吸引到火車無法到達的其它有趣的地方，也喜歡上了徒步和登山，甚至到過朝鮮邊境的白頭山。隨後的幾年時間中，他訪問了北京，又遊歷了中國北部、中部及西南部的多個省。福克司在中國遊歷過程中生發的趣味，在後來出版的研究著作中有不少表達。至於遊歷與研究的微妙關係，福克司與日本學者稻葉君山的觀點可能有點相似，遊歷可增益研究樂味與勇氣（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序）。
三十年代末，福克司受輔仁大學之邀，為研究、編輯耶穌會的地圖冊（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從瀋陽移居北京。1940年，擔任中德學會德方會長。1946年，與芮瑪麗（Mary
Wright，1917-1970）等發起成立清史研究會。「二戰」結束後，美國敦促中國政府將德國官員、納粹黨員等人遣送回德國。福克司也因其納粹黨員的身份，被列入遣送名單。期間，芮瑪麗及其丈夫芮沃壽（Arthur
F.
Wright，1913-1976）曾伸出援手，福克司才得到燕京大學名譽教授的職位，藏書也隨之轉到燕大。迫於美國官方的壓力，次年，中國又公布了新的遣送名單。蒙高山杉先生惠賜1947年8月10日《北平日報》，在《去兮納粹黨徒：北平應遣德僑名單公布》一文（周運先生發現並拍攝照片）所列名單中，福克司名列第十二位（報紙將福克司中文名誤作「渥泰爾」）。
由於美國官方不斷施壓，在這份新的遣送名單公布後，福克司應隨即被遣返德國。據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稱，福克司可能被誤認為是在德國外交部任職的另外一位瓦爾特·福克斯（Walter
Fuchs,1888-?），被扣上國民政府間諜或內奸的帽子。因遭遣返，福克司不得不將所有藏書及財產留在燕京大學（此據傅吾康回憶錄《為中國著迷》，一說當時福克司將藏書賣給了燕京大學並留有檔案。不久前，筆者曾赴北京大學檔案館查檢有關福克司的材料，一無所獲），他就一個人帶著行李箱上了遣返船，回了德國。返德後，他雖然也拿到了教職，但因為各種因素影響，他的研究成果沒有得到學界及時、應有的認可，連續遭受冷遇。此後，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後來又先後擔任柏林大學與科隆大學的漢學講座教授（以上對福克司生平的勾勒，主要參考傅吾康Walter
Fuchs in memoriam一文及其自傳）。他留下來的著作主要有《清代耕織圖珍本考》（Rare Ch’ing Editions of the Keng-chih-t’u）《廣輿圖版本考》（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以及《十八世紀乾隆南巡圖》（Die Bilderalben für die Südreisen des Kaisers Kienlung im 18）等（參見Martin Gimm. 「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 Oriens Extremus 19,1972: 1-7）。
此前，我對福克司藏書的去向一無所知，在與幾位先生閒聊中，才知道他的藏書就在北大。誰能想到，福克司的這批藏書有些竟也流到了拍賣市場，高山杉先生就曾買到過兩本。從那以後，我稍一得閒就去圖書館調閱這批藏書，盼能一一過眼，以了解福克司的學思歷程，同時也涵養對古代東方語言文字的興趣。
經查考，福克司的西文藏書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古書集中在北京大學古籍館，主要是漢文、滿文、蒙文古書。我先去古籍部看的那批古書，其中時常可以看到中文、德文、日文、滿文、西夏文等鉛筆批註，也常看到書中鈐有「雨讀齋藏」（陽文長印）「福克司章」（陰文長印）「福克司（陰文）/fuks（陽文）」（滿、漢文方印）「福克司印」（陽文圓印）等藏印。
在調閱福克司藏書的過程中，時常就書的版本、印章、批註、流傳與古籍館楊芬老師聊。早先聽楊老師轉述北京大學古籍部館員丁世良先生的話，說之前北大有一部分未編古籍存於紅二、三樓及俄文樓樓頂，後遷入新館。當時館內會議室外廳堆放的就是福克司的藏書，有兩萬冊左右（另見楊芬《北京大學圖書館未編古籍整理歷程》，《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7年第三期，43頁）。這與傅吾康在《回憶福克司》（148頁）中說的「大概一萬冊」不符。
在北大古籍館「秘籍琳瑯」中檢出來的九十四件福克司藏書中（此九十四件僅為北大古籍館新編目錄所著錄，此前所編舊目均未著錄藏印等項），僅就我經眼的書來看，大部分是清代的檔案、家譜、筆記、輿圖，有關滿文的古書差不多占了一半，這與福克司專意研究清朝早期歷史合符，由此也能窺見他藏書的基本傾向及研究興趣。其中，還有幾件清代的勸善書，有的還是孤本，彌足珍貴。
在調閱福克司藏書的過程中，曾遇到一冊《文昌帝君陰騭文》（典藏號：SB/182/0601），一函一冊，滿、漢文，後附有《戒淫文》《徵事》，末附施印姓氏一紙。書衣有福克司鉛筆字跡，「1787
1）文昌帝君陰騭文1-4 2）戒淫文1-3
3）徵事1-3」。另有兩處德文批註，不能識。那天偶然借出這本小冊子，匆翻過一遍，看到陰騭文、戒淫文、施印姓氏及印數，突然聯想及《紅樓夢》里寫的兩段故事。這兩處由書籍史勾連起來的問題，看似無關緊要，實際比較關鍵，這會連帶影響到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寫作取材乃至主題傾向的理解。也就不避繁冗，再拿出來重新討論。
福克司舊藏《文昌帝君陰騭文》首半葉、末半葉
小說第十回寫賈敬過壽的前幾天，尤氏問賈珍該如何操辦太爺賈敬的壽日。賈珍說，剛去給賈敬請了安，原想請他來家受大家的禮，沒想到惹來一番數落，後日再不敢去了，且轉述了賈敬的話：
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眾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騭文》給我令人好好的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145頁）
還有，小說第十一回，寫賈蓉回尤氏的話，說他剛去給賈敬送過吃食，且回賈敬說父親賈珍在家伺候老爺們，遵賈敬的話不敢過來。賈敬聽了很滿意，叫賈蓉回去轉告父母，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賈蓉也轉述了賈敬的話：「還說那《陰騭文》，叫急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紅樓夢》，152頁）
小說這兩回寫到的《陰騭文》，是勸人行善的道書，相傳是文昌帝君所作，明以後民間傳播較廣，常與《太上感應篇》《戒淫文》等並行刊印流通。往常讀小說這兩段文字，大概不會有什麼特殊的感覺，對作者當時究竟如何寫這段也捉摸不定。此前，已有研究者接觸到了一些材料，如清初傅山所寫《文昌帝君陰騭文》木刻大屏，並以此揣想過曹雪芹當時能接觸到的材料及創作路徑。大概是找不到可以精準復原當時環境的材料支點，對這兩段文字的理解仍在搖晃。乾隆年間《陰騭文》在民間尤其在旗人圈子的傳播及影響，此前雖有討論，因這類材料傳世不多，且目前大都散在各收藏單位，難以統觀。對作者何以寫賈敬囑賈珍父子刻印《陰騭文》尚不清楚，對賈敬說的「印一萬張散人」更談不上有什麼具體的認識了。
有趣的是，福克司所藏《文昌帝君陰騭文》成了幫助理解《紅樓夢》這段故事取材的一個絕佳註腳。這冊《文昌帝君陰騭文》，書後附有刊梓施印姓氏及續印施行姓氏（從左至右）：
囂囂齋剏梓施印姓氏（共施印壹千本）輝發：佛成（文傑） 奉天：二達色（衷孚）襄平：伊爾登額（漢昭） 蒙古：永起（培風）
續印施行姓氏漢軍：伊豐阿（席珍 壹百本） 長白：圖善（原性 伍百本）玉田：黃得鎮（壹百本） 豐潤：黃昌（伍拾本）大興：張仁（伍拾本） 奉天：沈鎧（函光 叁百本）駐防河南省滿洲正白旗瓜勒嘉氏 拉靈阿（號提喜 伍拾本）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正白旗滿洲郎中圖善敬印
書後附的這半葉紙，涉及施印姓氏、人物身份、冊數及刷印時間，為考察乾隆年間《文昌帝君陰騭文》在民間尤其是旗人圈子的流通狀況及施印人提供了直接參考。由以上記錄，我們知道，這冊滿漢雙璧的《文昌帝君陰騭文》，最初由佛成、二達色、伊爾登額、永起私人共施印一千本，伊豐阿、圖善等人少者印五十本，多者印五百本，總又續印一千七百五十本，加上最初印的，總共刷印兩千七百五十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六日，由正白旗滿洲郎中圖善刷印。清代為《陰騭文》作註者多，流傳下來的滿文譯寫件卻不多見。有這個冊子及刷印數量的參照，小說中寫賈敬兩次提及要刻印以前自己註的《陰騭文》及以一人之力刻印「一萬張」，可以看到小說創作的社會思想背景及小說中賈家的社會地位及財力。
《文昌帝君陰騭文》除了給《紅樓夢》第十、十一兩回賈敬的話做了有趣的註腳外，後面附刻的《戒淫文》，也啟發我們重新考慮《紅樓夢》中「意淫」的可能取材來源及創作思路。小說第五回寫警幻仙姑說寶玉是「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把寶玉嚇了一跳，警幻接著給寶玉解釋說：
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笑，萬目睚眥。（87頁）
警幻所訓，淫分二端，一則好色，一則知情。警幻推寶玉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是從癡情一端說的，與世道中的「皮膚濫淫」有別。「意淫」，小說中僅此一見。關於「意淫」的出處及闡釋，研究者很早就在討論，但異說紛出，終無定論。此前，許衛和及王三慶撰文指出，「意淫」二字應出古代醫典，並對先前評家以「意淫」為雪芹首創等觀點提出商榷。認為小說里的「意淫」出自《黃帝內經·素問》「痿論篇」：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綜筋遲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
他們認為，曹雪芹淹通醫書，就把醫書里的「意淫」二字挪用至小說中，擰轉褒貶，另立新意。「意淫」雖然在古書中早已成詞，但「意淫」有警幻所說「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的義項，的確是從《紅樓夢》才開始的。
追尋「意淫」的可能出處，留意作者當時所處環境及可能接觸到的材料是影響闡釋的關鍵因素。此前，我曾在道書中找到「意淫」的另一出處。現在看到福克司舊藏《文昌帝君陰騭文》後附刻的《戒淫文》，在思考《紅樓夢》創作取材時，使我更加相信，雪芹寫警幻訓誡寶玉一節的創作啟發，更有可能直接受當時民間廣泛流通的勸善書影響。
呂巖（洞賓）也有一篇《戒淫文》，開篇即說「人性惟淫，難戒。人罪惟淫，最重」，而後一一列數世間「淫孽」：
見好婦女適時註念，刻刻存思，廢飲食而形夢寐，謂之想淫；見好婦女言語輕挑，口角逗引，恣諧謔以動心情，謂之語淫；見好婦女有心凝視，著意偷覘，眼目射而神魂飛，謂之視淫；見好婦女假托殷勤，詐為周匝，飾禮節而圖媚悅，謂之意淫。
接下來，作者即對此表明了態度：「若此之類，雖袵度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蕩，淫惡已彰，止恨無便可入，無隙可乘耳。陰律已著之，豈得謂無罪哉？！」在呂巖看來，無論想淫、語淫、視淫，還是意淫，其核心仍在「淫」而不在其它，「想」、「語」、「視」等都是「淫」的不同表現。「意淫」只是其中一種較為高級的罪惡（「飾禮節」）。
呂巖《戒淫文》
以呂巖《戒淫文》對讀警幻以意淫訓誡寶玉那段文字，對雪芹寫這段故事，或能催生更為妥帖的理解。《戒淫文》開篇所述，即警幻所批評的「世之好淫者」，具體表現則是「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等「皮膚濫淫之蠢物」。警幻的話再明了不過，因寶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與「皮膚淫濫」者不相類，才推其為「意淫」。在警幻那里，已單獨把「意淫」從《戒淫文》所陳世間淫孽（想淫、語淫、視淫、意淫）的隊伍里拎出來，賦予它「天生癡情」的新意。按警幻所講，「意淫」（天生癡情）僅存於閨閣之中，世道中並不能理解。脂批謂「意淫」二字新雅，「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後來的評點家、研究者對此也嘆其絕妙，如王希廉稱「二字甚新」，洪秋蕃說「創千古經傳稗史未有之奇」。
胡文彬先生講，以警幻之言，「意淫」二字的核心不在於「淫」而在於「意」。前文已及，恰與小說相反，《戒淫文》中「意淫」的核心在「淫」而不在其它。雪芹擰轉其世俗意，轉入閨閣中，極寫寶玉的天生癡情。而且，從第五回「意淫」出發，這種寫人情的悲憫關懷就貫穿了全書。我覺得這是魯迅推《紅樓夢》為「人情小說」的一個總支點。之前，我在北大圖書館古籍部集中翻閱與紅學相關的古書時，曾讀到清人蘊和的一部《綠棠吟館詩鈔》（典藏號：Y/5531/2/4126），見卷一末有《題紅樓夢傳奇四首》，讀至其三末句「無限鍾情無限恨，請將怨慕一齊刪」，曾引起我極大的共鳴。若從小說中流露的悲憫關懷看，這十四個字正是雪芹傳神文筆的精準寫照：以上帝視角巨細靡遺地曲盡人情，最後又不得不讓故事中的人物割捨掉一切的所願而不得（怨慕），終生抱恨。
雖然《文昌帝君陰騭文》後面附刻的《戒淫文》是冠名文昌帝君的另外一篇文章，我們仍不能否認，同樣是道書的呂巖《戒淫文》也曾這樣在民間廣為流通。事實上，我們還發現有《戒淫文輯證》這樣輯錄古今事證，闡釋《戒淫文》的書。這樣看來，「意淫」二字從《戒淫文》拈到小說里，要比取材於《黃帝內經》來得更直接、妥帖。門外山川、堂前花鳥，都是作者小說創作的取材來源，像《文昌帝君陰騭文》及《戒淫文》等民間勸善書，現在我們既然可以看到有當時民間流傳的《文昌帝君陰騭文》實物，且有不少的印量。想來，當時這些廣為流通的勸善書，曹雪芹是不難接觸到的，以其新奇之想輾轉寫入小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從《紅樓夢》里鑽出來，再回到福克司。由於所見材料有限，我們並不清楚1947年的福克司經歷了怎樣的痛苦才輾轉回到德國。傅吾康在那篇回憶福克司的長文里，為我們提供了如下信息：「他只帶了為數不多的手提行李，被‘押’上了船，遣返回德國。……哪怕失去其他所有東西，他都能認命；但是，失去藏書，卻是他根本無法接受的事情。……從此，他再也沒找回以前曾有的活力及創造力。」（「So
wurde er mit wenigem Handgepäck auf das Repatriierungsschiff gebracht
und nach Deutschland befördert……Der Verlust von Haus und aller Habe war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ihn. Mit allem anderen konnte er sich abfinden,
jedoch nicht mit dem Verlust seiner Bücher.……Er hat niemals mehr seine
frühere Aktivität und Schaffenskraft wiedererlangt.」）
知道這些細節後，再去調閱那些書，我才稍稍有些感覺。據傅吾康回憶，福克司在中國時有位叫廖偉予的福建女友，1946年曾為福克司產下一子，如果健在，現在也已經七十四歲了。後來才知道，福克司從那以後可能就再沒到過中國大陸。最後，在胡適年譜中還看到了福克司的影子。1960年1月27日，蔣復璁、林秋生陪同柏林大學教授福克司和他的助教馬丁·吉姆（Martin
Gimm）訪問了胡適（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3166頁）。這可能是福克司生命中最後一次在地理空間上踏進中文世界。
遣返名單中的福克司、石濱純太郎論文集及其中簽贈福克司的《殿版蒙文大藏經考》
那天我去北大圖書館特藏部調閱福克司的藏書，不知怎麼就檢出來一冊名為「西夏語譯大藏經考」的書（索書號：B941/5/J），作者著錄為「石浜純太郎」。此前我曾在檢索系統中專門檢過「石濱純太郎」，一無所獲，沒想到在尋找福克司時，竟意外找到了關於石濱的材料。拿到書後，發現書脊上有「石濱純大郎」五個燙金字，不只是《西夏語譯大藏經考》那篇論文。來回翻看才知道，這是1930年前後石濱寄給福克司的論文抽印本，共十篇。福克司請北堂印書館把它們裝訂成了一冊，目次如下：
01《西夏語譯大藏經考》（《龍谷大學論叢》別刷，1929）
02《番漢合時掌中珠》（附圖版五）
03《殿版蒙文大藏經考》（《大谷學報》第十一卷第三號
拔刷，1931。封面右上角有石濱純太郎鋼筆字跡：Herr Dr. W. Fuchs,ergebenst überreicht vom
Verfasser. J. Ishihama Juntarō.，意為：(To) Mr. Dr. W. Wuchs, most sincerely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J. Ishihama Juntarō.
04《西域出土の西藏本》（《大谷學報》第十二卷一號 拔刷，1931）
05《金字蒙文藏經金光明經の斷簡に就て》（《支那學》第四卷第三號抽印）
06《滿洲語譯大藏經考》（《書物の趣味》第一冊別刷，1927。封面及內容中有德文鉛筆批註）
07《滿洲語譯大藏經考（續）》（《書物の趣味》昭和六年，1927。封面及內容有中文、德文批註）
08《滿洲語譯大藏經考（續）》（1931）
09《京都帝國大學所藏蒙文丹殊爾記》（《桑原博士還歷記念 東洋史論叢》拔刷，1931）
10《無量壽宗要經考補》（《東洋學報》第拾六卷第貳號 拔刷）
我驚訝於福克司與石濱純太郎也有這樣密切的學術交流。前些天，看到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先生撰文介紹在日本大阪大學圖書館「石濱文庫」中發現的王國維致羅振玉信札，由此聯想及「石濱文庫」一定也有福克司的材料，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刊布，以完整展現兩位學者的學術情誼。這也讓我想起，以前西夏學領域中日俄三國學者的合作交流。上世紀三十年代，集合中日俄三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北平圖書館月刊》西夏文專號出版時，曾刊布過一則啟事，使人動容：「夫世運紛乘，靡有既極，所願天下萬國，亦能如區區斯冊之聚中、日、俄三國人士於一堂，而雍容揖讓，討論講習。藉合作之精神，化幹戈為玉帛，則人文化成，世界大同，其可冀乎！」（《北平圖書館月刊》第四卷第三號，1932年1月）
夾在石濱論文集中的賀年卡（復制件）
那天下午我匆匆翻閱石濱純太郎這冊論文集時，發現里面還夾了一張卡片，上面印著「謹賀新年」四個仿宋字，是1933年石濱純太郎寫給福克司的賀年卡。我把這張賀年卡捏在手里，心里好一陣難過。如果福克司尚有感知，真希望他曾在中國遭遇的所有不快，能因為現在仍有人重新讀他的藏書、在文字里與他感同身受，稍稍減去一些。
附記：本文撰寫過程中，曾得到高山杉、欒偉平兩位先生幫助，蒙賈長寶先生糾正拙文幾處譯文訛誤，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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