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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鄭重糾正下,誰說「古代人不用上班」?
雖說古代科技與經濟條件落後,但「上班掙錢」這事兒,距離古人的生活並不遙遠。比如看看明王朝的世情百態,就知古代的「上班族」,那是大有人在。
首先說說一群古代公認的「上班族」:官員們。別管官大官小,都要靠「上班」來拿俸祿。明朝的官員「薪水」,一直被人吐槽太低,但結合當時的經濟水平,就知真不算低。
明太祖朱元璋年間,哪怕正九品的縣主薄,「年薪」也有60石祿米,相當於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普通地主家庭一年的純收入。另外還有「優免」特權。憑著這特權,官員們不但不用承擔賦稅勞役,還能借機大肆兼並土地。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士大夫又多田產」已是常態。許多「清流」人前「安貧樂道」,名下的產業,早已是天文數字。
但這「薪水」,最初也不好掙:明初時,官員們就任到崗,就要遵循《授職到任須知》,後來又變成《責任條例》,裡面詳細開列官員任期內的各類事務,考核的時候一件件查對,有一條完不成,後果都相當嚴重。就算沒犯貪污腐敗之類的大錯,只要工作「沒對上」,被嚴懲也是常事。以明朝學者何良俊的感慨,明初時做個官,那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驚駭」,明初廉潔高效的吏治,高速發展的工農業,就有這「官不聊生」的功勞。
而比起這些「上班」的官僚們來,明代的各行各業裡,「上班族」的群體,也是在不停擴大。比如工匠們,明初的工匠們,還要承擔繁重的勞役,甚至要輪班到京城服役。明代中期起,「服役」的口子越來越松,工匠們能「自由趁做」,手工業也就加速發展。明代小說《三言二拍》裡就感慨,明朝工匠的行當,有三百六十行之多。《江寧縣志》記載,正德年間的江寧縣裡,鋪行就有一百零四家,社會分工空前細化。
如此一來,城鄉百工裡,「上班族」也是越來越多。比如明代徽州的冶鐵業,每夜冶煉操作,輪番「上班」的工匠就有四五十人。浙江嘉興石門鎮這一個鎮,油坊就有二十多家,「上班」的油工有八百人之多。制瓷中心景德鎮的傭工,明代時也有數萬人之多。以造紙聞名的石塘鎮,全鎮的紙工也在兩千人以上。
更典型的是紡織業,江南的「機戶」們,每家都有二三十臺織機,動輒雇傭數十名工人。單一個蘇州城裡,染工與織工都各有數千人,內部更有「車工」「紡工」「緞工」等不同工種。每天蘇州清晨的玄廟口,就有數百工人在那裡等活,等著「機戶」們來雇傭,按工作天數來領取薪水。
「薪水水平」也是各不同:比如在衙門裡,以《宛署雜記》的記載,明代縣衙的差役,年收入是20兩白銀。趕車的馬夫待遇高,年收入能有四十兩白銀。裝釘匠每天「工食銀」七分,裝炭匠要好得多,每天可以拿到三錢。比較慘的是衙門裡的「更夫」和「鋪兵」,辛苦一年也就三四兩銀子。有技術,才能拿得多。
各行各業的工匠也是如此,比如景德鎮的瓷工和石門鎮的油工,都是「按日以銀」領薪水。油工們每天可以拿到二分白銀。但高水平的工匠,其收入也水漲船高:嘉靖年間擅長做小木器的鮑匠,萬歷年間擅長銅器的胡四,其「作品」無不賣出天價。晚明學者張岱嘆息,很多沒讀過書的工匠,就憑著一手精巧手藝,不但能賺取巨額財富,還可以登堂入室,「與縉紳先生列座抗禮焉」。
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就在「上班族」的精巧勞作裡,不知不覺就在改變。
明王朝那惹人艷羨的繁華,只看這些景象,就可看到多少緣由。當然,繁華之下,也有危機。
比如在看上去不需要「上班」的明朝農村,「上班族」也不少見。以明代《嘉興府志》的記載,明朝中期的農村自耕農,還是傳統的「男耕女織」模式,農民們從春分起就開始勞作,春夏之交時插秧,秋收後還要育晚苗,冬初收割晚稻。家裡的妻子老母,每年也要勤於紡織,幾乎「每天不肯空閒」。全家一年到頭,都是圍繞著土地打轉,不「上班」卻比「加班」還累。
但到了明朝中後期,情況卻也有不同。在很多地區,農民們已經不把「種地」當作唯一的出路。一是由於明朝中後期土地兼並嚴重,賦稅徭役大多「甩鍋」到苦農民頭上,比如在明末的河南,以《過庵遺稿》裡的記載,哪怕遇上風調雨順的年景,有一百畝土地的農民,全年種地的收入,扣掉耕牛等成本,也就8000文左右,隻夠繳納「差錢」。一年汗滴子摔八瓣,竟混個「肚圓」都難。於是大量農民,每年都扔下土地逃亡,成了「流民」。
而「流民」們的一個重要出路,就是「上班」。與明朝土地兼並相對應的,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樣以萬歷年間《宛署雜記》記載:北京郊區的農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都不夠果腹。相比之下,很多農民選擇去北京周邊的窯廠炭廠上班,收入竟然都是成倍增加。於是「棄田就賈」之風大盛,以至於「京師土闊人稀」。偌大的北京周邊,「編民百無一二」,竟找不到幾個「好好種地」的農民。
若干年後,明王朝那流民四起,華夏大亂的景象,看看這時「棄田」的農民,就足以看到,多少繁榮下的危機。其實,「古代人不用上班」這個話題,很外行,但以此為視角,也能看到多少變革與興亡。
看過這樣的「上班」景象,也就看懂了常被津津樂道的「明代資本主義萌芽」。明朝中後期社會的劇變,乃至國運的變化,多少的細節,就藏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