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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現場收集到的證據中，共有四個可樂瓶蓋。這四個瓶蓋上都有打有「T」字母的鋼印，並且在邊緣印刷著「702」、「706」和「709」的數字。通過走訪日本可口可樂公司，警方查明鋼印「T」，是可口可樂東京多摩灌裝廠的生產標誌，而702、706、709這三個數字，分別代表了1976年8月下旬、9月下旬和10月中旬的三批生產批號。
從多摩灌裝廠，警方了解到這三批可口可樂的總生產量，為900萬瓶。也就是說，用來投毒的這四瓶毒可樂，是來自於這900萬瓶中的隨機4瓶。考慮到如此之大的生產規模，作案人如果是潛伏在工廠里，在生產環節對這四瓶可樂進行投毒的話，他要追蹤這四瓶可樂是完全無法做到的。因此，警方排除了毒可樂是來自灌裝工廠的這個可能性。
而這900萬瓶可樂的流向，事實上覆蓋了關東地區多達600多個批發商，以及上萬家零售商。顯然，從這個管道進行調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調查用來投毒的氰化鈉的來源的警察們，也遇到了困難。
氰化物在工業上的用途很廣，除了冶金和電鍍之外，在印刷、噴漆、金屬除銹等等方面也有廣泛的應用。
品川地區位於東京市區南部，南邊與其鄰接的地區包括大田區、川崎和橫濱。然而，在這三個地區里，都分布著大量的從事電鍍、金屬加工相關的工廠，而且還有大量的倉庫和物流公司。單純從使用氰化鈉的工廠數目來看，其總數就達到了1301家，而且除了一些大型工廠之外，很多小工廠對於物料和化工品的管理，其實都是很模糊的。
而如果把氰化鈉的流通環節也考慮在內的話，那麼這個搜查範圍將擴大到幾乎整個京濱工業區，接近3000家企業和工廠。如此龐大規模的搜查，恐怕對警方來說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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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警方更大懷疑的，是這名作案人選擇的地點：品川站西口，石榴坂。
石榴坂其實只是一條長度不足300米的坡道，從品川車站西口出來後，經過一片被酒店和購物中心包圍的街道，向北一拐就進入了東京市內數一數二的高檔住宅區 —— 白金台。這一地區里，除了附近酒店的旅客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外來流動人口。
而居住在這附近的居民，普遍家境較好，幾乎不太會有人會食用從街上撿來的，來路不明的飲料和食品。如果作案者的目標僅僅是想要用這些毒可樂殺人的話，恐怕在上野、淺草這些流浪漢聚集的地區投放，會出現更高的成功率。
然而，這名作案人偏偏是捨棄了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區，反而選擇了人口素質相對較高的住宅區來放置這些含有氰化物的可樂。讓他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他有著報復社會的反社會心理，而且報復的目標是相對有錢的人；另一個原因，就可能是他恰好住在附近，甚至可以從自己的家中觀察到他進行投毒的位置。
無論是哪種可能性，這都說明了進行投毒的人，不是衝動作案，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暴力型犯罪，而是一名蓄謀了很久的高智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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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品川區的警員們都繃緊了神經，在各個社區宣傳不要誤食來路不明的物品，並且有了類似情況迅速通知警察。在這個寒風凜冽的1月，每個晚上都有警員在品川站附近的街道上蹲守，等待著案犯的再次作案。
然而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案犯再也沒出現過。就在警方認為這名罪犯已經放棄了作案時，新的案情卻在幾百公里外的大阪出現了。
1977年2月13日，情人節的前一天。這一天傍晚18點30分左右，一名貨車司將車停在路邊，在一家酒館外的自動售貨機上，買了一包香煙。在他彎腰拿起香煙的時候，突然發現在機器旁擺著一瓶沒開封的可樂。
沒有多想，他就將這瓶可樂裝進了衣兜里，向停放在路邊的貨車走去。在這家酒館旁邊的電話亭里，他看到還有一瓶可樂放在電話旁，但是似乎已經打開了蓋子。沒有多想，他就開著貨車上路了。
這名司機名叫森崎晃之，39歲，大阪人。他就職於大阪的一家麵包工廠，負責每天採購原材料，並在當晚將生產出的麵包送到物流公司。在物流中心里，他一邊跟大家聊著天，一邊拿出了口袋中的可樂，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說：
「今天真幸運，買包香煙還撿了瓶可樂！」
看到這瓶可樂，同事們紛紛勸他：「別喝啊，這里面可能有毒呢。」
森崎卻大大咧咧地說：「沒事兒，我就喝一口。」說完，他就走到了門外，將可樂一飲而盡，把空瓶扔在了垃圾箱里。
然而回到屋里沒多久，森崎就突然蹲下身子，對大家說：「不好，我肚子好疼啊。」因為先前大家都對東京發生的毒可樂事件有所耳聞，於是連忙湊過來，扶著他在長凳上躺下，並迅速撥打了急救電話。在這段時間里，森崎不住地說著「我的手麻了，沒有知覺了…」「頭好疼，好像要裂開一樣…」
10分鐘後，急救車趕到了物流中心，用擔架將森崎抬上了車。和森崎一起前往醫院的，還有2名他的同事。急救車上的救護人員向這兩名同事詢問了詳細的情況，判斷森崎是急性中毒。於是到達醫院後，急診室立刻對他進行了輸液。
在醫院里，森崎對同來的2名同事說：「快，在那個酒館旁的電話亭里，還有一瓶可樂…」
這兩名同事迅速通知了在物流中心的其他同事，並且在醫院里報了警。因為物流中心離那家酒館很近，於是幾名同事一同前往酒館，想要找到森崎提到的那瓶可樂。果不其然，在電話亭里，他們真的發現了擺放在電話旁的可樂。
然而這瓶可樂，也是沒有開封的。一名同事試著用手掰了一下瓶蓋，卻發現瓶蓋輕鬆地打開了，而且也沒有氣體湧出。這一切都讓在場的人們想起了東京發生的毒可樂事件，於是在警方到達現場後，他們便將這瓶可樂交給了警方，並說明了剛才嘗試打開可樂瓶時的情況。
警察將這瓶可樂送往實驗室化驗，確實發現有氰化物。而森崎喝過的那瓶可樂，因為瓶子被扔在垃圾桶里，已經找不到了。
警方對酒館的老板進行了問詢，根據他的回憶，當天晚上18點整的時候，他剛剛對自動售貨機進行了貨物清點，當時並未發現可疑的可樂。也就是說，在18點至18點20分之間，這瓶可樂才出現在酒館門外的地上。
警方趕到醫院的時候，森崎的狀況卻出乎意料地好：他沒有陷入昏迷，而且神志清楚。在警方對他進行簡單問詢後，由於森崎剛剛經歷過搶救，於是便約定在他出院之後，警方再詳細詢問事情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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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977年2月14日，情人節當天。
在東京車站東口外的八重洲地下商業街中，發生了又一起可疑事件。
在一條通往地面的樓梯上，一名路過的60歲公司社長，撿到了一個紙箱。紙箱用膠帶封著口，外面套著三越百貨的購物袋。這名社長便將這個紙箱連帶購物袋，送到了八重洲派出所。
派出所里的警員當面打開了箱子，發現里面是40盒格力高生產的杏仁巧克力。因為當天是情人節，所以各處的商場都在進行巧克力的促銷。警察認為這應該是被粗心的過路人忘記在樓梯上了，於是便留下了這個紙箱，放進了派出所的儲藏室。
按照日本警方的遺失物處理原則，在發現了這樣的食品遺失物後，警方會將其保管10天。10天後如果仍然沒有失主來尋找的話，警方會將其返還給其製造商，並且按照零售價格拿回物品的退貨款，等失主出現後將退貨款還給失主。
如果在6個月後，失主仍未出現的話，那麼這筆退款，將作為酬謝，全額送給撿到物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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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16日，大阪的森崎先生出院了。按照當時的約定，警方在2月17日的上午，來到了森崎的家中，準備進一步對他進行詢問。
三名來自羽曳野警察署的警察，來到了森崎家的門外，按響了門鈴。然而等待許久，並沒有人來開門。警察們擰動了門把手，發現門並沒有上鎖，於是便一邊呼喊著森崎的名字，一邊走進了屋子。
森崎家的屋子是一幢二層小樓，一層是客廳、廚房和浴室，二層是三間臥室。在一層的客廳里，警察們沒有找到森崎的身影，然而從門口擺放的皮鞋，以及桌上尚未涼下來的茶來看，森崎並沒有離開家。
警察們走上二樓，這才發現森崎坐在二層的走廊里，身子歪靠在牆上，頭上罩著一個塑膠袋。警察們趕緊上前，摘掉了塑膠袋，卻發現森崎的脖子上緊緊地系著一條橡膠管，人已經停止了呼吸。盡管警方迅速通知了醫院前來急救，但是依然回天乏術。
經過調查，森崎脖子上的橡膠管，是自己家中用來連接煤氣管道和灶台的管子。在他的屍體上，警方沒有找到搏鬥的痕跡，也沒有任何外傷；在橡膠管和塑膠袋上，也只找到了森崎的指紋。種種跡象表明，森崎的死亡，很可能是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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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森崎的死，警方還是發現了很多無法解釋的情況：
1. 在東京爆發了毒可樂事件之後，森崎在公司里和同事們曾經關於這件事情聊過很久。對於這件事如此熟悉的人，是不太可能主動喝下來路不明的可樂的；
2. 森崎當天喝下可樂的時候，事實上並沒有人直接目擊；而且在到達醫院後，森崎也沒有陷入昏迷，甚至是自己走進的急診室；這點與檜垣明當時迅速陷入昏迷，在症狀上有很大的區別；
3. 森崎在來到這家麵包工廠工作之前，曾經在大阪的一家電鍍工廠工作，有機會接觸到氰化物；
4. 據附近的鄰居提供情況，森崎家的氣氛非常和睦；而且在事後，森崎的妻子也反復強調，自己的丈夫是不可能自殺的。
然而，警方通過繼續深入調查，也沒能獲得更多與森崎的死相關的情報；同時，森崎是否真的喝下了含有氰化物的飲料，這點也依然沒有確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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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24日，東京。
轉眼間，保存在東京車站八重洲派出所的那一箱巧克力，就到了10天的保存期限。在這一天，派出所聯繫了格力高工廠，說明了遺失物品的信息。於是當天下午，格力高東京分店的工作人員便來到了這個派出所，取走了這40盒杏仁巧克力。
（這種巧克力恐怕很多人都吃過吧？）
然而，格力高的工作人員將這些巧克力拿回工廠後，卻發現每盒的透明塑膠紙包裝上，都有被人打開後重新黏回去的痕跡。而且，每一盒在封口處的生產批號都被人撕掉了。感覺到情況有些奇怪的格力高東京分店，便在第二天的2月25日，將這一批巧克力都送到了大阪格力高總部的分析實驗室里，進行檢驗。
格力高一方最初的懷疑是，有人用格力高的包裝里混入了其他牌子低成本的巧克力，想用退款的方式進行詐騙。然而，在分析了幾粒巧克力後，他們發現成分與自己公司的產品沒有區別。研究員們耐心細致地將所有40盒巧克力的每一粒都拿來化驗，結果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在這40盒巧克力中，每一盒中都有一顆，混入了0.5克左右的氰化鈉。由於巧克力本身具有一定的苦味，所以即便是混入了氰化鈉，消費者可能也很難從味覺上分辨出來。
在這40盒巧克力中，有一盒的盒蓋內側，印著一行字：
「我要用天誅來消滅卑鄙又自大的日本人。」
字是用橡膠印章，一個字一個字用印泥印上的。
然而，與之前毒可樂事件一樣，關於這批巧克力來源的調查，對警方來說也毫無頭緒。八重洲派出所在東京站前貼出了告示，向過往的行人征求與這袋巧克力相關的目擊線索。然而之後幾天，根據行人們提供的消息，類似的口袋在2月10日左右便在八重洲的地下街里出現過，而且幾乎每天都會換一個地方。
在這一點上，簡直與毒可樂事件的情況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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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後，1977年3月15日下午15點左右，橫濱市鶴見區警察局接到了一起報案：一家電鍍工廠的倉庫中，有20克的氰化鈉被盜。
警方趕到這家工廠，據工廠的負責人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天下午13點30分左右，一名穿著白大褂，戴著白手套的男人來到了這家工廠，並向工廠負責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寫著：「橫濱市公害對策局水質監測員 森一道」。他向負責人說，因為先前在東京各地發生了多起氰化物投毒案件，因此根據上級指示，需要對各家使用氰化物的工廠，進行氰化物保管情況的檢查。
工廠負責人自然也知道東京那邊的毒可樂案，於是對這個男人的說法深信不疑。他將這名男子帶到了自己工廠的化學品保管庫，並且出示了保管在保險箱中的氰化鈉 —— 以片劑形式保管，每片1克。
按照這名男子的要求，工廠負責人便開始介紹自己工廠的危險品保管措施。正在這時，一個電話打到了負責人的辦公室。因為要去接電話，於是負責人便請這名男子先稍坐休息，自己跑回了辦公室。
接過電話後，負責人與對方說了幾句話，發現是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對方聲稱自己打錯了，道歉之後掛上了電話。但是當社長走出辦公室，回到倉庫的時候，卻發現那名男子不見了。同時，擺放在桌上的氰化鈉的盒子也不翼而飛。
感覺到奇怪的工廠負責人，迅速按照男子留下的名片，撥通了橫濱市公害對策局的電話。然而，公害對策局那邊卻反映，根本沒有一名叫做「森一道」的職員。
意識到出了問題的工廠負責人，之後就馬上撥通了報警電話。但是由於該男子始終戴著白手套，在現場並未發現他的任何指紋。在他離去的時候，工廠的工人們也沒有看到他離開的方向和交通手段。
就在2天後的3月17日晚上18點30分，一架從東京起飛，前往仙台的波音727航班遭到劫持。起飛之後僅僅過了幾分鐘，一名年輕男子用手槍頂住了一名空中小姐的腦袋，要求用機內無線電與機長進行通話。
男子向機長說明了自己在進行劫機，要求機長在東京和仙台之間往返飛行，直到燃料耗盡為止。因為該劫機男子並未進到駕駛室，於是機長通過無線電，秘密向地面塔台報告了自己的航班遭到了劫持，並且迅速返航回到了東京的羽田機場。
男子在發現飛機已經降落在羽田機場後，意識到劫機失敗，於是慌忙跑進了頭等艙後部的洗手間中，將自己鎖在里面。19時15分，在得到「劫機人員已經逃進了洗手間」之後，機場特別行動組突入機艙，迅速疏散了機內180名乘客，並且包圍了那間從里面上了鎖的洗手間。
19時30分，機內人員用扳手從外面強制打開了洗手間的門，特別行動組組員們發現，這名男子已經癱倒在洗手間內，胸口前有一些嘔吐物的痕跡，當時已經死亡。男子的屍體被帶到羽田機場附近的醫院進行解剖，結果發現他的死因是吞服氰化鈉導致的急性氰化物中毒。通過比對死者指紋，警方發現他是一名來自東京葛飾區的黑社會成員，26歲。
他攜帶的手槍，其實是一支仿真模型槍。所以在劫機失敗後，他沒有劫持人質與警方對峙，而是直接選擇了自殺。然而，沒有人知道他劫機的真正目的。
1977年3月19日夜間，警方對這名男子在橫濱市的租住地進行了搜查，結果發現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個裝有氰化鈉片劑的盒子。警方叫來了之前發生了氰化鈉失竊的工廠的負責人，經過他的證明，死者就是當天在工廠里偷走了氰化鈉的男子。失竊的20粒氰化鈉片劑，目前已經找到了16粒。除去男子死前吞服的一粒之外，仍有3粒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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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後警方的分析里，之後這名劫機犯盡管在竊取氰化鈉的時候，展現了一絲智力型犯罪的端倪，然而這與先前幾起氰化物投毒案的作案人風格完全不同 —— 那幾起投毒案的作案人，從不親自在大庭廣眾之下露面，更不會與任何人進行會招致懷疑的接觸。
而在竊取氰化鈉的這一案子中，罪犯採取的手段，事實上與1948年的「帝國銀行事件」有幾分相似，不排除是一種模仿犯罪。而在帝國銀行事件中，罪犯恰好也是使用了盜竊得來的氰化物，對銀行職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投毒。
由此，警方判斷這名盜竊了氰化物並嘗試劫機的男子，並不是先前多起投毒案的作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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