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中國地質學界的「三駕馬車」「十八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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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

  張 泉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出版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近代中國文化史上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本書挖掘、重溫以丁文江、翁文灝、袁復禮、楊鐘健、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夏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為代表的一代大師的精神、思想與人生,他們以科學方法探索重建中國古史,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一個大發現的時代就此顯露崢嶸。

  李希霍芬的「偏見」

  紅皮膚的人

  咳嗽聲此起彼伏,海浪一般,從深夜直到清晨從未止歇。

  丁文江和幾十名礦工躺在一間用土牆圍起來的草蓬裡,整夜都沒合眼。清晨起來,他發現,滿地都是濃痰。

  1914年,他用了大半個春天,深入雲南,探訪中國的錫都——個舊。白天待在礦洞裡,幾十步開外都能聽見礦工們沉重的喘息聲。他們早被生活的重負壓彎了脊梁,礦石把皮膚染成紅色,短暫的人生看不到絲毫希望。

  但這還並非徹底的絕望。幾個月後,丁文江從他們眼中讀出了更加迷惘無助的神色。紅皮膚的人衣衫襤褸,成群結隊在山路上踟躕而行,不知該何以為生。他們失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陷入戰火,雲南的錫礦頓時沒了銷路,許多礦場隨之倒閉。20世紀初的世界,諸多隱秘的角落,就這樣相隔萬裡卻彼此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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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

  對於山外世界的變化,丁文江幾乎一無所知。他輾轉於雲南、四川和貴州,這場孤獨的旅途長達十個月,如同漁翁誤入桃花源,早不知今夕何夕。

  他隨身帶著帳篷、羅盤、經緯儀、空氣高度計和照相機,沿著蜿蜒的金沙江,在荒山中穿行,踏勘地貌,考察礦藏。一路上要忍受酷暑、嚴寒與饑餓,晝夜溫差動輒高達三十攝氏度,有時雨太大,帳篷都被淋透,能在鄉間找塊草垛睡一覺都值得慶幸。但他極為興奮,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個舊,他著迷於當地人摸索出來的采礦方法,開鑿水渠,用流水沖出礦砂,這讓在英國接受過現代地質學教育的丁文江大開眼界;然而,站在廠房裡,他發現好幾臺從歐洲進口的采礦設備落滿塵埃,竟然沒有人會操作,又令他惋惜不已。

  民間智慧與現代技術,就這樣在深山中無聲對峙,而中學與西潮的悄然角力,正是此刻中國社會的縮影。

  轎子與帳篷

  一路風塵仆仆,除了鼻梁上的眼鏡,已經很難從丁文江身上發現讀書人的影子。當地人尤其難以置信,一個從京城來的官員居然不坐轎子,卻背著帳篷四處奔波。

  轎子,卻是丁文江最痛恨的東西。

  「絲綢之路」的命名者、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曾把中國學者稱為「斯文秀才」——他們留著長指甲,出門離不開轎子,還一定要帶著書童隨時伺候。他認為,中國很難開展地質調查,因為「中國的文人性情懶惰,歷來不願意很快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既為自己的貪心而煩惱,又不能把自己從關於禮節和體面的固有成見中解脫出來。按照他的觀點,步行就是降低身份,從事地質行當在人們心中就是「斯文掃地」。他的評價或許存在偏見,卻無疑又揭示出某些真相:千年以降,中國的讀書人始終對體力勞力心存芥蒂,他們寒窗苦讀,就是為了逃離田野,登上廟堂。於是,像徐霞客那樣不辭辛勞地探勘山水、孜孜記錄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只是鳳毛麟角,並且從未被主流接納。即便進入民國以後,「賽先生」的名字即將在年輕人中間風靡,依然很少有人願意學習地質學這樣的專業。畢竟,地質考察需要風餐露宿,日曬雨淋,看起來不像個體面的職業;何況,那些冗長的術語、近乎離奇的發現與解釋,聽起來都匪夷所思,與人們熟知的「四書五經」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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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霍芬

  不過,李希霍芬的刻板印象並不適用於丁文江。

  丁文江似乎是個天生的探險家。16歲時,這個極少出遠門的泰州少年不顧家族反對,舉債到日本留學。兩年後,盡管他幾乎不通英語,旅費也左支右絀,卻還是說服了兩個朋友,結伴前往歐洲。途經檳榔嶼,他們禮節性地拜訪了康有為,依靠康有為贈送的十個金鎊,才終於完成了這場橫跨半個地球的航程。到英國後,依然走投無路,丁文江險些去船廠打工,所幸,一位好心的醫生幫助他留了下來,他才得以在劍橋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獲得動物學和地質學雙學士。經過專業的科學訓練,冒險精神終於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回國後,他滿懷憧憬準備探索崇山與疾流。他戴著眼鏡,捏著雪茄,卻以徐霞客自期。

  1913年,在加入礦政司地質科第一天,他就問了一個古怪的問題——北京西郊的齋堂在哪裡?聽說那裡出產煤礦。

  沒有人知道,更無人關心。地質科只是龐大的官僚機構下的一個小小科室,幾個同僚對地質知識幾乎一無所知,他們所想的,不過是按部就班地處理公文,上班下班,每月按時領取薪水。

  躊躇滿志的年輕人瞬間被拋進現實的旋渦,但他並沒有被官僚系統吞噬,天真地試圖依托地質科做些非比尋常的事。他深知,如果中國不進行地質勘探和科學研究,就只能依賴國外的學者和技術,無從發展,更無力自主;而想要改變現狀,扭轉李希霍芬式的「偏見」,必須從教育入手。

  學不孤而聞不寡

  丁文江的目標,是用三年造就一批地質人才,他們不僅要「學業優異」,更要「體力強健」。

  推進地質教育,其實並非丁文江首創。地質科第一任科長章鴻釗也曾做過詳細的規劃。章鴻釗比丁文江大十歲,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地質學系,他之所以選擇地質學專業,是因為中國地質人才匱乏,而礦業、工業、農業乃至商業,都與地質學息息相幹,因此,他希望通過地質調查與研究,改變國家貧弱的狀況。進入地質科之後,章鴻釗就草擬了《中華地質調查私議》,希望設立地質講習所,培養專門人才,推進地質調查,但他未能如願,隨即轉投了農林部。

  所幸,繼任者丁文江行動力出眾,迅速與礦政司司長張軼歐達成一致。張軼歐同樣從海外留學歸來,先入讀日本早稻田大學,後前往比利時,在海南工科大學獲得路礦業碩士學位。他一直珍藏著章鴻釗留下的《中華地質調查私議》,希望能付諸實踐。張軼歐和丁文江一拍即合,商定創辦地質研究所,由26歲的丁文江擔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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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地質研究所教室

  地質科資金有限,丁文江決定另辟蹊徑。當時國立北京大學設有地質學門,但已經瀕臨終結,學生稀少,而且體格很弱,根本不適合田野工作;但是,北大地質學門擁有專業書籍、儀器和宿舍,這些寶貴的閒置資源正可以幫助地質研究所解燃眉之急。於是,丁文江與北京大學校長何燏時、理科學長夏元瑮商定,各取所長,合作培養學生。1913年夏,他主持了地質研究所的入學考試,選拔了30名學生。9月4日,工商部成立地質調查所和地質研究所,丁文江兼任兩所所長。

  「出走」的章鴻釗很欽佩年輕的丁文江,在丁文江的勸說下,欣然應允來到地質研究所,與丁文江一起指點這些年輕人。科學專業進入中國之初,面臨重重阻力,前瞻精神與行動力都彌足珍貴,更難得的是,丁文江兼具了這兩種特質。章鴻釗後來這樣感嘆:「丁先生是偏於實行的。往往鴻釗想到的還沒有做到,丁先生便把這件事輕輕的做起了。這不單是鴻釗要感激他,在初辦地質事業的時候,這樣勇於任事的人,實在是少不得的。」

  丁文江竭力想為學生們尋找更多優秀的老師,他還打算邀請任教於北京大學地質學門的德國教授梭爾格(Friedrich Solgar),盡管有些人認為這實在不是個明智的選擇。他們覺得梭爾格非常傲慢,脾氣很壞。不過,丁文江與梭爾格交談了幾次,又結伴外出考察,通過這些接觸,他確信梭爾格很專業,而且可以合作。

  他也並不一味地迷信外國專家。北大還有一個德國教授,帶著一份井陘煤礦的地質圖到地質研究所應聘,宣稱是自己畫的。不過,丁文江一眼就看出,他大概是把李希霍芬早年繪制的一張舊圖放大了來冒充,於是斷然拒絕了這個德國人。

  又過了一年,丁文江終於等來第三個精通地質學的中國人,從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歸來的翁文灝,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主要研究地質、巖石和古生物。經章鴻釗引薦,丁文江與翁文灝一見如故,後者放棄了煤礦公司的聘書,加入地質研究所。「一戰」爆發後,梭爾格應征入伍(後在青島被俘),所幸,翁文灝的到來幫地質研究所緩解了教學壓力,因此,章鴻釗把他譽為「本所最有功之教員」。

  自此,丁文江、章鴻釗與翁文灝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為中國地質學界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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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質科學創始人,左起: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

  在北洋政府臃腫的官僚系統中,丁文江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許多政府部門花費重金招募外國專家,可是,由於行政官員不學無術,根本不知道該怎樣讓這些外國專家發揮作用。農商部高薪聘請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就是其中之一。

  安特生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地質學教授兼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還曾擔任世界地質學大會秘書長。他能被北洋政府任命為礦政顧問,不僅因為他的學術成績,更因為他的中國屬於「少數幾個對中國沒有野心的西方國家」之一。他也不負眾望,接受聘書不久,就在河北宣化的龍關山和煙筒山等地發現了儲量驚人的鐵礦,因此受到時任大總統袁世凱接見,後來又被黎元洪授予「三等嘉禾章」。然而,勘察鐵礦的過程中,他卻對埋藏在大地深處的各種古生物化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當丁文江發出邀約,安特生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兩人皆擁有廣博的視野,對田野考察滿懷熱忱,彼此惺惺相惜。

  幾年過去,丁文江終於不再孤獨,終於可以欣慰地感嘆:「一所之中,有可為吾師者,有可為吾友者,有可為吾弟子者,學不孤而聞不寡矣。」

  「十八羅漢」

  學術領袖的視野,往往決定著一家研究機構乃至一個領域的格局與命運。

  丁文江等人為地質研究所設置的課程,不僅僅局限於地質學、地理學、巖石學和礦物學,還涉及動物學、古生物學、冶金學、機械學、測量學,甚至照相術,他們試圖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並著重培養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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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文灝

  強化田野考察是他們的共識。地質研究所規定,教師必須半年從事教學,半年外出考察,這樣才能教學相長。丁文江堅持,「登山必到峰頂,調查不要代步」。翁文灝則強調,中國地質學界如果想要迎頭趕上,「惟有擔斧入山,劈荊棘斬榛莽」。丁文江、章鴻釗和翁文灝分頭帶領學生外出進行地質考察或測量實踐,指導他們撰寫考察報告,短則三四天,長則十餘天,足跡從京郊蔓延到河北、山東一帶。他們的背囊裡一直攜帶著鐵錐、指南針、傾斜儀、放大鏡和小刀。氣壓計和望遠鏡也是必備的儀器,前者用來測定高度,後者用來觀察環境。丁文江對學生還有更嚴格的要求,不僅要善於觀察,認真采集標本,更要勤於記錄,通過步速或步數來估算距離,每晚必須整理筆記,繪制地質圖。如果學生爬山時趕不上他的腳步,他就會大聲唱歌或者朗誦詩詞來鼓舞他們。他希望大家在考察過程中學到的不只是技能,更是相互協調合作的精神。在他們的引導下,盡管這些學生隻學了三年地質學,卻都積累了豐富的田野經驗。

  這些年輕人依然用毛筆書寫調查報告,謄抄在箋紙上,但在豎排的工整小楷中間不時會跳出英文術語和人名。他們還在調查報告裡繪制了圖片,小到標本,大到地貌,都如實地予以還原與分析。謝家榮和趙志新把各自采集的礦產標本放到顯微鏡下,再把觀察到的形態描繪在紙上,並塗上顏色;趙志新甚至標註了石英、長石、綠泥石、磁鐵礦和皓石在綠泥片麻巖中所處的位置;周讚衡手繪了杭州附近的地質剖面圖;而李學清則用三維立體的形態繪制了山脈褶皺的方向圖……盡管老師的評語和批註頗為嚴格,但他們對這些年輕人的成長顯然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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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地質研究所教員和卒業生合影,前排為翁、章、丁三人

  1916年,地質研究所有18人成就合格,獲得畢業證書——他們被戲稱為中國地質學界的「十八羅漢」,地質研究所因此被視為「中國科學上第一次光彩」,卻也就此完成了使命。此後,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的工作重心都轉向了地質調查與研究,而以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學清等人為代表的「十八羅漢」也被悉數網羅進地質調查所,多年後,他們將成為中國地質界的中堅力量,主持著中國最重要的地質學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的地質系。

  丁文江興奮地宣布:「我已經有了一班人能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作為中國地質界劇變的見證者,安特生也間接澄清了李希霍芬40年前的質疑:

  一般的中國上流社會人士都不喜歡勞力,著者以曾和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士一同旅行的資格,敢在這證明,地質研究所的畢業生出門已完全不用轎子,而且十分明了野外地質學家的唯一行動工具只是兩條結實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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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丁文江、梁啟超級人考察歐洲

  地質研究所停辦後,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卻重新開張。1917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陳獨秀被任命為文科學長,一大批明星學者、作家迭現,新舊思想激烈交鋒,後人遂感慨於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稱讚他對「新文化運動」的推進,但事實上,獲益的當然不只是人文學科,不只是環繞著《新青年》與《新潮》雜誌的那一批文學闖將。

  幾年後,丁文江突然給蔡元培帶來一張滿是零分的成就單。他原本期待著能從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發現新的人才,於是給這批畢業生舉行了一次考試,卻失望地發現,許多學生甚至無法準確地辨別出巖石的種類。他正告蔡元培,地質教育亟待改革。蔡元培立刻虛心地向丁文江請教,丁文江則向他舉薦了兩位人才。

  一年前,丁文江曾陪同梁啟超拜訪歐洲,順路拜訪了多位地質學家,一面向歐洲和美國的學術界介紹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工作,一面為中國地質學界招攬了兩位傑出的學者,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研究采礦和地質學、獲得自然科學碩士學位的李四光,以及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都將接受北大地質學系的聘書。

  丁文江對李四光尤為關心。他擔心李四光回國後生活清寒,先安排他到農商部礦政司第四科工作了一段時間,以便在北大開學前能領取薪水養家糊口,後來又幫他謀求了北京圖書館副館長的兼職。這是丁文江的待人之道,一直無比熱誠,無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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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地質博物館中的一幅拼接照片,左起:高振西、李四光、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安特生、裴文中

  隨著葛利普和李四光的到來,北大地質學終於夯實了基礎,從此脫胎換骨。四年後,丁文江已經敢於宣稱,北大的地質學教育和西方大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在田野考察方面,甚至超越了除美國以外的絕大多數西方研究機構。畢十年之功,他終於可以自信地回應李希霍芬的「偏見」。

  (本文摘選自書中《地質調查所:書生擔斧入山》)

  作者:張泉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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