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樂倚萍
讀來不「憂鬱」
憂鬱是種病嗎？倘說它是病，為何那些帶有憂鬱氣質的名人有著難以名狀的魅力？為何偉大的藝術家在憂鬱中獲得靈感？為安在特定的時期人們競相以憂鬱為榮？倘說它不是病，為何古往今來研究它最甚的是醫生？為何它給患者及家屬帶來身心的折磨？為何某些藥物似乎能緩解症狀？
我們彷徨無措，不知何以解憂。美國作家克拉克·勞勒追本溯源，或能令人看得真切。克拉克·勞勒任教於諾森比亞大學英國文學系，熱衷於疾病文化史的研究，已出版《憂鬱症之前》《肺病與文學：浪漫的疾病》等歷史著作。
《從犯愁到解愁：憂鬱症的歷史》講述了不同時代人們和憂鬱之間的關係。其中不乏我們耳熟能詳的主人公：古羅馬的蓋倫、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們、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博學多識的《英語大辭典》作者塞繆爾·約翰遜、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勞勒帶我們用已知的片段串聯起未知的領域，即便介紹醫學研究的專業知識，讀來也絕不「憂鬱」。
曾經，因為亞裡士多德模式美化了憂鬱症，男男女女都願意跟別人宣稱，自己至少帶有那麼一絲憂鬱的氣質，或者說「脾性」。這個病雖然是從義大利開始流行的，但很快，它就通過歐洲的知識分子和貴族網路傳播到了北部地區，最終在英國深深地紮下了根。於是，哈姆雷特這樣的文學形象誕生了。這種形象又進一步形成了刻板模式，不久之後，描寫憂鬱青年的諷刺文字也出現了。哈姆雷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黑色諷刺的對象。到了1580年左右，有這樣一個群體得到了社會的承認。他們是憂鬱的「反叛分子」，心懷抱負，想努力地向上攀爬，但因為世道艱難，遭遇了很多挫折，心裡也很不滿。這類人基本上都覺得，自己就算不是天才，也是很有才華的。
探索「解憂」之道
本書提供了一個獨特而有見地的敘述，記錄了人類在定義和治療憂鬱症方面古今變遷的歷史。例如，在古希臘，人們認為喝太多深色的烈酒，吃大量陳年的奶酪，將使黑膽汁（憂鬱體液）分泌過多，引發憂鬱症；在現代世界，標準化的憂鬱症診療手段推廣，制藥業資本巨頭參與憂鬱症的概念建構，新型憂鬱症被定義，全球憂鬱症患者激增。縱觀歷史，無論人們對憂鬱（或憂鬱）的認知如何，都在探索「解憂」之道。
有些方法如今看來怪誕無稽，對照當時人們對病因的歸納卻也是「對症下藥」。譬如，根據古希臘人的「體液說」，「憂鬱症」的疾病肇因被認為是體內黑膽汁過多。解決方法便是清除黑膽汁，無論是放血、水蛭療法，還是服用有毒的嚏根草催吐催瀉，都是達成目的的手段。18世紀的英國醫生喬治·切恩算是那個年代的「網紅」，他很擅長跟不懂醫學的人交流，自稱治好了自己的憂鬱症，也是他美其名曰「英國病」，將症結歸咎於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導致的貪婪和神經纖弱，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患病。切恩強調，吃素戒酒、調理腸胃，輔之以體育鍛煉，是治療「英國病」的良方，這些不成其為治療方法的方法令其聲名大噪。憂鬱症不只是個人問題，也有社會性原因，19世紀的精神療法頗具人文色彩，友善陪伴患者，傾聽並安慰。但勸說未必總是有效，分析憂鬱症患者的精神世界逐漸成為一件專業的事。
今天我們如何治療憂鬱症？無論身邊有沒有患者，大多數人都能像報出感冒藥、腹瀉藥的名稱一樣，熟稔地報出「百憂解」，這實在是制藥公司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百憂解和抗憂鬱藥的普及是上世紀末的事。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手冊》第三版問世，「成為新型憂鬱症的《聖經》」，不同醫生按圖索驥，也可根據症狀給出相同的診斷，那麼開出相同的藥方亦順理成章。而相比前人放血、電擊、額葉切除之類的激進療法，吃藥更易被接受，聽起來也更有現代科學的依據。於是，抗憂鬱藥物銷量攀升，似乎是對抗情緒問題的解藥。
對此，早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一方面，《手冊》中的評估標準不算完善，一個正常人遭遇重大變故或壓力時，也極可能產生《手冊》中的症狀，未必需要立即糾正。另一方面，藥物的效果也飽受質疑，有些研究者認為，它們並不比安慰劑更有效，遑論藥物被濫用的風險。歸根到底，我們對憂鬱症的了解依然很膚淺，甚至充滿主觀色彩。
憂鬱症也有文化脈絡
值得一提的是，《從犯愁到解愁：憂鬱症的歷史》引用大量資料，探究憂鬱症在文學藝術作品中的表現，視角獨特地呈現了憂鬱症的文化史脈絡。例如，18世紀末的哥特式文學和憂鬱症之間是有聯絡的，墓園派詩歌就是從憂鬱症裡汲取了靈感；從莎士比亞創作的經典人物形象哈姆雷特的憂鬱性格裡，我們能看到亞裡士多德、柏拉圖、費奇諾、蓋倫、占星術、人文主義、煉金術的各種理念。
生活在不同時代，人們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和壓力，產生憂鬱雖有身體的原因，更有社會的因素，後者可能不易被其他群體承認。拿今日常見的產後憂鬱來說，父輩們初為父母時，難道不曾有過艱難歲月嗎？他們很難理解物質條件更優渥的當代父母如何身心脆弱，但這顯然不能單純以心理素質作結。解憂應當雙管齊下，對效率的追逐讓我們傾向於簡化問題——交給藥物，而忽略駐足傾聽旁人的聲音，予以共情和關懷。嘗試化解個人的憂鬱，亦是在為撫平社會的憂傷貢獻涓滴之力。（樂倚萍）
來源： 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