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住民女性三十年:消失的「大陸新娘」「越南媳婦」與「女移工」

  2021年11月9日,一場在臺百名陸配回娘家活動在桂林舉辦。(圖文無關)。 (新華社記者 胡佳麗/圖)

  「越南人中秋提燈籠,彰化人中秋吃烤肉。」

  來自越南的瑞秋,永遠無法忘記26年前的那個中秋,她隻身一人坐飛機到臺灣成親。夫家的幾個親戚開著自家的麵包車來接機。車裡男人們討論著晚上的烤肉大餐,悶熱的車廂讓她有些透不過氣。

  白色的麵包車在機場高速飛馳,瑞秋望向窗外大片大片的荒地,曾不止一次覺得自己被騙婚了。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一大批像瑞秋一樣,來自大陸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婚姻移民和勞工移民搬遷到臺灣地區,其中,九成多的婚姻移民為女性。這些姐妹成為了支撐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股新力量。

  三十年間,為生活奮力打拼的她們,曾被冠以各種標簽。但最終,「新住民女性」的名字將她們聚在一起,讓她們努力被社會看見。

  在教到新住民議題時,臺灣世新大學教授夏曉鵑常常會在課上畫一張大大的陰陽兩極圖,然後告訴學生:「我們同在一個圓裡,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凝視彼此的焦點應該在於看到我與他人的‘關聯’,而不是‘差異’。」

疏離於時代的「異鄉人」

  「大陸妹、大陸新娘、外省人、外籍新娘、新住民……」王玲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細數著她從泉州老家嫁到臺北後,被冠以的一個個標簽,就好像在述說一段並不光彩的歷史。

  她今年48歲,是上世紀90年代嫁到臺灣的數萬名大陸人中的一員。

  1998年到臺灣後,王玲就一直住在這個60來平方米的居民樓裡。居民樓前密密麻麻停著的摩托車,阿公阿嬤的花花草草,以及寫著大陸臺灣各個地名的小吃車,擠占著人們通行的空間。

  30年前,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臺灣,忙於進行大規模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的同時,遭遇了人口問題的沖擊。

  1993年,臺灣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7%,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同年,臺灣地區的生育更替水準卻不到1.7,也就是說,平均一對夫妻只有1.7個子女。加之經濟產業轉型升級催生了巨大的勞工缺口,臺灣社會面臨著棘手的人口轉型危機。

  至此,人口問題成為困擾臺灣地區社會發展的長期難題。2021年,臺灣地區人口普查分析報告顯示,臺灣地區工作年齡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而老齡人口則快速增加至367.1萬人,占臺灣地區所有人口的15.9%。臺灣地區正加速進入「高齡社會」階段。

  勞力力市場的缺口和較低的生育率,催促著臺灣地區當局向低技術勞工和外籍婚姻敞開大門。相對較高的薪水和對現代化城市生活的想像,讓當時的臺灣,成了炙手可熱的人口流動目的地。

  根據臺灣統計部門的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大陸大陸籍的配偶人數為35萬餘人,其中九成多為女性。這一數據的增速曾在2003年達到峰值。2003年,大陸配偶在臺結婚登記達到3.4萬多件,占當年所有婚姻登記的五分之一。

  同樣奔赴臺灣的,還有大量來自越南、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移民。

  出生在越南南部保祿市的瑞秋,是在1997年中秋節那天嫁到臺灣彰化的。19歲的她在越南能讀會寫,臨行前還在幫著打理家中的服裝作坊。

  在那時,越南女性的心中,臺灣男生就是「好丈夫」的代名詞:貼心、顧家,很少會酗酒、打老婆。

  「我出生在一個特別重男輕女的地方。」瑞秋對南方周末說,「當時心裡唯一的想法就是逃離那裡,逃離我媽媽,越遠越好,越早越好。」

  或許這些遷來臺灣的人們,各自懷抱著不同的願景,但他們的出現,確實彌合了臺灣社會在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裂縫。

  「就長期影響來看,1990年代嫁到臺灣的‘新娘’,往往被視為永久居民,對臺灣的人口和勞力力增長作出了關鍵的貢獻。」臺灣「中研院」人口學教授林季平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大陸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婚姻移民,由於在語言上的親緣關係,她們的到來尤為重要。」

  諷刺的是,這些大多來自大陸和東南亞的「媳婦」,與「移工」所組成的第一批新住民群體,本應是這個全球化時代豐富人口流動的象徵,而他們在生活中,卻成了一群疏離於時代的人。

  剛到臺灣時,這種疏離是空間上的。

  瑞秋隻在越南學過一年中文。她到了彰化才發現,當地人大多隻說閩南語。語言不通,無法交流,丈夫又在外打拼,瑞秋只能一天天地把自己關在家裡。偶爾在院子裡遇上曬太陽的公婆,他們也只能聽懂像「早上好」「吃了嗎」一類的短語。

  在臺灣漸漸待久了,才發現這種疏離實際上也埋在周圍人的閒言碎語裡。王玲還記得第一次去客戶家裡打掃衛生,以為王玲聽不懂閩南話的雇主,毫不避諱地在電話裡用方言談論著王玲,說以她「大陸新娘」的身份,家政阿姨是唯一匹配她能力的職業。

  那天,王玲還是默默做完自己的工作離開了,沒有和客戶發生沖突。因為她知道她的幾個「老板們」相互都認識,而她需要這份工作的薪水來補貼家庭。只是這名客戶後來再打來電話約時間,王玲都用「有別的活要幹」搪塞了過去。漸漸地,這個老板就再沒來找她了。

  對王玲來說,像「大陸妹」「大陸新娘」這樣的詞匯,就是在這些閒言碎語中,被打上了歧視和刻板印象的烙印。

  「不是所有老板都是這樣的。不過總有些人不懂我們為了支撐這個家付出的努力,也不了解我們有多少能力。」王玲說,「當時肯定很委屈,我不期待他們理解我,但我也不想為這樣的人幹活。」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藍佩嘉向南方周末表示,新住民群體的疏離感來源於多個方面。「臺灣社會對於她們婚姻動機的揣測、新住民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人們對於新住民女性原生家庭的‘落後想像’,都是造成該群體被疏離的因素。」

「跨境買婚」與污名化

  1996年,越南保祿市區,剛滿18歲的瑞秋在姑姑家不到二十平米的特產店裡,見到了她未來的丈夫。這間堆滿茶葉和咖啡的店鋪,見證了她和丈夫之間「奇妙緣分」的開始。

  「阿莎力」是25年前瑞秋對眼前這個稍稍有些微胖的男人的第一印象,「阿莎力」形容人行事果斷、出手闊綽,這是臺灣閩南語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形成的外來詞。為了培養自己和瑞秋之間的感情,他每月花100美元從外地請來了中文老師,負責在他走後,教瑞秋學習中文。

  瑞秋之所以把她和丈夫的感情稱為「奇妙緣分」,是因為打從相遇開始,這段感情便充滿了「巧合」。恰巧因為這個來越南「挑選媳婦」的臺灣男人,花了幾十萬新臺幣,「一個也沒看上」,才有了時間去保祿旅遊。那段時間,碰巧瑞秋在姑姑的特產店裡幫工,才有了兩人的相遇。帶著男人看媳婦的中介是瑞秋姑姑的老相識,經過這一系列的巧合,兩人最終牽線。

  但在跨國婚姻的背後,隱藏著臺灣曾經的一條並不體面的人口產業鏈——買賣婚姻。

  如今,在彰化這個臺灣南部的城市,生活著許多像瑞秋一樣來自越南的女性。在街邊巷角、隨處可見的越南小吃店和雜貨店,是姐妹們聚會拉家常的「根據地」。這些女性從前大多是通過一些所謂婚姻中介,認識他們現在的丈夫的。

  這些男人通常會給中介付一大筆錢,就像挑選商品一樣,讓中介帶他們去越南,挑選自己心儀的「妻子」。瑞秋仍記得,2009年之前,彰化還沒有越南食品店,取而代之的,是到處張貼在牆上和電線桿上的小廣告,上面刺眼地寫著:「介紹越南新娘:三個月包娶到家,保證處女,一年內跑掉包賠一位,只要二十萬。」

  也許相比於其他來自越南的姐妹,瑞秋算是相對幸運的一個。

  2004年,臺灣《聯合報》曾報導一起越南女性阮式日玲遭臺中的丈夫虐凌的新聞,引起越南政府的高度關切。結合頻頻發生的越南女性被婚姻中介騙婚臺灣的事件,越南政府曾呼籲,越南女性不要嫁到臺灣,後來又要求,所有到越南娶親的臺灣男性,必須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和健康證明。

  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買婚廣告,也讓這些遠渡重洋的勇敢異鄉人,背上了無法抹去的「污名」。

  爭取新住民權益的社會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曾昭媛曾發文表示,一些新住民女性,「嫁到臺灣後,才在家庭爭吵中、鄰居耳語中,聽到自己被說成是‘花幾十萬買來的’,遠在天邊的娘家也被講成‘賣女兒’,一旦想要寄錢奉養娘家,卻又被臺灣社會貼上‘淘金’的污名標簽。」

  在臺灣新住民團體漫長的抗爭下,直到2008年,臺灣跨境買婚的亂象取得一定程度整治。2008年8月1日,臺灣地區「移民署」宣布,所有公司不得從事跨境的婚姻中介業務,所有報刊媒體和街頭廣告均不得公然出現「買賣婚姻」的內容。跨境婚介走向了「非盈利模式」。

  法律上的禁止,並不意味著人們徹底清除了上述刻板印象和污名。

  「到現在,有一部分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幾十年前,覺得我的家鄉住的地方肯定能‘看得到很多星星’。你從越南來,就一定學歷很低,生活環境很糟糕。這時候,我總是會讓他們去網上搜索一下,其實越南已經很發達了。也許別人已經習慣了這些話,但是我咽不下這口氣。」瑞秋說。

八分靠打拼

  經典的閩南語歌曲《愛拼才會贏》裡有一句,「三分靠天命,七分靠打拼」,給不少失意者帶去鼓舞。對於在臺灣的新住民來說,哪怕這三分的「天命」,多多少少也要更多一分的打拼才能換來。

  夏曉鵑教授曾在一項研究中指出,「新住民在語言或者口音上的差異,導致他們在生活中,獲取求職資訊和社會資源的能力相對較弱。加之一些來自社會的成見和工作場所中的歧視,新住民相對更容易被‘束縛’在薪資水準較低的行業中。」

  對於王玲來說,她的「打拼」,一面是要擔負家裡絕大多數的家務活,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她一人全包;另一面又要外出做家政賺錢。來臺灣之後,王玲試著找過很多工作,去過工廠,也做過全職的保姆。但最終還是決定回到一開始的家政工作。「幫客戶搞衛生是一單一單的,時間上比較靈活,可以兼顧家庭。」王玲解釋道。

  生活的壓力,也來源於臺灣日益升高的物價。王玲給南方周末算了一筆帳:以自己和丈夫的薪水,刨去日常固定的衣食住行的花銷,目前只能勉強負擔女兒上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

  2003年,臺灣地區統計部門發布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像王玲和瑞秋這樣的「第一批」婚姻移民,僅有55.96%的就業率,其中,68.7%從事體力勞力和生活護理等薪資水準較低的工作。該調查每五年進行一次,在最近2018年的報告中,盡管參與勞力的比率增加到了70.92%,但從事的行業仍然有六成是「基層勞力工」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幾年前,王玲也參與了這項調查,在從事行業上,她選了「基層勞力工」這一項。

  來自印度尼西亞的惜娣(SITI)則屬於「服務及銷售人員」。7年前,因為母親病重急需用錢,她拋下家裡兩個快十歲的孩子,隻身來到臺灣打工,替人做全職護工。

  7年間,惜娣換過三個東家,目前住在臺北一套四房小高層的保姆房裡。保姆房不到5平方米,卻被惜娣收拾得很利落。她平時主要負責每周帶家中獨居的老人去醫院洗腎,並照顧日常起居。

  為了省錢,她在臺北的7年間,幾乎沒為自己買過一件新衣服。

  打拼之餘,這個穆斯林女性很少出家門。和很多同齡人一樣,她喜歡躲在家裡看視訊,尤其是其他來自印尼的姐妹上傳到網路視訊平臺的生活Vlog。

  平日,她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就是伊斯蘭教一天五次的禱告。有時正好遇上帶老人出去洗腎,就只能在自己心裡做禱告。

  自從母親的病情好轉,惜娣就在偷偷攢錢,最大的願望是能在老家給自己的孩子買一套房子。「按照現在的(薪資)情況,快的話再打拼五年就能回去。」惜娣的語氣裡滿懷憧憬,「這兩年,老家的人總是打電話來問我,怎麼寄回去的錢變少了,其實我有自己的計劃。」

  隸屬於臺灣世新大學、專門報導新住民議題的《四方報》,在2021年12月24日報導稱,臺灣地區目前有來自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約55萬個新住民家庭,以及80萬移工,在臺擔任護工和工廠工人。他們正在每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角落默默打拼,支撐著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

布衣之困

  王玲曾在臺北一個高級小區裡做過保姆,她有個十幾歲的小兒子,和客戶孩子年齡相仿,所以也會和老板聊聊孩子的擇校、教育的問題。

  這段保姆經歷,讓她看清了自己的家庭,以及下一代想要完成階級跨越的關鍵——子女教育。

  「像我之前老板的那個女兒,從小上的就是雙語學校,一年級就會說英語。但我們家不管是姐姐還是弟弟,上的都是公立,三年級才開始教字母表。」王玲說。

  藍佩嘉向南方周末表示,在臺灣的富裕中產階級家庭之間,雙語教育和全球化的子女教育策略,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哪怕沒錢送孩子去英美留學或者讀‘暑期學校’,這些家長也要擠破頭讓孩子參加各種在臺灣的‘全英文夏令營’。」

  和大多數母親一樣,在王玲眼裡,擁有國際視野,上一個好大學,都是下一代能夠出人頭地的敲門磚。但是家裡的經濟狀況卻幫不上什麼忙,「別說從小的雙語學校了,女兒前年上大學,要是選私立的大學,我一年的薪水還不夠她交學費的。」

  據臺灣地區教育部門統計,截至2021年,臺灣地區的126所大學中,私立大學有81所,占總數的64.1%,其中不乏像輔仁大學、淡江大學等知名的大專院校。

  臺灣「中研院」研究員許嘉猷曾在接受《遠見》雜誌採訪時表示,對絕大多數臺灣的新住民家庭來說,他們欠缺適當的輔導和教育資源,「布衣可為卿相的階級跨越,幾乎是不可能」。

  但也有學者反對這樣的觀點,夏曉鵑認為,恰恰是臺灣地區的一些媒體和學者,過分強調了家庭出身對於子女教育和階級越遷的重要性,以及過於突出新住民家長在學歷和子女教育上的相對弱勢,才導致新住民子女在接受教育過程中遭受到更多的否定。

  劉千萍的母親來自越南,她仍記得她和身邊新移民家庭的孩子在中學時,如果通過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反而會被老師用訝異的眼光看待。「那個眼光,就是臺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家庭不抱期待,好像表現差才是正常的。」劉千萍說。如今,劉千萍從臺灣東吳大學畢業,作為臺灣地區小學新課綱編委團隊中唯一的新住民二代,參與了小學新課綱的編審。據了解,在新的課綱體系下,從2019年8月起,臺灣地區的小學生可以將越南語、泰語等東南亞語言作為必修課。

  「不僅是新住民家庭,如今越來越多的本土臺灣家庭的孩子也開始從小學習東南亞小語種。」藍佩嘉告訴南方周末,「這讓許多新住民家庭意識到,‘外籍媽媽’們在文化和語言上的多元性,實則成為了一種優勢。」

  如今,瑞秋仍然有些後悔當時選擇不教自己的孩子們學習越南語。「當時是怕他們講中文也有越南口音,然後被小朋友們笑話。後來想教的時候,他們已經不願意學了。」瑞秋說,「如果知道現在這麼注重多語種的教育,這也許能成為他們人生中的一個機會。」

流動的「兩岸族」

  臺灣社會學家蕭阿勤曾在一場講座中提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臺灣地區興起所謂「本土化思潮」,是使從大陸和東南亞國家遷來的新移民,被歧視和社會邊緣化的重要因素,是臺灣地區社會發展「長久以來的黑暗面」。

  時至今日,這樣的黑暗面逐漸迎來變局。

  2016年,柬埔寨華人林麗嬋接受臺灣國民黨提名,成為臺灣地區歷史上第一位新住民「立法委員」。在任期間,她推進了多項政策改革,幫助來自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女性提高社會和經濟地位,保障新住民家庭孩子們的教育權益。

  同樣生活在彰化,瑞秋是林麗嬋多年的好友,經常一起聚餐。「當初聽說有人想要培養她去從政的時候,我完全不驚訝。她和我性格差不多,都是不服輸的人。」瑞秋說,「她做‘立委’之後給予大陸姐妹很多幫助,也沒忘記我們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很保護我們。」

  2022年元宵節,在臺灣嘉義,新住民女性關懷協會像往年一樣,邀請來自大陸的媽媽們帶著孩子一起參加元宵活動,也吸引了很多當地的家庭。

  來自廣西的媽媽黃嘉榆覺得,兒子應該要了解這些元宵的習俗,也教他不要忘記家鄉。「廣西和臺灣的湯圓文化類似,也包花生芝麻餡。」她在活動中對兒子說。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楊丹偉在一份研究中指出,2008年以來,兩岸之間的大眾交流從單向逐漸轉變成了雙向,相比於之前「嫁到臺灣就紮根臺灣」的模式,現今兩岸之間的婚姻更像是在流動中的「兩岸族」。他們的存在和交流,成為兩岸「連結個體與社會的中介組織」,也在凝聚兩岸關係上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2021年夏天,因為臺灣地區疫情反覆,疫苗緊缺,老家在寧波象山的鄭女士打算帶著提早放假的女兒回到大陸,一方面積極打疫苗,一方面也有多點時間讓女兒陪陪外婆。「我告訴她,好好讀書,以後申請這邊的大學。」鄭女士在社交平臺上寫道。

  變局之下,對於這一群體的稱呼也在悄然變化。像「大陸新娘」、「越南媳婦」和「女移工」這樣包含污名和偏見的詞語,也逐漸從臺灣社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住民」、「新移民」等較為中性的詞匯。

  「我的願望就是,讓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偏見就留在我們這代。新住民值得和普通人一樣,活得平安、康健、有尊嚴。」王玲說。

  (王玲、瑞秋系化名)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楊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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