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在身份的社會建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無論古代還是近代、現代皆是如此。服飾是身份認同的符號。在大陸古代的許多朝代，尤其是朝代初立時期，服飾規則經由禮制被嚴格限制，僭越者會招致嚴厲處罰。而在世界其他許多文明的古代時期，也有類似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約束。到了近代，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女裝，也限制著當時女性的行為舉止。而在近代湧現出的軍隊的、警察的以及其他專門隊伍的制服，也成為具體群體成員身份區分、行為規制的基礎。
當時的男性時尚經常變化，出現了種類繁多的夾克、褲子、領結、領帶和帽子。19世紀的傳統的工人階級著裝方式也逐漸被新式的工人著裝（牛仔工裝連體褲、牛仔褲等）取代。
在19世紀之前，男性著裝趨同化、跨階層化，要麼是寬鬆或整套的褲裝，要麼是緊身的馬褲。法國大革命期間，出現了一個專門的詞匯：「無套褲漢」，指的是反抗貴族統治，身著褲裝的城市平民。自然，貴族服飾在這一世紀仍然影響著中上階級的著裝，包括禮服、燕尾服、日常外套、禮帽、真絲領帶、綢緞馬甲、手套、拐杖、手錶。
19世紀，歐美國家的上流社會女性的性別角色由時裝體現——她們在家裡和家外都不用工作，所以可以安心穿著緊身胸衣、寬裙擺、長裙裾。而中產階級、工人階級的職業女性效仿中上階級著裝的難度更大，就必須致力於重新改變著裝類型和風格，因為上流時裝並不適合工作或是家務場景。
19世紀的服裝民主化
但在19世紀後期，之前顯得森嚴分化的著裝風格首先在男裝領域出現了分化，工人們會在工作日身著與工人階級身份相符的衣物，例如罩衫、無袖馬甲，但中產及中上階級的著裝被逐漸引入到他們的節假日，例如身著西裝或夾克、大衣。
究其原因，19世紀後期，歐美社會的工人收入水準有所提高，而漸漸普及的教育讓一些工人家庭看到了子女通過自身努力實現階層流動的可能——而這並不能簡單解釋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釋放出了增長紅利，正確解釋應該是：19世紀前期和中期歐美社會激烈的工人階級運動，掀起了強烈的社會浪潮。加之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這為工人待遇獲得基本改善創造了前提。同樣是科技革命驅動的快速發展的20世紀晚期和21世紀初，歐美社會因為工會式微，薪酬狀況就不再像過去那樣穩定上升。權利，如果不爭取，就只有等待如彩票中獎般的恩賜。
新出版的《時尚及其社會議題：服裝中的階級、性別與認同》一書中，美國著名文化社會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榮譽教授戴安娜·克蘭指出，1875年前，時尚單品的擴散通常僅限於上層工人階級。在1875年以後，工人階級的收入繼續穩步提高，受社會因素影響更為突出，因而著裝的中產階級化更加鮮明。最終，工人們都能配置高頂禮帽（類似於大陸北方地區的工人家庭，購置了貂皮大衣）。
當然，1875年也是一個階級分化的重要年份。這之後，由於專業管理層作為階層的穩定確立，因而工人職業空間其實縮小了。這與歐美社會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的工人階級運動重迎高潮在時間上是重合的。
如前述，中產階級女性、工人階級女性、工人階級主婦不僅難以模仿上流服飾，而且這幾類群體之間的著裝也呈現出突出的分化特征。19世紀晚期的歐洲國家（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中產階級女性其實從工作和身份上完全依賴於另一性別，既要承攬必要的管理協助、行政雜務、財務等職責，也不可避免要「以色娛人」，所以這就是緊身袖、裙撐、裙擺，亮色、淺色等主色調主導中產階級女性服飾的原因。這一時期，隨著新的苯胺染料引入，種類更為繁多的色調得以實現。
而工人階級女性的禮拜日著裝主要是資產階級服飾，工作日則延續傳統服飾。但隨著時裝工業的發展，社會服飾文化的變化，19世紀末的歐洲國家，年輕的工人階級女性也越來越多地開始直接效仿資產階級著裝，以及貴族的舉止風格。《時尚及其社會議題：服裝中的階級、性別與認同》書中指出，在法國，新式百貨公司擔任（服裝、鐘表、珠寶等店鋪）店員的年輕女性常被稱為「城市無產階級皇后」，這些人衣著豪華，包括時髦的帽子、大衣和皮靴，有一定機率嫁入更高階層的家庭。而缺乏貴族傳統的美國，19世紀更快地出現了著裝的民主化。
服裝工業、時尚產業甚至文化反叛，都是資本的棋子
著裝在19世紀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當然受社會風潮、社會心理影響，但更明確來說，這是服裝工業、時尚產業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營銷力量所塑造的結果。
時尚的導向元素分為權威，以及另類（反叛），兩者其實都服務於商業利益。所以，那些以各種方式展現反叛，挑戰資產階級以及傳統貴族審美趣味的時尚風尚，之所以被資本主義文化體系寬待，成為時代的寵兒，不過是因為這樣的反叛可以創造出新的潮流，連帶產生新的訂單。
《時尚及其社會議題：服裝中的階級、性別與認同》書中指出，時尚中的另類風格常常是男裝與女裝的風格、要素互換，英國女性在19世紀後期將戴著領帶視為時尚。中產階級女性尤其熱衷將商務服、學生校服、護士制服進行混搭。當時的女性尤其是貴族女性還十分熱衷男士西服。
在女性服裝被更多地引入褲裝的過程中，女權運動的成員與社會主流成員發生了激烈沖突。女權成員強調女裝應該更多地趨向於實用、健康和舒適，訓斥法國等國家的衣著傳統（例如束身衣和過於沉重的衣服）。要知道，包括美國在內，歐美國家時至1900年，社會大眾都十分排斥女性在公共場所穿著褲裝。當然，如果是貴族或者富商人士的時尚，如上流社會女性穿褲子騎馬，則不在大眾輿論訓斥之列。
20世紀初，法國和美國服裝工業開始呈現出比較突出的變化。書中指出，當時巴黎「最主要的時尚風格是身材勻稱、輪廓分明的氣質類型……成熟的女性仍然是時尚的引領者，因為時尚是為她們而創造的」。而美國的服裝工業相較而言更傾向於運動風格。
毫無疑問，運動風格的服裝，其實有益於女性在自我解放中，獲得更大的自主空間。而隨著法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的人口增長率放緩，不得已情況下，煤礦在內的用工單位需要吸納女性勞力者，也就只能允許這些勞力者穿褲子。
進入20世紀，時裝、時尚逐漸擺脫了階級區分，而因循著消費主義的邏輯，開始經由巴黎、紐約、倫敦、東京和米蘭等國際時尚之都而主宰全球的消費市場。路易十四以來的法國，經由幾百年對裝飾藝術的高度重視，奠定了對世界時尚領域的標準、美學、觀念主導權。包括那些意在挑戰法國時尚權威的美國、英國、日本時尚，其實也是類法國化的。
美國在時裝、時尚嬗變過程中起到的顛覆性作用，在於：
首先，是通過積極發展服裝生產技術，導致服裝樣式的簡化，趨同化，就像是優衣庫等快時尚品牌在向大陸消費者展現樣衣時，可以選擇黑人或白人模特，並不因此顯得突兀。
其次，是借助公共關係、營銷、傳播等20世紀初得以專業化、規范化發展的社會科學的新分支，以及對應的服務業的新分支，更為強勁地傳播時尚理念以及其背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美式消費觀念就是快節奏的購買、更迭，讓時裝本身成為易耗品，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穩定，這顯然是為了更好地服務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更多的購買，美式消費甚至包含了按揭消費的貼心工具，鼓勵消費者超前透支，為了一時的歡娛和風光在所不惜。
第三，通過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將時裝、時尚具象化。
所評圖書：
書名：《時尚及其社會議題：服裝中的階級、性別與認同》
作者：（美）戴安娜·克蘭
譯者：熊亦冉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