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日，[神奇女俠]開畫，最終北美破四，全球破七；
2019年3月8日，[驚奇隊長]開畫，最終北美破四，全球破十一。
巨大的票房回報打臉了好萊塢商業片領域一個奇怪的說法：
女性主角沒有市場。
2018 年的戛納電影節，以凱特 · 布蘭切特為首的 82 位女性電影工作者集體亮相紅毯。
為電影業男女同工同酬的「5050×2020運動」站臺。
而自從 2017 年網上大範圍出現#METOO# 標簽話題。
女性覺醒從一個領域擴散到又一個領域，從一個國家擴散到又一個國家，從昨天擴散到明天。
電影以及電影業身處其中，既是覺醒意識的先鋒區域，也是這種覺醒必有回響的熱點區域。
該是時候聊聊這個話題了。
顯然，女性運動一直在發生，本文雖然稱之為「覺醒」，但並不是說，之前一直在沉睡。
換個角度，今天的覺醒之所以受矚目，是因為性別的另一邊已經很難「裝睡」了。
所以，雖然覺醒並非始於METOO，但METOO充分發揮了網路的力量。
讓這場持續的社會變革，大大推進。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值得關註的誤解。
第一，是這種覺醒會帶來過猶不及的運動。
考慮到這種覺醒的覆蓋面以及後果，它本就不可能全然溫良。
要說沒有微觀層面的「過度」的確不可能。
但是我們常說，歷史的車輪轉動不息。
它未必總是向前，但從未停止。
問題是，一個車輪哪個是上，哪個是下，哪個是正，哪個是反？
無論是生物學，還是社會學，或者是心理學層面上，男和女都是人類的共同組成，那麼「正」在哪裡？
宏觀來看，社會性別落差離「正」的距離還很遠，根本談不上「過正」。
以著名的戛納電影節為例，71屆以來的主競賽，有1645部男導演作品。女性導演呢？82部。
這個比例的爭議點不在於主競賽是否應該有更多女性導演作品，而是作為基礎的整體數量，比例必然更為懸殊。
所以，在整體產量比差距過大的情況下，如果要求某屆戛納20部主競賽，必須有10部以上女性作品，或有過猶不及之嫌；
但如果訴求在於提供更多女性電影人制作電影的機會，這算得上「矯正之道」吧。
另一方面，女性覺醒也不是什麼復古運動，不是對原始社會結構的招魂。
大家還記得[肖申克的救贖]裡的那張[洪荒浩劫]的海報嗎？
拉蔻兒·薇芝的原始女性形象，以及片子本身的故事結構，都提醒我們，電影如何通過敘事手段，塑造兩性的位置關係。
誰看誰？誰拯救誰？誰依附誰？誰指引誰？
在這個電影的原始社會裡，父權已經獲勝。
但女性主義者不要以為，父權之前的時代，與如今的女性覺醒中的訴求和願景，在本質上一致。
並不是這樣。
早期人類文明的母系社會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女權社會。
畢竟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文明的核心是繁衍，是生殖，所謂母系，是這種生殖崇拜的一個階段。
在今天，生殖與繁衍在很多社會中，被很多人(無論男女)排到了諸多追求的相對後位——
即便在絕對數量上，這並不是主流，這是以往的人類文明不曾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女性覺醒，以及隨之而來的女權訴求，對兩性而言，都是非常新鮮的命題。
本質而言，女性覺醒之於人類社會最大的意義可能在於，讓世界回歸本來的龐雜面貌。
這種龐雜有兩個層面。
第一，所謂男權社會是一種通過制度、文化操作，簡化社會運轉摩擦力的方式。
在這個過程中，女性長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在一種進步論的社會演進中，效率一直是居於第一位的。
在過去，這種性別不對等也成了效率提升的一部分。
其實不只是性別，階級、種族、國家這些概念，特別是進入到地理大發現之後，都成為這種效率優先的可應用因素——
而人本身，也不斷地被分配到這些身份概念之中，界定「自己」。
這讓一個社會經濟體高速向前，但是這種效率會制造巨大的壓力，不可能一直隱而不發。
我們時代發生的「覺醒」，從來不只是女性覺醒。
但相比於階級、種族、國家，這種覺醒更基礎、更廣泛，能夠觸及的人的數量，也更多。
舉一個更弱勢的例子：
在社會發展中，兒童是一個很新的概念，對兒童的區別優待，不過是近兩三百年的事。
而在電影產業中，對兒童演員的過度使用，帶來了法律層面的兒童權益保護；
如今對行業內兒童性侵犯的追緝，讓諸多罪惡曝光。
這些人，可能的確創造過一個多彩的娛樂世界，但這顯然不能抵償曾經隱秘的罪惡。
覺醒，就意味著拋棄假裝，這勢必會給社會的各個層面帶來沖擊。
當有一個占據人類比重超過一半的「性別群體」發生任何意義上的「覺醒」。
人在這個環境下產生恐懼、憤怒、迷惑、期待、振奮、懷疑等任何情緒都非常正常。
而如何應對，又是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因為你無法回避有所行動，這就讓本已龐雜的社會，更加龐雜。
這自然延伸到第二個層面，微觀的、個體的思維模式、行為習慣。
在METOO剛興起的那陣，有過一個關於老明星摩根·弗裡曼的「指控」：
推特上的很多用詞，涉及到諸如勾肩搭背，手的位置，言談中的暗示等等。
我們都知道，言行舉止是構成社會規范，傳達理念的實踐環節，它們受到宏觀的教導和傳播，形陳規則或者潛規則。
在女性覺醒之前，手的位置可能構不成冒犯，更不是犯罪，但隨著覺醒的發生，行為規范的條件改變了，言詞的使用邊界也改變了。
習慣於按某種方式行事、說話的人，感受到了不便，產生了被冒犯的感覺。
然而，這正是覺醒的意義。
被動地換位逼迫人們去思考曾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的合理性、正當性。
它要求每個人面對更為龐雜的社會情境，為自己的言行建立新的邊界。
這些對邊界的重建，與個體與群體，道德與法律一起，改變了舊的社會秩序與規范。
曾經合適的，不再合適；曾經潛藏的，不再潛藏；曾經存在的，不再存在。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創造一個有所不同的世界，那麼就得學會面對「冒犯」。
當然，這種面對「冒犯」，是雙向的，期間的爭吵、爭執、爭論，不僅不可避免，而且也無需避免。
厘清了覺醒的社會意義，電影產業、電影本身能在這個進程發揮什麼作用，便不難理解。
問題不是女性拍的、編的、演的、做的電影，就一定比男性好。
給予女性更多的參與權利，並不是電影品質提升的解決方案，而是電影題材、視角、情感擴展的解決方案。
文章開頭提到的[神奇女俠]、[驚奇隊長]，作為超英電影，票房證明了需求。
但這不是說，兩部電影就比男性超英電影拍得更好。
但是在9:1的生產比例面前，這兩部電影的成功完全有理由讓我們期待，三四五六比例的女性超英。
我們也不該認為，男性或女性超英只能對本性別的觀眾產生影響。
問題在於，即便有男性也能從女性超英電影中獲得價值上的正向鼓舞，這些電影之前也不存在，就更不用說女性群體了。
面對龐雜、多元、豐富的消費群體，電影的制作取向，在性別這個維度上，顯然是不成比例的。
誠然，商業電影基於利益考量，很少能成為任何覺醒意識的先驅傳播者。
但是電影的大眾屬性，足以承擔和宣告某種新趨勢、新方向的不可逆轉。
前方，[猛禽小隊]、[黑寡婦]以及更多超英、漫改、童話、科幻題材還在不斷地出現。
相比於票房(不是說這不重要)，它的價值擴散會如潤物無聲的春雨，慢慢沉降在更廣闊的領域裡。
女性覺醒是個進行時，覺醒之後要做什麼，也是進行時，如果要對這種覺醒留下一個期待。
或許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個自己的房間》裡的一句話，非常適用。
在文章中，她用這句話誇讚了一位百年前的傑出作家——簡·奧斯丁。
「一位婦女在1800年寫作，沒有仇恨，沒有抱怨，沒有恐懼，沒有抗議，沒有說教。」
我們可以自由地替代「1800年」與「寫作」，當然，如果你選擇寫作，也非常好。
你如何認為男女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