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劉曉慶姜文主演一女二夫的故事,直面女性覺醒與倫理的沖撞

  電影,是鏡頭語言的藝術。一部優秀的電影,總會給觀者留下一個或幾個震撼人心的鏡頭。比如,凡是看過電影《春桃》的觀眾,都會對二男一女躺在同一張炕上,那個充滿寓意和矛盾沖突的鏡頭過目難忘。

  

  電影《春桃》改編自許地山的同名小說,1988年上映。由著名導演凌子風執導,劉曉慶和姜文主演。影片獲得了第十二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兩位主演也分別獲得了百花獎的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

  

  

  許地山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大約是那篇編入中學課本的《落花生》,但事實上,他短暫的一生著作頗豐,且深具現實主義色彩,1935年出版的短篇小說《春桃》,更是在現實之上,對女性的覺醒和傳統的道德倫理,做了大膽的叩問和先鋒的探索。

  

  電影對小說進行了高度的還原,也加入了導演的個人意志,在結尾處做了一個不甚明晰的開放式結局,更多了一些迷茫混沌中求索出路的意味。

  

  《春桃》是劉曉慶和姜文繼《芙蓉鎮》後的再度攜手,兩人在影片中貢獻了精湛的演技。姜文眼角眉梢都是戲,劉曉慶素顏出鏡,依然美得令人挪不開眼睛,那份蓬勃鮮活和天然的嫵媚,令春桃這個拾荒女,散發著仲夏夜晚香玉一般皎潔馥鬱的芳香。

  

  

  一男一女,春桃不讓劉向高叫她「媳婦」,是女性意識的朦朧覺醒

  

  故事發生在兵荒馬亂的30年代,春桃原本是鄉下財主家的女兒,新婚當天被土匪沖散,從此開始四處逃亡。姜文飾演的劉向高,是個讀過幾年書的鄉下小夥,在逃難的路上跟春桃意外相識,一起走了一段後又各奔前程。

  

  可緣分兜兜轉轉,這倆人又在北京遇上了。於是,有夫之婦的春桃就跟向高同居了,她讓向高做她的夥計,兩人一塊兒做著撿破爛的買賣。

  

  小說中,有對春桃「職業經歷」的描述。她先是被洋人雇去做女傭,可她受不了洋人身上「去來鼓著一陣騷味」,就辭職不幹了。後來又去一戶人家當差,可天生有傲骨的她,挨不了罵,不多時又不幹了。

  

  

  在舉目無親的北京城,她總要設法兒活下去,於是「自己選了這撿爛紙換取燈兒的職業」,生活才勉強可以維持下去。

  

  春桃有口潔白的牙,樣貌也呈露著天然的秀麗,若她肯嫁,按照行情,最少能值個一百八十的。可見在當時艱難的處境下,春桃也並非別無選擇,無論是在洋人家裡做幫傭,還是選擇當時大多數女人的出路,用婚姻維持生計。

  

  這些更容易的活路,春桃都沒有選,她選了一個看起來低賤骯臟的生計,但她心裡很明白,這份撿破爛的職業,能帶給她的是自主,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所以,後來春桃才會對丈夫說:「這幾年我和他就同兩口子一樣活著,樣樣順心,事事如意。」

  

  在春桃的心裡,每天帶著破草帽、背著沉重背簍撿爛紙的生活,實際上可以稱得上在不得已的時局下,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

  

  

  電影中春桃和向高租住的小院,跟小說中描寫的一模一樣。

  「進門是個小院,婦人住的是塌剩下的兩間廂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礫。門前種著一棚黃瓜,幾行玉米。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

  

  這個小院的設置,其實正暗合著春桃的人生態度。院子裡的房子大多都坍塌了,一大半的斷壁殘垣,寓意著動蕩的時機和底層百姓們不得不承受的命運。可剩下的逼仄空間裡,春桃可要自己做主。她把房子收拾得幹乾淨淨,種上香得無拘無束的晚香玉,壓住院子裡的臭氣。

  

  春桃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身上下都洗乾淨,再換上素白的衣衫,和向高烙幾張蔥花餅,在院子裡望著天上的星辰乘涼聊天,困了一起入睡,向高照例給她捶捶背捏捏腿。

  「她每天的疲勞就是這樣含著一點微笑,在小油燈的閃爍中,漸次得著休息。」

  

  

  她在逼仄的環境裡,盡力做著自己的主人。她不準向高叫她「媳婦」,並非如向高以為的,還惦記著丈夫李茂,她說:「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沒信,可不是白想?得啦,別提他啦。」

  

  此時的春桃,在無依無靠顛沛流離中,悟出了一個道理,活下去得靠自己。當初父親要她嫁給李茂,理由只有一個:李茂會打槍,兵荒馬亂的時候能保護家裡人。然而,新婚當天李茂就跑丟了,好幾年生死不知。她能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女性意識的覺醒,可以有多種路徑,比如受教育,比如新思想的沖擊,但是女性從根本上的意識覺醒,必然是來源於自己能養活自己,唯此,這份覺醒才有機會真正的走下去。

  

  春桃跟向高同居三年,卻不願意向高叫自己「媳婦」,盡管他們情投意合。春桃的這份執拗,其實是女性意識的朦朧覺醒,雖然她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但已經知道了自己不要什麼。她逐漸醒來的意識,還在尋找新的歸處。

  

  

  一女二男,一張大炕上的倫理沖撞,父權夫權為難的何止女人

  

  春桃趕早市時,意外遇見了失去雙腿的丈夫李茂。她毫不遲疑,把李茂接到了家中。李茂問她是不是一個人,她說還有個夥計,李茂又問「你和那姓劉的同住在這屋裡?」春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我們同住在這炕上睡。」

  

  接下來,兩人有段很精彩的問答。

  「那麼,你已經嫁給他了?」

  「不,同住就是。」

  「那麼,你現在還算是我的媳婦?」

  「不,誰的媳婦,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個兒。」

  

  至此,春桃覺醒的女性意識,開始變得十分明晰,「誰的媳婦,我都不是,我是我自己個兒。」

  

  

  此時的春桃,不但是個經濟獨立的女人,而且已經是個思想獨立的女人了。她坦然大方地介紹他們認識,她說:「這是我原先的男人,這是我現在的夥計。」她要按照自己內心的意願,去安排這兩個跟她有親密鏈接的男人。

  

  首先,她拆解著李茂的顧慮「人家會笑話我是個活王八」。春桃說:「有錢有勢的人才怕當王八,像我們,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麼相關?」

  

  對於二人的夫妻關係,她說:「我領你回來,是因為我們還是鄉親。你若認我做媳婦,我不認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贏。」

  

  然後她直白地告訴丈夫:「我不能因為你殘疾就不要你,不過我也舍不得丟了他。大家住著,誰也別想是誰養活著誰,好不好?」

  

  

  再者,她又替向高拿著主意。向高害怕同行們笑話,春桃說:「若是人笑話你,你不會揍他?你露什麼怯?咱們的事,誰也管不了。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

  

  她還頗有頭腦地籌劃著未來的生計,跟兩個男人商量著,「咱們三人開公司。」

  

  從春桃身上可以看到,女性覺醒的力量是洶湧的,她們常年被父權和夫權壓抑著的心智一旦蘇醒,就像大河融冰一樣,煥發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而父權夫權下的犧牲品,又何止是女人呢?

  

  

  電影用三人同炕的鏡頭語言,強烈而微妙地表達了權利壓制下的個體困境。

  

  李茂和向高都是內心良善之人,小說中有個假設,如果李茂想除掉向高,並非難事,「若是他有槍,更省事,一動指頭,向高就得過奈何橋。」電影中,添加了一個片段,向高給李茂剃頭,他拿著鋒利的剃刀站在李茂身後,如果他心中惡念突起,後果也不堪設想。

  

  但這兩個男人,都很君子的紛紛退讓著。晚上就寢時,一張大炕上,李茂和向高背著身子,緊緊貼著炕沿兒,把中間一大塊空間留給春桃。

  

  黑漆漆的夜幕下,三個人誰也不說話,兩個男人分明都沒有睡著,卻貼在炕沿兒上一動不動,二人中間的春桃輾轉反側,一邊是沒有愛卻有義的丈夫,一邊是沒名分卻有情的夥計,兩個男人她都不忍丟下。可兩個男人,因為倫理輿論,偏偏要違背內心,誰也不肯靠近她。

  

  

  這經典而大膽的一幕,絲毫沒有猥瑣之感,它呈現的是三個善良的普通男女,在本性和倫理之間的巨大掙紮。

  

  春桃設想的拋開所謂禮教名譽的活法,像一個夢中的烏托邦,她沒想到這在兩個男人那裡,壓根行不通。就像那位老片警兒說的一樣,男人娶五房姨太太也正常,可要是一個女人倆丈夫……

  

  春桃特立獨行的做法,並沒有在李茂和向高的心裡落地。兩個男人私下商量著做了一個決定,李茂把春桃賣給向高,這樣在名分上就成全了他倆。

  

  春桃回來後,看到契約,撕了個粉碎,她說「我不能由著你們派」。覺醒女性的第一自覺,就是不再物化自己,她不再是可以轉讓買賣被處置的商品,而是有了自主意識的人,為自己做主,成為了她的人生信條。

  

  春桃不嫁給向高,並非是顧忌有夫之婦的身份。跟李茂重逢後,她先是說著「誰的媳婦我都不是」,後來卻又把李茂主動給她的龍鳳貼還給了他。

  

  她是要保留這個名分嗎?不,春桃說:

  「茂哥,我不能要這個,你收回去吧。我還是你的媳婦。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動,不能幹大活,我就不要你,我還能算人嗎?」

  

  春桃此時自認了是李茂的媳婦,並不是對禮教低頭,而是她要給擺脫不了夫權壓迫的丈夫一個「名分」。因為她看明白了,沒有這個名分在,李茂就無法安心接受她的照顧,盡管她的恩惠是來源於俠義和惻隱之心,而不是夫妻情分。

  

  那座無形的大山,讓這兩男一女都深感壓抑。

  

  

  《春桃》難能可貴的,既展示了女性覺醒,還探索了覺醒後的出路

  

  春桃夢想著不負情也不負義,但是深入骨髓的夫權意識和輿論壓力,還是讓兩個男人都選擇了出逃。向高在夜裡不辭而別,李茂在屋裡懸梁自殺,好在被春桃救下。

  

  之後的日子,春桃遍尋向高不著,失魂落魄。這個從沒受過愛情教育,一向「隻理會生活,不理會愛情」的女人,心裡盲悶著沸騰。她看著滿街的煙草廣告,上面那句「還是她好」,是向高說給她的情話兒。三年的相依為命,春桃隻覺得事事順心,卻沒意識到,向高已經潤物細無聲一般,占據了她的心。

  

  兩個有情人,就這麼在諾大個北京城,擦肩而過,從此渺渺茫茫再無尋覓處。

  

  

  小說的結尾,安排了一個團圓的結局。向高又回來了,而且兩個男人再次達成了新的協議。在城裡,向高是戶主,李茂是同居;回到鄉下,李茂是戶主,向高是同居。向高還明言道:「你是咱們的媳婦。」

  

  春桃和向高商量著,換一間大一點的房子,李茂睡著後,向高拿出了給春桃買的八成新的草帽。院子裡的晚香玉,在空氣裡裊裊的遊蕩。故事在這樣的氛圍中結束了。

  

  但電影《春桃》,安排了不一樣的結局。

  

  向高沒有回來,李茂也走了,院子裡只剩下了春桃一個人。第二天,她神色茫然地出門,在狹窄的胡同盡頭,突然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身影,李茂回來了;她轉頭望向胡同的另一頭,向高正站在一片影影綽綽之中。

  

  

  春桃望著向高,眼淚滾滾而下。然後鏡頭切換,春桃獨自一人,撿著爛紙,喊著「換取燈兒」,行走在圍成一個框的濃重的故宮紅牆之下。

  

  這個不甚分明的開放式結尾,給觀眾留下兩種猜測,一種是李茂和向高真的回來了,另一種,那其實是春桃的幻覺。

  

  但無論哪一種,在放大特寫的春桃臉上,漸漸出現了春日桃花般明媚的微笑,讓人覺得他們應該是真的回來了,或者就如沈從文《邊城》裡那樣,他們可能永遠不再回來了,也可能明天就回來。

  

  沉重的宮牆意境,在電影中首尾呼應,象徵著的倫理重壓不問可知,但行走在牆根的春桃,依然是鮮活的生命,她的臉上洋溢著的,依然是未曾泯滅的希望。

  

  

  許地山小說裡給出的「一妻二夫」結局,有些像是對「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過猶不及,這在30年代的中國,無疑是極其大膽和足夠震撼的。

  

  凌子風導演給出的結尾,少了幾分原著的篤定,多了一些選擇的迷茫。這樣的處理方式,必然帶著時代的烙印。8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傳統價值觀和經濟浪潮頻頻對撞的時刻,傳統和現狀,理性和情感,堅守和改變,每個人都在時代洪流中,做著何去何從的抉擇。

  

  這種時代改變帶來的短期陣痛,是無法避免的。這種迷茫,也必然出現在同期的文藝作品上。所以《春桃》這部取材於30年代中國的故事,到了80年代,依然可以被寄托當下的精神困擾,包括到了21世紀的今天,也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因為人性和情感,總是亙古不變的。

  

  「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這句話,對於如今的女性意識覺醒而言,依然適用。

  

  

  電影《春桃》中有一個畫面,背著廢紙背簍破帽遮顏的春桃,在一條長長的巷子裡,跟一個女學生打扮的女子擦肩而過。這個意向,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出走的娜拉,和魯迅先生《傷逝》裡的子君。

  

  受教育覺醒後的女子,以出走來反抗壓迫和禮教,但同時留下一個沉重的思考:出走之後的娜拉,該怎麼辦?

  

  春桃沒有受過教育,她跟時髦的女學生各走各路,但若論女性的自主與獨立,春桃未必會輸給女學生,因為她不但醒過來了,還依靠自己的雙手和內心,勇敢地走了下去。

  

  小說中看似怪誕的「一妻二夫」的結局,從邏輯上推理,卻並非站不住腳。因為無論是李茂還是向高,他們都是需要依靠春桃生存下去的人,李茂因為殘疾自不待言,身體健全的向高也一樣。他說:「我不能離開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

  

  

  這一段設置,既表明了婚姻中合作的實質,也暗中指明了女性獨立的道路,一定是建立在經濟獨立之上的。只有自己能養活自己的人,才有資格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一部老電影《春桃》所要探討的東西,其實還有很多。比如規則,它既是對人性的壓制,同時也是對人性的守衛,因為失去規則和管制的感情和欲望,很快就會變成洪水猛獸。

  

  而這又是一個永恒的關於人性的命題,無論是早已逝去的30年代,已經逐漸遙遠的80年代,還是當下,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將永遠的追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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