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的考究與遺憾:宋仁宗時代,天才為何成群而來

  采寫丨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清平樂》主人公宋仁宗趙禎,誕生於西元1010年,有意思的是,這個年份距離2020年,也正好相差1010年。

  熱播劇《清平樂》劇照。

  《清平樂》是第一部以宋仁宗為主角的電視劇,它的劇情和服化道調動起許多觀眾和自媒體的「考據癖」,在網路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宋朝熱」和「仁宗熱」。這對這位宋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而言,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待遇。與那些開疆辟土的「雄主」相比,終生未離開京城的宋仁宗只能算是「守成之君」,在中國傳統的歷史敘事中,歷來沒有太強的存在感。他被認為資質庸常,「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宋朝對皇帝的稱呼)

  」,甚至連民間故事、戲劇,都幾乎沒有一部以他為主角。

  然而,在其禦宇的時代,卻湧現了群星閃爍般的傑出人物:在文學界,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

  (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在宋仁宗朝登上歷史舞臺,還有柳永、晏殊也都是仁宗朝的一流詞人。在學術界,則有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著名的經學家和理學家。在政治界,則有架式仲淹、富弼、韓琦、包拯、王安石、司馬光等名臣輩出。

  宋仁宗朝,可謂人才濟濟,各路天才與賢臣成群而來。恰如蘇軾所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計其數……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如此看來,能創造此等治世局面的宋仁宗並非真的庸碌,而是知人善任,開明睿智,是能夠垂拱而治的帝王典范 ,後世士大夫總結其執政所得,歸結為「任賢相,聽臺諫,遵法式」。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初名趙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他在位初期,由章獻明肅皇后劉氏垂簾聽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開始親政。慶歷三年(1043年),趙禎任用參知政事范仲淹等開展「慶歷新政」,企圖遏止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並及「三冗」現象,但因反對勢力龐大,改革旋即中止。在位四十二年,為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歷史作家吳鉤,在其新近推出的傳記作品《宋仁宗:共治時代》中,著重講述了宋仁宗與臣僚之間的合作與博弈,以及君權、相權與臺鑒之權如安在相互制衡中,共同創造出政治清明、經濟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吳鉤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宋朝歷史,出版過《風雅宋》《知宋》《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等作品,在收獲一批「宋粉」的同時,卻也被一些讀者批評為對宋朝過於溢美。

  在這部新著中,吳鉤用更為學術性的方式寫作,力求做到考據精嚴,但也有讀者提出,「強於材料梳理而短於理論分析,視角不具備穿透力。」吳鉤所力圖還原的是一個常人與君主的合體,他絲毫不掩飾自己對宋仁宗的偏愛。他指出,這樣一位開創「慶歷、嘉祐之治」的帝王,不僅被宋代後世計程車大夫推崇備至,提出「專法仁宗,海內晏安」的主張,更受到張居正、王夫之等明清人士的讚揚。「正是因為宋仁宗的萬事不自由,才成績了一個無與倫比的時代。」

  在此書新出之際,我們圍繞宋仁宗朝的政治和文化系列議題,對作者吳鉤進行了一次專訪,同時也談及了熱播劇《清平樂》的考究與遺憾。

  吳鉤:宋史研究者,知名歷史作家。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宋朝文明,主張「重新發現宋朝」、「重新闡釋傳統」,著有《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宋仁宗:共治時代》等作品。其中,《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榮獲CCTV「2018年中國好書」獎。

  1 庸常的守成之君,

  抑或開創盛世的賢主

  新京報:你研究宋史多年,《宋仁宗:共治時代》是你創作的第一部傳記,為何選擇給宋仁宗這樣一個並無特殊豐功偉績的皇帝作傳?目前,學界關於宋仁宗的整體研究情況大致如何?

  吳鉤:給宋仁宗寫一部傳記,是我多年的心願。以前讀宋人筆記,看到宋朝士大夫筆下的仁宗之仁,讓我有些感慨。舉例來說,成都有一名落魄文人寫了一首反詩,鼓動四川獨立,而仁宗皇帝得悉後,居然淡然地說:「此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處於遠小郡。」這麼仁恕的皇帝太少見了。所以我對宋仁宗一直心存好感。之後,在研究宋代歷史時,便對仁宗及其時代頗多留意。

  此後,又發現宋仁宗身上存在幾個很有意思的悖論,比如說,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時間不短,但他本人的存在感卻極低,在多部以仁宗朝為歷史背景的文藝作品中,如包公故事、楊家將故事,仁宗從來都是扮演「打醬油」的角色,幾乎從未擔任過主角。現在正在播出的電視劇《清平樂》,大概是有史以來第一部以宋仁宗為主角的影視作品。但是,盡管仁宗本人默默無聞,他在位期間,卻湧現了非常多的著名人物、一流才俊,從晏殊、范仲淹、歐陽修到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等等。

  《宋仁宗:共治時代》,作者:吳鉤,版本: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

  宋仁宗身上還有另一個悖論:其本人的資質是比較庸常的,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也沒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然而,歷代士大夫對宋仁宗的評價卻是很高的。宋朝人自己說:「慶歷、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慶歷、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明朝計程車大夫朱國禎縱論千古帝王,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華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間,帝王無數,只有華文帝、宋仁宗與明孝宗才配得上「賢主」之譽,至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這些悖論,吸引著我想深入一點去探訪宋仁宗以及他身處的歷史世界,所以就萌生了給仁宗寫一部傳記的念頭。特別是想到仁宗皇帝誕生於西元1010年,到2020年恰好是他誕生1010周年,這個時間點如果推出一部仁宗的傳記,我覺得比較有紀念意義。於是,便有了這本《宋仁宗:共治時代》。就我目力所及,在我之前,似乎還未有人專門給宋仁宗立傳,只有黃燕生先生寫過一本宋仁宗與宋英宗的合傳,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舊著了。

  新京報:在一個「資質庸常」的君主禦宇的時代,為何能創造出政治清明、經濟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吳鉤: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宋代中國的文化昌盛、經濟繁榮,並不是任何一個君王創造出來的。毋寧說,這是文明演進與宋朝制度合力的自然結果,所以陳寅恪先生才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而不是說:「華夏民族之文化,由宋朝皇帝之創造,造極於趙宋之世。」

  我再舉一個經濟方面的例子,中國中世紀式的坊市制、夜禁制,在晚唐、宋初之時均出現瓦解之勢,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而宋王朝也沒有像之前的唐王朝一樣企圖扭轉這一歷史大勢,而是順勢而為,實行更開放的城市制度,承認臨街開店與夜市的合法性,給予城市商業與市民生活更大的發展空間。如此,才造就《清明上河圖》所展現的如夢繁華。

  再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一名具有雄才偉略的雄主,在開疆辟土、統一國家方面可以大有作為,但是,不一定就能夠開創一種開明的國家治理秩序。秦始皇能統一六國,這是他的偉大功業,但另一方面,秦人又分明感受到「天下苦秦久矣」,以致二世而亡。宋仁宗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開疆辟土的不世功業,他不過是國家承平時期的守成之君,對於承平之世的守成君主來說,以謙遜、寬仁之心治天下,也許要比雄主的雄才大略更有利於促成政治清明、經濟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改容聽講》。該圖講述宋仁宗初即位時,勤禦經筵、虛心聽講、尊師重教的故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2 庸常的當朝和後世士大夫

  如何評價宋仁宗?

  新京報:宋仁宗在位之時,沒有一個士大夫對其完全滿意,但在他去世後,宋朝計程車大夫卻一致將其塑造成君主的典范,認為「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到明清之際,鄒智、張居正、王夫之等士大夫也對其讚譽有加。歷史上,對宋仁宗的評價經歷過怎樣的變化?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吳鉤:宋仁宗在位之時,其實沒少受到士大夫的批評,有一些批評的措詞還非常強烈,比如蘇轍便直言「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宋仁宗被塑造成聖君形象,是在他去世之後,更準確地說,是在宋神宗熙寧變法之後。應該說,這跟變法引發計程車大夫朋黨分化有關,當時,反對變法的保守派有意將仁宗塑造成治國理政的典范,將仁宗神聖化,有抬出仁祖抗衡神宗、壓制變法派的用意。

  不過,朋黨分化只是宋朝士大夫「塑造聖君」的因素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熙寧變法激起的路線紛爭煙消雲散時,士大夫對於宋仁宗及其施政的尊奉,就未必帶有多少派系色彩,他們更在意的其實是向當朝君主闡釋什麼才是優良的政體,什麼才是值得遵守的祖宗家法。比如南宋淳祐年間,杜范拜相,向理宗上奏札說:「或有勸仁祖:‘以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有歸。’仁祖曰:‘事正不欲從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也。」

  至於明清士大夫對宋仁宗的讚美,我覺得那是儒家治理理念的反映。儒家認為,為人君者,止於仁。仁是君主的最高境界,仁宗之仁,青史留名。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受無逸圖》。該圖講述宋仁宗將老師孫奭所繪畫作《尚書·無逸圖》掛於講讀閣,並命蔡襄書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風之上,提醒自己不可貪圖安逸。(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宋朝後世士大夫對「仁祖之法」的不斷申明強調,對宋朝後來兩百餘年的帝王作風和政治運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仁宗有哪些政治遺產被繼承?

  吳鉤:宋仁宗在世時,不隻一次被臣僚批評為「臨朝淵默,垂拱仰成」,意思是說,你這皇帝當得不夠有魄力,缺乏決斷之能,萬事委任宰相。但有意思的是,仁宗逝世後,士大夫在總結「仁宗之法」時,卻高度稱讚仁宗朝的垂拱而治,讚美「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百事不會」不是無能,而是說君主應該謙抑,不逞強,不與臣下爭勝;「會做官家」是指深諳為政之要,這個「為政之要」,宋人邵伯溫概括為「任宰輔,用臺諫,守法式」。宋朝士大夫通過對「仁祖之法」的總結與闡釋,試圖將君權限制在必要的最低程度上。仁宗朝之後,宋王朝從未出現過專斷、強勢的君主

  (包括垂簾聽政、代行君權的皇太后)

  ,卻湧現不少操縱朝柄的權臣,這可能與士大夫闡釋的「仁祖之法」的影響有關。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宋仁宗與群臣。

  新京報:趙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仁宗」為廟號的皇帝,「施仁政」是儒家至高的政治理想。在你的書中,宋仁宗也確實是一位寬厚仁愛、能克制自己欲望和脾氣的帝王,你會如何形容他的個人性格與執政風格?

  吳鉤:如果我們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宋仁宗,我覺得最恰當的就是「仁」字,他的一生無愧於「仁宗」的廟號。《清平樂》主角宋仁宗的飾演者王凱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心中的宋仁宗,一個是仁,對所有人,包括百姓、身邊的內侍宮女,還有每天追著他‘罵’的諫官,都懷有仁厚之心;一個是忍,他是特別孤獨的,他沒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體都是國事,在千百雙眼睛中生活。」我覺得他很精準地把握到了宋仁宗的特點。「仁」的意思不僅僅是仁厚、仁愛,儒家說「低廉甜頭復禮為仁」,所謂「低廉甜頭復禮」,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情感偏好,服從禮法、制度的約束,就是包括忍。

  宋仁宗作為人子、人父、人夫,跟我們一樣,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但同時,仁宗又是一國之君,君主的天職是化家為國、舍己從公。這兩種角色難免發生沖突,當沖突發生時,宋仁宗常常選擇了妥協,即克制自己的個人情感與偏好。仁宗之所以為後世士大夫所稱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在寫這本書時,很希望能寫出這種沖突與妥協。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不喜珠飾》。該圖講述宋仁宗生活簡樸,不喜豪華,一日張貴妃因「首飾皆珠」,仁宗斥責她「滿頭白紛紛的,沒些忌諱」。(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3 「君臣共治」與「乾綱獨斷」

  新京報:這本書以巨大篇幅來談論仁宗與臣僚之間的合作博弈,所謂「君臣共治」的局面,為何能在仁宗朝達到比較理想的狀態?

  吳鉤:宋王朝自太祖、太宗兩朝之後,在政治勢力方面,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首先,皇帝從開國之君變成守成之君,不復具備克裡斯瑪型

  (charisma)

  的個性魅力與個人權威,君權的行使更多地依賴傳統、慣例與制度;其次,通過科舉制度,一個龐大計程車大夫群體崛起,他們生出「士當為天下先」的擔當,甚至宣稱「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不能反駁,從而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體。這套政體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至仁宗朝時達到比較理想的狀態。所以,我這本關於宋仁宗的傳記,副題就叫「共治時代」。

  「共治」只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那麼,什麼才是宋朝式的共治政體呢?我想引用范仲淹之子范純仁的一句話來描述:「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放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這也是宋朝士大夫構建出來的理想化的政體:君主掌握著最高的權威與最終的仲裁權,但地位超然,端拱無為,把執政權委托給遴選出來的可問責、可更替的政府,把監察、審查權委托給平行於政府的臺諫,讓兩權相制相維,如此,君主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納諫遣女》。該圖講述宋仁宗聽從臺諫官的規勸,忍痛割愛,將臣下進納的漂亮宮女遣送出宮。(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君權、相權和臺諫之權三者之間能否形成有效制衡,其關鍵是否還在於君權的自我克制?當皇帝想要任性妄為、乾綱獨斷的時候,臣僚並無足夠的力量對其進行制約,比如宋徽宗時常以禦筆手詔挑戰成法,並且規定手詔不容反駁、滯留,對延誤執行者處以「流三千里」的嚴厲懲罰。即便是善於納諫的宋仁宗,也常有不顧臣僚反對、一意孤行的時刻。

  吳鉤:君權、相權、臺諫之權要達成比較均衡的相制相維的理想狀態,君主的自我克制固然很重要,但制度、慣例、士大夫力量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宋仁宗曾有過一段自白:「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茍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這裡的「祖宗故事」,即指既定的制度與慣例,制度、慣例擺在那裡,皇帝也不能不遵守。若不遵守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執政大臣與臺諫官也會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式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有專斷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既然如此,為什麼到徽宗朝時又會出現禦筆手詔盛行的情況呢?宋徽宗熱衷於禦筆手詔,確實代表了皇權自我擴張的趨勢,但禦筆手詔的盛行卻不是徽宗獨攬朝綱的結果,而是宰相蔡京意欲專權的衍生產物:《宋史》載,蔡京執政後,「患言者議己,故作禦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禦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托而行」。若非當時的執政集團與皇權同流合污,宋徽宗想以禦筆挑戰成法,未必會那麼容易。

  即便徽宗在蔡京的鼓動下熱衷於禦筆行事,也常常受到抵制,正如漢學家伊沛霞女士在《宋徽宗》中指出:「徽宗發現,長期以來,讓大臣執行詔書都是一個難題,無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對無視禦筆手詔的懲罰。」宋徽宗以立法的方式對延誤執行手詔的臣僚作出嚴厲懲罰,固然反映了這名藝術皇帝的任性,但換一個角度來看,也透露了皇帝的禦筆手詔一直受抵制的事實。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天章召見》。該圖講述宋仁宗在皇家圖書館天章閣召見大臣,咨詢時政闕失,請眾臣暢所欲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士大夫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君主討價還價,但始終沒有生長出足以持續抗衡專制的力量,「君臣共治」與「虛君共和」還是存在很大差距。你在書的最後提到,「仁祖之法」被後來的宋朝士大夫解釋成一項比較接近於「君主立憲」的憲制,那麼,阻礙其最終發展成憲制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吳鉤:經由宋朝士大夫的闡釋塑造,「仁祖之法」貌似接近於近代的「君主立憲」制度,不過,我們當然不能將宋朝的「君臣共治」等同於「君主立憲」。由於宋王朝的覆滅,宋人奉行的「君臣共治」體制,也如煙雲消散於歷史深處。我們無法假設,如果宋王朝的鼎祚再延續幾百年,是不是就可以演化出另一種版本的「君主立憲」。但有一點我們可以指出來,即便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也是經過漫長時間演進而來,今人津津樂道的《大憲章》,事實上在簽署之後,便被束之高閣,沒有人當一回事。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參知政事范仲淹(左)。

  4 天才與賢臣為何成群而來?

  新京報:宋朝為避免重復晚唐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局面,採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但這也導致軍事羸弱、外交無力、冗員龐大的「積貧積弱」局面,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等意在富國強兵的變革,為何都以失敗告終?宋朝從繁榮到沒落的原因是什麼?

  吳鉤:我並不認為「慶歷新政」失敗了,因為領導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離朝後,他們推行的新政舉措並沒有全部被廢除,而是一部分措施被廢止了,但一部分還繼續執行,還有一部分獲得進一步的完善,而不是像許多人所以為的那樣,新政都被廢除了。不過,仁宗朝的共治體制,確實不利於大開大闔的變革,因為大開大闔的變革往往需要先賦予主持者足夠的集權,如此才不至於處處掣肘。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便不難理解熙寧變法時王安石為什麼要鼓動宋神宗乾綱獨斷。那麼,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會失敗?我覺得一些偶然因素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支持變法宋神宗英年早逝,繼位的宋哲宗年幼,固執的保守派領袖司馬光上臺執政。

  至於說「宋朝從繁榮到沒落」,那更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若是說國運,從北宋到南宋,確實出現了沒落、衰敗之勢,但在文化、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南宋與北宋並沒有什麼差異,不存在衰落。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夜止燒羊》。該圖講述宋仁宗一日深夜因「不寐而饑」,想吃烤羊肉,卻「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寧可忍饑失眠。(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新京報:宋仁宗朝湧現了大批有為的名臣,如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龐籍、包拯、歐陽修,他們都是直言敢諫之人,甚至常以辭官相威脅,為何會有這樣一批正直忠心、重視名節計程車大夫的集中湧現?這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儒學復興有何關係?

  吳鉤:宋仁宗朝之所以湧現出那麼多直言敢諫的名臣,有幾個因素是需要指出來的:

  其一,趙宋王朝的建立,基本上結束了晚唐—五代的戰亂,人民不再在戰火中流離失所,終於可以安居樂業,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養生息,經濟、文化逐漸繁榮。戰時亂世的結束,也使得國家從「武功」向「文治」轉型成為可能。

  其二,隨著國家從「武功」轉向「文治」,宋朝在太宗時期開始大規模以科舉取士,科舉制度的全面鋪開,為士大夫群體的崛起提供了一個制度化的平臺。如果沒有科舉制度,像范仲淹、歐陽修等平民出身的才俊,不可能進入政府、成為治理國家的執政官。

  其三,隨著國家從「武功」轉向「文治」,宋政府開始大力發展教育,越來越多的平民才有機會受到教育,才有能力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士大夫中的一員。

  其四,教育與儒學的復興,養成了宋朝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使他們視自己為治理天下的主人翁,而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工具。所以,在他們立朝為官時,才會心憂天下,從道不從君。

  其五,宋王朝以寬仁立國,政治環境比較寬鬆,宋太祖還立下「不得誅殺上書言事之人」的誓約,士大夫基本上不會因為言事而被殺頭,即便不是鯁直之士,也敢犯顏直言。用宋人的話來說,「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為難也。」

  新京報:宋仁宗時代,在文學、哲學和科技領域都出現了極大繁榮,正如蘇軾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當時文化的繁榮與哪些因素有關?

  吳鉤:宋仁宗朝的文化繁榮,與國家對文治的重視、對教育的投入、對士大夫的尊重,以及政治環境的開明等因素是息息相幹的。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之《後苑觀麥》。該圖講述宋仁宗在後苑開辟出一塊田園,不種花卉,隻種麥子,以觀「稼穡之不易」。(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5 電視劇《清平樂》的考究與遺憾

  新京報:這部傳記的出版,恰逢以宋仁宗為主角的電視劇《清平樂》熱播,你也一直在追這部劇,對其如何評價?

  吳鉤:這部傳記和電視劇《清平樂》同時面世,我想這並不是巧合,而是因為今年恰好是仁宗皇帝誕生1010周年,我們都想紀念一下。

  追看《清平樂》,也是想看看第一部以宋仁宗為主角的影視作品,會怎樣塑造這位皇帝。我當然知道,文藝作品畢竟不是歷史傳記,必定會有虛構、演義之處,所以,在看電視劇時,我從來不會去計較人物塑造與故事情節是不是與歷史一模一樣;我更注意的是劇中出現的道具、服裝、臺詞,是不是合乎宋人的生活習慣。

  應該說,《清平樂》在道具、服裝、臺詞方面都是比較考究的,制作相當精良,但也有訛奪,比如,劇中曹皇后的貼身侍女說起話本裡的才子佳人故事,將佳人稱為「小姐」。這一稱呼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在宋朝,只有那些地位低賤的女性,比如「三陪女郎」,才稱「小姐」。清代學者趙翼有過考證:「宋時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

  電視劇《清平樂》海報。

  至於劇中的人物、故事不與宋朝歷史一致,則不可簡單視為錯誤。舉例來說,歷史上的晏殊盡管是文學天才,但作為高官,表現則不怎麼樣:他懦弱,因循,依附呂夷簡;他提攜過范仲淹,老范卻很瞧不起他;他是富弼的嶽丈,卻被富弼訶斥為奸邪;宋仁宗對他其實也沒什麼好感。電視劇將晏殊塑造成仁宗的人生導師、朝廷的大智者,深受仁宗的器重與信任,應該是糅合了仁宗朝大臣王曾、仁宗老師張士遜的影子,但對公眾來說,王曾與張士遜的知名度都不高,而晏殊則是進入過中小學語文課本的人物,所以編劇將好看的戲碼都送給晏殊,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還有,《清平樂》裡的宋仁宗,英明,睿智,見識不凡,有謀略,他對宰相呂夷簡勸他廢掉郭皇后的花花心腸一清二楚,只是不想說破;放尚美人出宮,也是他自己主動提出來的。但事實上,這是電視劇對男主角的拔高,歷史上的宋仁宗要更庸常一點,是一位常人,有著常人的喜怒哀樂,有著常人的缺點,比如有點迷戀美色,尚美人其實是他在太妃、大臣的壓力下無可奈何送出宮的。也就是說,真實的宋仁宗其實並沒有那麼高尚。但我們不能說電視劇的改編有史實錯誤,這其實是必要的文學化處理,只要能自圓其說就行。

  如果不能自圓其說,才可以說是文學改編的失敗。我覺得《清平樂》中最不合理、堪稱失敗的人物改編,是溫成

  (張妼晗)

  ,她刁蠻任性,飛揚跋扈,而且無腦子,令人生厭,讓人一看到她的鏡頭就想按快進鍵。這樣一個人怎麼可能會得到萬千寵愛呢?除非同時將宋仁宗塑造成一個昏君,但並沒有,這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作者: 吳鉤版本: 新民說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

  新京報:如果由你來做編劇,你會如何講述宋仁宗的故事?

  吳鉤:如果是我來拍《清平樂》,我會拋開原著小說,將梁懷吉這條線砍掉,後宮戲削減

  (但溫成會成為第一女主角)

  ,重頭戲放在朝堂,直接在《宋仁宗:共治時代》的基礎上改編,以仁宗皇帝與眾名臣的群戲為演繹的重點。

  我們想像一下,一部劇依次登場的角色是晏殊、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全是自帶光環的人物,他們的名字與作品,不但出現在今天的歷史教科書中,還出現在語文課本上,人稱「背誦默寫天團」。這本身就是話題,就是流量,比什麼宦官與皇后、公主的狗血之戀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意義。哪個歷史題材能帶出這麼多的牛人?這麼好的IP不好好發揮,真是太可惜了。

  作者:徐學勤

  編輯:董牧孜,走走;校對: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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