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馮霜
鐵達尼號上有中國人！最近，一部最新上映的紀錄片將這段無人知曉的中國人百年前的歷史深挖出來，那些早期先鋒移民開拓者的故事被記錄下來。
由英國導演羅飛執導，好萊塢大師詹姆斯·卡梅隆監制，史蒂芬·施萬克擔任首席研究員的紀錄片《六人：鐵達尼上的中國幸存者》（簡稱《六人》），幾經波折和延期後，終於在中國大陸上映。
這部體現中國人的堅韌不拔和頑強求生意志的紀錄片，或許更能獲得經歷新冠疫情磨難後的人們的共識。在全美範圍內針對亞裔的仇恨暴力事件不斷增加的當下，這部紀錄片是用歷史來關註現實的絕佳案例：一百年來，針對中國人和華裔的種族歧視，從未減弱。
歷時四年的尋找
1912年4月14日，從英國駛往美國的鐵達尼號郵輪沉沒後，幸存者被送至美國紐約港口，所有人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但是，六位中國幸存者的經歷卻被刻意抹去，他們的求生經歷還遭到西方媒體毀謗報導。此後的一百多年裡，「他們被洗刷，被隱藏，被刪除。」《六人》監制卡梅隆說。而鐵達尼號相幹的記載中幾乎不見六人的蹤影，眾人也從未得知他們獲救後的去向。
《六人》讓中國人鐘捷（Chang Chip）、李炳（Lee Bing）、亞林（Ah Lam）、方朗（Fang Lang，後更名方榮山）、Cheong Foo和Ling Hee的故事首次重見天日。詹姆斯·卡梅隆導演出鏡表示：「鐵達尼號留下來的不應僅僅是愛情，《鐵達尼號》也是一個中國的故事！」
《六人》導演羅飛告訴《鳳凰周刊》，他最早知道鐵達尼號上有中國人是通過好友、長居北京的美國人施萬克之口，施萬克也是該片的首席研究員。羅飛說：「幾乎每個聽說鐵達尼號上有中國人的人，都想知道更多，特別是中國人會激動起來。」
對於「為何一部關於中國人的紀錄片由幾個外國人來拍」的質疑，羅飛解釋說，「《六人》是一個中國團隊（打造的），電影在中國註冊並率先放映，制片人就是中國人羅彤。」「我們有很多中國工作人員，我和施萬克兩人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加起來有50年。同時，鐵達尼號沉沒是一件重大國際事件，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著六名中國幸存者的蹤跡，需要國際化的團隊」。
最終，歷時四年多調查，循著《六人》集結的數十位研究員們找到的線索，拍攝團隊造訪了中國的北京、臺山、香港，英國倫敦、南安普敦、布裡斯托、利物浦，美國舊金山、芝加哥、簡斯維爾、紐約，加拿大多倫多、劍橋、哈利法克斯等20多個城市。你能透過螢幕感受到研究員們找到某個人的一點蛛絲馬跡後的興奮之情。居住在美國加州奧克蘭的華裔格蘭特·丁（Grant Din）就是其中的一員。
「跟國際團隊一起，調查這樣一件舉世聞名的沉船事件中的一件被歷史淹沒的不為人知的部分，非常有意思。」格蘭特·丁告訴本刊，研究團隊還建了一個微信小組，來自全世界的調查小組成員，每天往群裡發各種新發現或有助於調查的圖片、視訊或是文字資訊。丁坦言，在美國找到的調查資料非常有限，他還誤以為其中一位同名的中國幸存者後來生活在舊金山，但結果發現只是同名而已。
沉默的幸存者們
對於攝制組來說，找尋這些幸存者以及他們的後代非常困難。
據羅飛介紹，一方面，根據名字和年齡來找尋幸存者並不牢靠。一些中國幸存者是文盲，例如Cheong Foo，無法正確拼寫名字，文字記錄的名字跟他本人名字有出入。還有人後來多次更名。此外，很多中國人都不記錄年齡。
另一方面，因為當時在西方很少有中國女性，西方女性的家庭也不同意跟中國男性結婚，導致這些中國船員大多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幸存者鐘捷（Chang Chip），在船難之後的兩年去世。更有兩個幸存者家庭因為各種顧忌不願在鏡頭前講述家族故事。
作為導演，紀錄片有一幕令羅飛至今印象最深，時常浮現腦海，那即是鐵達尼號上最後獲救的中國人方朗（後來更名方榮山）的兒子湯姆·方（Tom Fang），跟拯救了方朗的哈羅德·勞（Harold Lowe）的兒子約翰·勞（John Lowe）在威爾士見面聊天的場景，「那是非常珍貴和有力量的一幕」。
彼時，哈羅德·勞是第14號救生船上的英國官員，他救下了依靠一塊漂浮的木板讓自己置於水上的方朗，方朗也成為鐵達尼號上最後一位生還者。據該片監制詹姆斯·卡梅隆稱，方朗的求生方法是他創作電影《鐵達尼號》中女主角羅斯求生獲救的靈感來源。
約翰贈送給湯姆一張哈羅德的照片，湯姆將這張照片掛在美國家中客廳裡父親方朗的照片旁，照片旁是一個鐵達尼號輪船模型。在被拍攝的幾個月後，約翰離世。攝制組幸運地抓住了最後的機會，保存下這一歷史時刻。要知道，如今鐵達尼號上的幸存者已經全部去世。
羅飛說，《六人》的調查人員對方朗做了頗為仔細的追蹤，了解了他出生的中國村莊，在哪艘船上當水手，何時前往美國芝加哥，他的婚姻和子女等。
「方朗是一個很龐雜、有意思而雄心壯志的人，他在鐵達尼號上擔任水手。他計劃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到美國中西部去做生意。但是他的朋友遭遇鐵達尼船難去世後，他只得轉到其他船上，又工作了8年。或許，他留在臺山，日子會更容易一些。」
從歷史圖片來看，方朗常常穿著正式，幾次創業失敗，只好做餐館服務生等工作，但是他認識很多唐人街的重要人物和家庭協會的人等。而方朗的兒子湯姆的人生非常不錯，不僅事業非常成功，跟妻子婚姻幸福，還育有兩個孩子。
另外一個幸存者李炳（Lee Bing）則最終定居加拿大，他也在餐館工作，被評價人很好，經常將牛奶送給街上玩耍的小孩。
不能說的秘密
作為一名旅居中國24年的英國人，羅飛跟這些早期中國移民們產生深深共識。
「國際勞務、旅行和交往，跟整個世界連接很有必要。這些中國移民在海外賺錢後，寄給中國的親人，幫他們改善生活。而一百多年前的美國唐人街，不僅對中國人謀生存活起到重要作用，也開啟了一扇美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
「一個人不應該僅僅被來自哪個國家所定義，我並不願隻被英國人這個身份所定義，況且去到異國旅行能更好地認清自己的國家和文化。」羅飛說。
在羅非看來，當年的鐵達尼號並非滿載富人，而是以三等票乘客居多，他們中很多人是移民先鋒者和探索者，懷抱著各種新鮮的主意、希望和夢想上了船。雖然中國移民遭遇更多挫折——無論是路途上的各種危險，以及上岸後經歷的「排華法案」等等，但是我們仍舊要鼓勵人們全球旅行去看世界，在不同的國家居住，溝通不同文化和國家。確實，開放有風險，但封閉肯定不是發展之道。這對於時下因為疫情而在國外遭遇挫敗的中國人來說，或許是一劑安慰劑。
對於羅飛來說，通過尋找鐵達尼號六位幸存者，他們發現了更多中國移民的精彩故事。攝制組在紐約唐人街採訪華裔美國人，這些人在短短15至20分鐘的時間內講述祖輩移民的故事時，非常激動，時常流淚。「他們以前從沒向外人講過這些充滿戲劇化、有關跨洋謀生的、愛與死亡的故事。」 從尋找六名鐵達尼號生還者到關註整個中國移民群體，這是羅飛拍攝《六人》的意外收獲之一。
羅飛希望在《六人》上映並取得一定社會影響後，那些不願意在鏡頭前講述鐵達尼號經歷與家族移民歷史的海外華人後代或許會改變主意，這也是他接下來要忙碌的拍攝項目的內容：他想要探尋事實變成秘密的個人和社會原因。
「這將是一個很龐雜的歷史答案。作為一個中國人在西方生活，你必須要保守很多秘密，你擔心你知道的事情可能會傷害其他人，你的移民身份不堪一擊，你擔心丟掉工作，擔心人們嘲笑你，不相信你，不尊重你，反正你無法向他人傾訴，只能將其當成一個秘密。」羅飛說，「但是秘密制造了很多家庭矛盾和社會問題。」
鐵達尼號在這個時代的隱喻是種族歧視
1912年的鐵達尼號船難舉世轟動，幾乎成了此後船難的代名詞。在這艘從英國駛向美國的鐵達尼號上，不僅有英美白人，也有亞洲人和其他種族人，像一個濃縮的世界。羅飛發現，每個時代探討鐵達尼號時，都有與之呼應的時代主題。
「在1912年，這一災難是關於窮人和富人的一種隱喻，關於‘西方紳士’‘西方淑女’行為的標桿，關於什麼是教養和階級。」1998年，身在中國的羅飛，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國人對卡梅隆電影《鐵達尼號》的狂熱。「1990年代面臨巨大經濟壓力的中國年輕人，被追求純粹愛情而非金錢的價值觀所感動，也跟中國人崇尚犧牲精神的永恒價值觀有關。」羅飛分析道。
羅飛說，鐵達尼號在這個時代的隱喻是種族歧視問題。「這在此前從沒被探索過，但的確是跟當下時局相呼應的」，「無論英國人還是中國人，雖然有不同的文化和性格，但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似點多於差別。很多時候不是種族的問題，而是種族主義作怪，對他人產生歧視和偏見」。
《六人》攝制組一開始並不是有意要談論種族主義，而只是探索、調查和記錄這六個中國人是如何存活下來的，遭遇如此劫難後的人生如何。「我們拍攝的過程像一部偵探小說。最後發現了很多關於幸存者、移民和鐵達尼號的歷史真相，種族主義的主題也浮現出來。」羅飛說。
羅飛說，在中國生活多年，他經常跟其他在中國的外國人私下談論種族歧視現象。他認為，現在的時代不同了，如今可以開始公開談論「種族歧視」話題。
羅飛還發現，很多中國年輕人是國際公民，關心環保和氣候變化等國際議題，有留學和國際旅行經歷，跟其他國家的年輕人更頻繁聯繫，年輕人也積極參與在當下西方國家流行的反仇恨亞裔運動。他希望《六人》也成為這種公開談論種族歧視、談論那些移民以及後代不願談論的「秘密」的一部分。
而在格蘭特·丁看來，近年來，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多為轟動性的負面消息，特別是在川普執政時期，中美關係降至低點，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成為美國國內諸多問題的替罪羔羊。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遠比普通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少和淺。
如今，尤其需要像羅飛和施萬克這樣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了解的外國人，通過《六人》創作，讓這段塵封的歷史浮出，也警示我們一個國家排外的後果，以及中美之間基於事實的溝通，何其重要。
澄清謠言，為歷史祛魅
鐵達尼號事故發生的一百多年來，一些當時關於中國人假扮女性逃生、沒有船票非法上船的謠言也跟種族歧視息息相幹。在羅飛看來，那時候，英美人對任何長得不像他們的人持有偏見，如果有任何壞事發生，一定是外國人做的。人們傾向於指責外國人，原諒自己的同胞。在鐵達尼號事件中，很多事實不清楚，就成為各種謠言滋生的溫床。「另外，一些媒體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刊登關於中國人的負面故事。」羅飛說。
《六人》團隊像做法庭調查一樣找到了當時的新聞、資料和親歷者，有人說他們親眼看見的中國人沒有穿著女性衣服，而是穿著自己的黑長外套。還有一些傳聞說，中國人躲在救生船座位下面，《六人》團隊制作了一個相同尺寸的鐵達尼號上的救生船，真實還原他們如何躲在座位下面，結果發現，一個成人根本無法躲在座位下面。最終，團隊沒有找到能證實那些謠言的證據。
令人心酸的是，由於1882年美國通過的首個針對某一種族的「排華法案」後，除了商人、學生、外交官和旅行者，禁止中國勞力力前來美國。所以，當700名鐵達尼號船難幸存者受到紐約市的悉心照顧時，這幾名中國幸存者則無法進入美國境內，他們必須在船上過夜，次日轉到他們赴任工作的船上。
1914年一戰爆發，英國水手們被征召入伍，因而有工作空缺留給中國人，方朗在美國附近水域當水手並最終進入美國，其他幾名生還的中國人在英國水域工作，但都無法入境。
格蘭特·丁告訴《鳳凰周刊》，1906年舊金山發生地震，很多人的出生證都被遺失，這使得一些人能夠跟政府說，我在美國出生，但是無法提供出生證。也有一些中國人拿著書面證明，自稱是某位美國公民的兒子或女兒，就移民過來了。這或許能夠解釋後來方朗如何入境美國。
深耕中國24年，用中英雙語影像記錄中國
紀錄片《六人》的誕生，跟羅飛及其團隊的獨特性不無關係。
1995年，羅飛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一年後赴中國上海從事英語教育，同時學習中文。1998年，他成為中國有名的英文城市雜誌《城市漫步》的創刊編輯。2000年離開雜誌社後，他開始作為中外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撰寫文化和電影類稿件。
羅飛喜歡電影和寫作，而紀錄片剛好能夠融合兩者，並成為他追求至今的熱愛。他創辦了上海羅家文化藝術交流有限公司。2007年，與弟弟羅得完成了第一部紀錄片《陽關三疊》，此後拍攝了《2007世界夏季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紀錄片》，後者於2008年6月在國家地理頻道首播。
「有很多龐雜的因素將我留在中國，最主要的是我喜歡拍紀錄片，而中國有如此多故事可以講。」他說，住在異國，能給創作者帶來不同於本國人的新視角。「在中國，我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我。」羅飛如此解釋為何自己能在中國生活24年。
羅飛自認為很幸運，並沒有太多經濟壓力。他的公司給探索頻道、英國廣播公司、中央電視臺和西瓜視訊等中外媒體平臺制作商業影片。他獨立制作的紀錄片的主題都是自己堅信並有激情來做的主題，「我們一般都會問，這個話題是否足夠深刻豐富到能讓團隊做好幾年？」
《六人》一開始由一小群人獨立制作，攝制組後通過信箱聯繫到卡梅隆，並最終於幾周後在紐西蘭面見了卡梅隆。卡梅隆主動提出可以做《六人》的監制，同意《六人》使用電影《鐵達尼號》的片段等。「他真的很好，非常支持我們，我們很幸運。」羅飛說。
《六人》也是羅飛團隊制作的第一部在中國影院上映的紀錄片，他非常激動和忙碌。雖然深感壓力，但是他也深知制作《六人》的過程是一個試圖講述一個很難被講述的故事的過程，「它不可能是一個精雕細琢的寶石，總會有瑕疵。」羅飛說。
接下來，除了想做一個《六人》的番外篇，羅飛還會拍攝一部音樂紀錄片，一部跟中國相幹的秘密歷史。「希望未來拍攝更多探索調查型的紀錄片。」羅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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