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鳴之
1964年日本首次舉辦的東京奧運會曾標誌了日本經濟的全面起飛，日本各界人士亦不自覺地從根源上去重新理解奧運與日本經濟沉浮之間的關係。早在2016年，社會派推理作家奧田英朗的《罪轍》便開始連載，它取材於一起發生於1963年的兒童綁架案，因為案情龐雜、社會關註度廣，再加之發生在奧運會前夕，被認為是日本史上最著名的誘拐案件之一。
小說充滿了歷史感和懷舊氣息，作者甚至在文末補充：「本作中包含若干今天看來不甚適宜的詞句和表達方式，謹為呈現故事所發生時代的背景而特意使用。」然而對讀者而言，重新去考古式挖掘60年前的一個案件，對於反思東京奧運與日本當代社會的意義安在這個問題，可能要從奧田英朗的其他作品說起。
奧田英朗，日本小說家，代表作《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於2004年獲直木獎
世相拼貼畫
以推理小說出道的奧田英朗，最初廣為人知的作品卻是他的《精神科的故事》三部曲。作者通過短小幽默的故事，勾勒出一個個飽受「精神問題」困擾的現代人。一如三部曲之一的書名《空中秋千》，中產階級主人公們看似個個行在高處，光鮮亮麗，卻時刻被踏錯一步就萬劫不復的恐懼所籠罩。奧田英朗為這些焦慮症、強迫症、自戀狂、妄想症、性格怯懦者們創造了一個行為怪誕的精神科醫生，以無厘頭的混亂和無視外物的勇氣去對沖世界無處不在的壓力。
《精神科的故事》直擊現代人脆弱的神經，在日本也取得了相當不俗的成就，系列第二部《空中秋千》更是獲直木獎。隨後動畫、電影也接踵而至。但是，幹一碗毒雞湯便能化解生存焦慮，重新生出勇氣面對生活，可能不過是另一種都市神話。畢竟讓「精神科」擁擠不堪的，還是無處不在又無從化解的社會問題。奧田英朗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創作了諸如《精神科的故事》、《家日和》等一系列輕松的都市小品之後，轉而選擇描繪更為宏大的社會問題——經濟退行下的日本社會眾生相。
《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書封
2005年，日本作家三浦展曾拋出了一個刺痛全日本的概念：「下流社會」正在到來。日本向來以超高中產率而自豪，而這種穩定的社會結構正在分崩離析，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產階級向下流動。而那些松松垮垮地生活著、不愛與人交往的、甘於溫飽的、缺乏向上動力的「向下流動」的群體，終於在經濟的持續低迷下扭結成更多不可解的社會問題。
奧田英朗在2009年出版的《無理時代》中創造了一個叫做「夢野城」的小城市，這裡成為衰敗的日本經濟的縮影：經濟低迷、工作機會銳減，社會老齡化、少子化，女性貧困，社會福利壓力山大，每個人都過得艱辛而無助。公務員按部就班嚴查低保資質，最終卻讓貧困者凍斃在家；詐騙者為了實現職業夢想而竭盡全力倒買倒賣；被現實侮辱損害的人投身宗教，卻被再一次剝削；懷揣夢想的勤奮少女莫名其妙被禦宅族無情綁架，但綁架者和被綁者所堅信的世界都無比脆弱。大家各有其被逼上絕路的理由；看起來怪誕的角色，卻構成了「社會」這塊布景上最真實不過的拼貼。
《無理時代》中的人物不止一次感慨時代的炎涼，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費盡力氣也無法體面地生活。作家似乎通過他的人物在一遍遍追問，當時代在走下坡路的時候，個人的奮鬥還有多少價值？是否在生存面前，人們的道德感也會變得模糊而稀薄？小說的最後，作家寓言式的讓每個人物都乘坐著自己的車，就著人生的下坡路，在夢野城的路口相撞，所有的怪誕、夢想、掙紮、憤怒都付予一片硝煙。然而衰敗時代裡的衰敗人生，依然只是無解的惆悵。
《無理時代》書封
重回前奧運時代
大時代下小人物莫不可測的人生軌跡是奧田英朗善於表達的母題，而中產階級的分化、社會從富裕安定向動蕩變化的轉場更是展現戲劇沖突絕佳的舞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屆奧運會的舉辦，都見證了日本社會的劇烈變化，同時也承載了廣泛的社會期望。
奧田英朗以1964年東京奧運會作為背景，展開社會派推理的宏大幕布。2009年《奧林匹克的贖金》出版，故事講述了1964年東京奧運會舉辦在即，舉國歡騰之下，卻收到爆炸恐嚇信，狂徒以東京奧運為人質，要求國家交出八千萬日元的贖金。
奧田英朗作品的一大特色，便是對犯罪者的身份從不遮遮掩掩。他在小說開始不久，即告知了讀者爆炸客的真正身份——一個本該在既定路線上順風順水的大學生菁英，卻因為一場意外，進入了社會的底層，他所看到的和經歷的社會的暗面，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用爆炸向社會的不公提出挑戰，尖銳地質問這個世界，是否如它所宣揚的那樣光鮮美麗。
顯然，社會派推理小說的重點並非是揭曉罪犯，相反，作者讓讀者浸潤在主角的生活中，經歷著犯罪者同等的悲歡。同時奧田英朗還設計了另一個主角落合昌夫——一個兼具了正義、勇敢、智識與同理心的第一代大學生警察。讀者在漫長的醞釀中，等待著一場倫理的博弈，看犯罪者的一腔孤勇和偏執，與實現正義的險峻與艱難，是如何激烈碰撞，膠著纏鬥。
2019年，奧田英朗又再次以1964年的奧運會為背景，出版了《罪轍》一書。如果說《奧林匹克的贖金》好像一柄利刃刺破東京奧運會風光無限的華麗幕布。與《無理時代》一樣，作者將同情、關註給予被拋棄、被漠視的底層。而《罪轍》則與東京奧運會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以更廣泛的群像刻畫了奧運前夕整個日本社會從生活狀態到國民心態的巨變，敏感地捕捉著滾滾向前的時代車輪下，社會的某種無意識心態變遷。
《罪轍》，【日】奧田英朗/著 譚媛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2022年1月版
《罪轍》的故事發生在奧運會的一年前，主角宇野寬治是個頭腦不太好使的北海道青年，平時只能靠打雜和小偷小摸為生。即便地處偏遠閉塞，寬治也知道了一年後奧運會即將在東京舉行，想去東京尋找機會。
「機會」與「希望」在1960年代復興期的日本並不稀缺，而這種興奮與狂喜又因奧運會而被進一步放大。當時的日本政府將籌辦1964年的奧運會當成了一項綜合性的國家事業，將其納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和「經濟高速增長計劃」。的確，以奧運會為契機，東京正在改頭換面。首先是「道路整備五年計劃」，東海道新幹線的落成、一系列的高速公路的擴建、城市地鐵如蛛網密布，一切都引爆了全新的玩命關頭；同時城市生活也在發生巨變，老舊城區拆遷改造，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奧運場館、現代化的高樓、新式公寓住宅和豪華酒店；奧運會還加速了普通日本家庭的消費升級。為了能在家看奧運會，日本掀起了購買彩電的熱潮，黑白電視普及率也從1955年的1%飆升至1965年的90%，而到了1975年，彩電又替代黑白電視，普及率高達90%。
奧田英朗特別擅長通過大量的資訊去建構一個可信的前奧運時代。小說的開始，昌夫（與《奧運會的贖金》一樣，主角依然是落合昌夫）的收入剛剛因為「收入倍增計劃」而得到了顯著提升，正在盤算著購買東京郊區擴建的新型公寓。小門小戶也開始盤算著各種消費升級，裝電話、買電視機、更替家用電器，連家用汽車都開始陸續進入到東京上班族視野。人人與時代同行，儼然是這個時代的主人公與受益者。但與此同時，隨著作者的筆觸，我們還看到了另一個日本，一個被時代波浪翻出的淤泥沉渣：充滿了垃圾和酒鬼的東京棚戶區；行走在法律邊緣的黑幫社團；北海道日復一日破敗下去的小漁村和被遺忘的底層青年。但即便在那裡，國民意識也同樣在滋長，包含了對財富的渴望、對城市化的向往、對出人頭地的期待。
就是這樣一個國民意識激增的時代，奧田英朗卻創造了一個身處底層，道德感缺失的主人公。宇野寬治因從小被虐待而導致大腦受損，「傻子」寬治並沒有常人的價值觀，他的一切行為似乎都是出於生存本能而不問對錯——缺錢了就去偷，餓了就去拿。他一面對都市生活的繁華、優越充滿向往，另一面則是在大都市中越演越烈的偷竊陋習。當這種為了生存偶爾為之的小偷小摸，最終在龐雜的城市關係網中演化成可怕的犯罪時，宇野寬治的大腦中似乎也被一團迷霧所包圍，對犯罪過程失去了記憶。
正是這樣一個道德感缺失的特殊人物，他懵懂無意識的犯罪構成了一種普遍性的隱喻和控訴。在時代上升的機遇與誘惑中，或許人人內心的隱秘角落中，都有一種與無意識的惡擦肩而過的焦慮。無論是做走私武器生意的黑幫，還是出於政治意圖對真相有所保留的左翼人士，即便警察也為了獲得功勞而彼此隱瞞互不合作。這是當社會還未完成階層固化、一切規則尚未明晰前的動蕩，因為一切皆有可能。人人都被機遇的焦灼所虜獲，無從分辨哪個是時代的捷徑，哪個是時代的陷阱。如果我們並不認為懵懂的「傻子」寬治是一個罪大惡極之人，他是否會是遍布於社會的某種力量的犧牲品？
更精彩的是，奧田英朗借由大眾傳媒的力量，進一步將特定人物的經歷轉化為一種全民性的無意識的焦慮。《罪轍》中的核心案件，取材於日本史上最著名的誘拐案件之一「小吉展綁架案」。因奧運治安而急於破案的警方，竟通過大眾媒體播放綁匪錄音，以向公眾征求線索。出乎意料的是，超載的資訊、失控的傳播、紛至沓來的恐嚇電話、質問資訊迅速地將社會與警方卷入一片混亂。那個迎接奧運的穩定的、安全的、現代性的東京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混亂、街區的混亂和國民心態的混亂。於此同時，綁匪寬治則安然地在當時最熱門的度假勝地享受突如其來的富裕生活。一個懵懂的殺人犯無所知覺地將世界推向混亂，諷刺、瘋狂與不安才是奧田英朗這部《罪轍》真正帶來的前奧運時代的底色。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劉威
>《罪轍》：當時代在走上/下坡路時，個人的奮鬥還有多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