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三，呂不韋的歲首與趙正的歲首
如前所述，一直延續到秦莊襄王末年的十月歲首制，在趙正繼位成為秦王之後，發生了變化，即又把一年開始的時候改回到了正月。
如前所述，清朝學者閻若璩在《尚書古文疏證》中引述《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以正月為歲首的例證，其中最早的一項事例，是秦王正四年。那麼，這種新的變化，是否就發生在秦王正四年這一年呢？
史闕有間，謹慎的學者，往往存而不論，所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是也。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歷史研究的趣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來自基於不完備材料的間接推論。在我看拿來，歷史研究，猶如偵探破案，要是殺人越貨者都像武松那樣把真名實姓寫在行兇的現場，那還要偵探幹什麼？
郭嵩燾在思考秦人把歲首從正月改到十月的時間這一問題時，著眼的基本方向，是秦國政治的大背景。其間的道理，前面我已經談到，這就是歲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同所謂「正朔」等而視之。它象徵著一種政治地位，也昭示著一種重大的政治立場，並不是什麼隨隨便便想改就改的事情；也不是不管什麼時候，說改就會去改的事情。
基於這樣的認識，把這一問題放在秦國歷史演變的背景下去看，我推測這一變化很可能就發生在趙正即位為王之初，而具體謀劃並實施這一新制度的人只能是呂不韋。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趙正「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於是他便「代立為秦王」。盡管我們若是不考慮對這位獨裁君主殘忍暴行加以道德評判的話，看他一生的所作所為，誠可謂「雄才大略」，然而一個人再牛，也不會一生下來就能治國平天下，他得多少長得有些人樣才行。
十三歲這個年齡，畢竟還是個孩子。不僅對今天的老人社會是這樣，當時也是如此，所以，《史記·秦始皇本紀》也說「王年少」，這也就是尚未長大成人的意思。長大成人的人都明白，不能讓小孩子來幹大人的事兒，只是升鬥小民家裡也沒什麼大事兒，而且這些事兒大多還不尷不尬，做得說不得。可這一國之王，就不光是這點兒磨磨嘰嘰的事兒，哪怕一舉手，一投足，都關係到腳下那片國土的興衰安危；要是讓他由著性子撒野，甚至普天之下的蒼生都會被他禍害。
國王雖然說死就死（像秦孝文王，剛即位三天就瀟灑地走了），可鼎祚是要永存的（像秦之始皇帝就想傳之萬世。附案：萬世是個虛數，實際是永遠永遠的意思）。所以，老國王的夫人、也就是趙正他老媽就不能承負起對江山社稷的責任，暫時代行其職。
說是老媽，其實當時她的年齡也不是很大。趙正是她生下的第一個孩子，若以二十歲產子計，時年不過三十三歲。老公莊襄王子楚去世的時候，她的年齡也就大致如此（在現代社會，很多這個年齡的女子，還沒考慮好把自己的終身和誰結合在一起）。這位年輕的太后，果斷地決定把秦國的前程交由呂不韋來代為執掌。
關於這件事兒，《史記》中雖然沒有正面記載，但我們看《史記·秦始皇本紀》稱由於趙正十三歲即位為王，年齡太小，於是「委國事大臣」，而《史記·呂不韋傳記》記載趙正一即位就「尊呂不韋為相國」，正是把治理國家的行政權力全都交到了呂不韋的手中。當然，小小年齡的趙正自己做不了這個主，這麼重大的事情，只能出自老媽的主張。
這相國本來名為「相邦」，漢人為避高祖劉邦的名諱，才改書若此。按照我的看法，秦國的丞相制度，就首發於相邦的設置，時間，大約是在秦「惠文君」四年（西元前334年。即惠文王稱王之前在位的第四年）。其後二十五年的秦武王二年（西元前309年），才同時分設左、右丞相，用以替代相邦，分散其權。因而從其設置緣起上就可以看出，相邦的地位明顯尊於丞相（別詳拙文《正史中的秦始皇》，待刊）。直到西漢時期，仍然如此。
《史記·呂不韋傳記》記述說，生下趙正的這位太后，乃是「趙豪家女」，也就是出自趙國錢多勢力大的家庭。這意味著她從小就見過大世面，所以能夠處變不驚，擔得起事兒。其實這一出身帶給世界更大的影響，是她的生物遺傳，是她的血液和基因。不過這是後話，在此不妨姑且按下不表。附帶說一下，由於這位女性來自趙國，為稱呼方便，下面我就姑且以趙太后或趙後名之。
足夠的見識和氣度，致使趙太后勇於任事，敢於決斷，可敢做敢當並不等於做事就也得法得當。後來的秦二世和趙高也都很敢幹，可一乾就弄得個國滅身亡。趙太后把一國朝政托付給呂不韋，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在莊襄王時期就已經身為丞相，由丞相升任相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除此之外，還有兩項重要原因。
第一，這個人要值得信任。在這一方面，趙太后和呂不韋的關係十分特殊，趙正同他的關係更為特殊——趙太后本來是呂不韋的小妾，懷上了趙正之後，才被秦國的王子子楚娶入王室。也就是說，趙正實際上是呂不韋的兒子；至少從生物學意義上講是這樣。
這一情況，本來在《史記·呂不韋傳記》裡有清楚的記載，為此東漢明帝甚至乾脆就直接稱呼秦始皇為「呂政（正）」（《史記·秦始皇本紀》），以符合其真實狀況。有些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近年有人別出新見，否定這一史實，在一定範圍內造成影響。前此我撰寫《趙正那娃到底是不是個野種》一文，努力澄清眾人的疑惑，向人們展現了秦始皇生身的真實狀況（此文收入即將於三聯書店出版的拙著《史記新發現》中）。
根據《史記·呂不韋傳記》的記載，趙太后同呂不韋情深意篤，不僅在趙正即位之初還「時時竊私通呂不韋」，而且待後來「始皇帝益壯」，仍繼續維持「太后淫不止」的狀況。當然司馬遷這個「淫」字用得不大妥當，這是站在秦國王室的立場上來訓斥趙太后的私生活。
須知趙太后本是呂不韋的愛妾，是子楚仗著自己的王子身份，橫刀奪愛，強求來的。當初為了實現投機於政治的目的，呂不韋雖然不得不忍痛割愛，可心不甘，情不願，在莊襄王死後，兩人舊情復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兒，什麼淫不淫的，把話說得那麼難聽幹什麼。論財力，呂不韋本是「家累千金」的巨富（《史記·呂不韋傳記》），在強橫無比的權力面前低頭，那也是不得已的。中國古代的社會就那麼個社會麼，權力高於一切，有什麼辦法。趙太后法律意義上的丈夫秦莊襄王去世時僅僅三十五六歲（《史記·秦始皇本紀》），怎麼說這也稍早了些。從這一點看，要說趙太后同呂不韋合謀害死了他，也合乎情理。不過這對男女要真的這麼做，就有些過分了。不能為了真愛就害死活人。
正因為有這一層極為特殊的關係，莊襄王一死，趙太后就讓趙正管呂不韋叫二大爺（《史記·呂不韋傳記》。案原文為「號稱仲父」，這「仲父」就是北京市井語言中的「二大爺」）。這就相當於明面上叫乾爹，實際上是在認親爹。
闡明這一情況，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就父子血緣和男女親情的意義講，趙太后把權柄交給呂不韋，實際上比放在那個死鬼莊襄王手中要更為妥當，也更為可靠。
第二，這個人要具有治國的韜略。關於呂不韋在政治面的抱負與能力，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不夠。然而，知夫莫若婦。作為這位「趙豪家女」初嫁的男人，也作為她心愛的情夫，趙太后對呂不韋的心思和手段應該了解和體味得最為清楚，可謂心知肚明。
趙太后是伴隨著夫君呂不韋在趙都邯鄲與秦國王子子楚相遇的。當時，子楚作為秦國的質子（也就是以王子身份作人質）被抵押在邯鄲。此前呂不韋就已經在邯鄲見到過子楚這位質子，並打定注意要把子楚作為政治投機的對象，同他結成看十分親密的夥伴關係。
關於呂不韋要拿秦莊襄王子楚做政治投機的情況，《史記·呂不韋傳記》的記載只有聊聊數語，乃謂「子楚……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而在《戰國策》則比較具體地展示了他的心思：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戰國策·秦策五》）
這裡所說的「秦質子異人」，指的就是作為人質被抵押在趙國的公子子楚，「異人」是他的初名，當然也可以說是他的本名。趙正他爹由「異人」改稱「子楚」，正是呂不韋投機活動著意營造的結果（《戰國策·秦策五》）。
我們看「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這兩句話，呂不韋此番舉動似乎只是想要獲取比經營珠玉等高端奢侈品更大的利潤，也就是無窮亦且無盡的好處；至少在他從事這項「居奇」偉業之初，就是這樣想的。
為此，呂不韋在運作的前期至少直接拿出了一千六百金的錢財，此即《史記·呂不韋傳記》所記「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好玩，自奉而西遊秦」，去活動子楚之父安國君（即後來的秦孝文王）的正室華陽夫人；另外，在秦昭襄王五十年秦軍圍困趙都邯鄲時，為幫助子楚外逃，又「行金六百予受者吏」。可見呂不韋確實也投下了很大的本錢。
當然大家都知道，商人是很講究「契約精神」的，花這麼多錢，子楚總得有個話——他當即應允呂不韋說：「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故甫一即位，即「以呂不韋為丞相」，且「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史記·呂不韋傳記》）。不過這既尊且貴的身份，倒不僅僅是得自子楚恪守的信用。須知秦孝公時商鞅變法，已頒布法令，對像呂不韋這樣「事末業」的行商坐賈，國家是要「舉以為收孥」的，也就是要被捉將官裡去給國家做奴婢的（《史記·商君傳記》）。現在，呂不韋反而獲得此等榮耀，你閉上眼睛想想就能明白——子楚硬搶來人家的愛妾，總該給些特別的補償。而在這當中有沒有那位「趙豪家女」回報前夫的情誼，甚至是出自呂不韋和她兩人之間的密謀，也很耐人尋味。至少在場面上混過的人，應該很容易理解這裡邊的道理。
在另一方面，在世上稍有閱歷的人都會明白，人的理想是會隨著情況的變化發生改變的。在莊襄王時期做了三年丞相並已誅亂拓土的呂不韋（《史記·秦本紀》），到趙正即位的時候，已經「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了（《史記·秦始皇本紀》）。顯而易見，呂不韋很快就超越單純的物質欲望，有了很高的政治追求。
呂不韋的政治理想，在趙正即位八年之時寫成的《呂氏春秋》一書中做了全面的展示。關於這部《呂氏春秋》的撰著宗旨及其價值，自從班固編錄《漢書·藝文志》以來，就一直缺乏合理的認識。在這裡無暇展開討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只能簡單地陳述我的基本看法。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呂氏春秋》著錄於諸子略雜家類下，謂乃「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而他所依據的底簿，是劉向曁乃子劉歆相續而成的《七略》。《漢書·楚元王傳》載錄劉向語雲「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這「春秋」當然是指《呂氏春秋》而言。據此，我們可以更為明確地了解《漢書·藝文志》上述說法的來源。
《漢書·藝文志》這樣的著述形式，顯然突出了其書並非出自呂不韋本人手筆的印象，而這樣的描述，最早是見於《史記·呂不韋傳記》：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就是上面這段記述，使得劉向、班固輩乃至諸多後世看客，以為《呂氏春秋》不過是呂不韋出於虛榮而指使門下賓客胡亂攢成的一本雜家之書；兩漢時期這一派人中表述最為甚者，是東漢初年人桓譚，乃徑雲「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文選》卷四〇楊修《答臨淄侯箋》唐李善註引桓譚《新論》），乾脆把呂不韋徹底排除於作者之外。用現在中國大學裡盛行的課題制「學術」成果的產出程序來講，這相當於說呂不韋僅僅是個課題組的行政召集人而已，連個空頭「主編」都不算。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三家註本《史記·秦始皇本紀》
兩漢間人如此看待呂不韋與《呂氏春秋》的關係，再加上腐儒對商人的普遍蔑視，導致其後很多學人，以一種輕慢的態度對待《呂氏春秋》和它的作者呂不韋。清人盧文弨謂「世儒以不韋故，幾欲棄絕此書」（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〇《書呂氏春秋後》。案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六《讀諸子》之「呂氏春秋」條就談到過這一點），講述的就是這種情況，其中明初人方孝孺下述評議，是頗有代表性的：「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乎？」（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四《讀呂氏春秋》）這話講的不僅輕慢，而且還很輕佻了。
至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參與其事的館臣，雖然說在對呂不韋其人其書的評判這一問題上，以為「論者鄙其為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可同時竟以「舊本題秦呂不韋撰」的形式，直接否定掉呂氏的作者身份（案「舊本題某人撰」，是舊時在否定書中所題作者時通用的表述形式），並且還一本正經地說：「考《史記·文信侯傳記》（德勇案：指《呂不韋傳記》），實其賓客之所集。」簡直根本沒呂不韋什麼事兒了，而且他還成了個欺世盜名的妄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子部·雜家類》）。《四庫全書》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權威地位，使得清代中期以後的學人愈加輕視《呂氏春秋》，也更為輕視呂不韋在此書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呂不韋是什麼出身、怎樣上位，在評價一位政治家的時候，這並不重要，「大賈乘勢事奇貨」也不一定就比寒窗苦讀往權力的階梯上爬更下賤，更不比誅兄奪位的唐宗宋祖品行惡劣。對呂不韋的政治作為，需要認真審看當時的形勢和呂氏不同於趙正的舉措做出具體的分析。只要我們拋棄呂不韋只是個一味貪圖富貴的商人這一刻板印象，正視他是一位在秦國發展的關鍵時期通盤執掌一國大政的政治家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應該很容易看清其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
首先我們看，秦莊襄王甫一即位，就面臨一項嚴格的挑戰，這就是「東周君與諸侯謀秦」，即這個東周之君與關東諸侯合謀攻秦。
蓋周赧王時王畿之土分為東、西兩部分，其君主分別為侯稱公，自為其政，而赧王乃寄寓於西周侯國而存。至周赧王五十九年、亦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在秦軍威脅下，西周君入秦，盡獻土地與屬民，最後一位周天子即所謂周赧王不堪再蒙其赧，隨即在下一年自殺殉國（案：這只是我的推測，沒有直接的史料證據），而周之舊民則不願意被野蠻落後的秦國奴役，紛紛向東方各地逃亡，秦人掠走象徵著天子地位的九鼎寶器，史稱姬周就此宣告滅亡。「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事乃發生於姬周亡國之後七年，即秦莊襄王元年（《史記》之《周本紀》、《秦本紀》）。
此時，這位與關東各地諸侯串謀反秦的「東周君」，在社會地位上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侯國君主而已，更沒有什麼軍事實力，然而他畢竟是周天子的嫡系後裔，可以被關東諸侯擁立為新的天子，作為諸侯抗秦的共主。這自然會產生很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隔絕秦人對外侵略擴張的腳步。面對東周君和關東諸侯這一舉動，剛剛被秦莊襄王任用為丞相的呂不韋，當機立斷並親自出馬，率人殺掉東周君，「盡入其國」，也就是吞並了東周侯國的全部領土。此舉充分體現了呂不韋在政治上的戰略眼光和決斷力量，這是一位優秀政治家才能具備的良好素質。
在戰國後期，秦國不僅早已是一個地區大國，同時在武力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強國。在列國之間國土擴張與兼並活動日趨激烈的情勢下，建立一個明確而又適應形勢的戰略目標，是一位有見識的執政者所應肩負的職責，而呂不韋正是這樣一位頗有見識的政治家。前已述及，《史記·秦始皇本紀》稱在輔佐莊襄王時期，呂不韋即已「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這「並天下」三字就是呂不韋為秦國設定的政治目標，當然這也可以說是呂不韋個人的事業和抱負。
時代在劇烈地變化，思想觀念自然也要隨之演變，政治理念的演進尤為突出。並觀《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前引《史記·呂不韋傳記》的記載可知，呂不韋網羅這些「賓客遊士」的實質目的，是為了實現其兼並天下的政治目標，而所謂「羞不如」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和孟嘗君而「招致士，厚遇之」，不過是眾人眼中的表面原因而已。在此前提下，我們看呂不韋組織賓客協助他撰著《呂氏春秋》，更不會是為了炫示自己有多大一個臉面了，這應該是他為治理天下而擬定的思想綱領。
前已述及，《漢書·藝文志》是把《呂氏春秋》著錄在諸子略雜家類下，班固稱所謂「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這裡「國體」與「王治」對舉，具體指的是國家的典章制度，二者統而言之，無非是講王者治國的道術。至於「議官」雲雲本是件難以捉摸的事兒，望文解義，想來不過議事之官的意思。《隋書·經籍志》改稱「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就是因為這「議官」實在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官職。
百衲本《漢書》影印所謂景祐本《漢書・藝文志》
「議官」之名如此，班固對《呂氏春秋》的屬性及類別歸屬的劃分自然更頗有可議之處。司馬遷之父老太太史公司馬談對學術流派的劃分，就與《漢書·藝文志》有很大不同。
《漢書·藝文志》把體現學術思想流派的諸子之學分作十家，司馬談則將其歸為六家。《漢書·藝文志》所說融入《呂氏春秋》的儒、墨、名、法已居有其四，另外還有兩家，則一為陰陽，一是道家。司馬談稱道家「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攝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這裡講的當然是秦漢時期的道家而不可能是春秋戰國之際的早期道家），我們只要稍一翻檢《呂氏春秋》、特別是其「十二紀」部分就能夠清楚看到，順應四時之序以施政行事，正是這部書的一項根本宗旨。我們看司馬談闡釋陰陽家的要義，乃謂之曰：「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可見陰陽家觀念在《呂氏春秋》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而這又顯示出這部書在構成形式上同道家的相通之處。
近人呂思勉先生稱《呂氏春秋》等所謂雜家之書「所以異於道家者，驅策眾家，亦自成為一種學術，道家專明此意，雜家則合眾說以為說耳」（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實則至戰國後期，諸家思想學說呈現出強烈的互通互融的趨勢，而這種互通互融的趨勢，老太太史公司馬談所說的道家是一個方向，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所謂雜家是另一個方向。
呂思勉先生以專門家之學和雜學家之學來闡釋雜家的學術特征，謂「專門家雖有所長，亦有所蔽。……國事當合全局而統籌，實不宜如此」，即雲雜家適合當權者的行政運作，僅僅是一種實用的政治學說（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在這一點上，清人章學誠把《呂氏春秋》看作「論治之書」，並謂「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後世會典、會要之屬」（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卷二《補校漢藝文志》），與呂思勉先生的認識頗有相通之處。
我想若是把呂思勉先生所說「合眾說以為說」發揮解釋為融合眾說以為一說的思想體系，或許更為符合實際情況。其實呂思勉先生本人以及餘嘉錫先生都對《呂氏春秋》內容的系統性和內在聯繫的有機性都做過很好的論述，清楚顯示出這部書絕非亂鈔而成，因而也就必然要有統一的撰著思想。在那個劇烈地變化著的時代裡，身處相位且具有並兼天下心志的呂不韋，積極思索並適時提出一套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應該是通情達理的。
論述至此，我們有必要回過頭去，再來看一下呂不韋在撰著《呂氏春秋》這部書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問題。
如前所述，在否定呂不韋作者地位的諸說當中，《四庫全書總目》的說法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四庫館臣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其史料依據是《史記·呂不韋傳記》的記載。其實只要我們稍稍靜下心來審讀一下《史記·呂不韋傳記》的文字，就可以看出，所謂「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這裡的「著」字乃是言明、稱述之義，而不是撰著之詞，《呂不韋傳記》下文雲呂氏「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其所「集」之「論」自然是承接其門客所「著」者而言，呂氏門客之「著」即此等論說。
若是沒有什麼先入為主之見，上下通讀「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這句話，今天任何一位稍通古漢語的人都不難看出，司馬遷分明是講在呂不韋「集論」成書的事兒，怎麼會有「實其賓客之所集」的意思？四庫館臣儼乎其儼的「考證」，毋乃曲解太史公本意太甚。
就其總體情況而言，清代乾嘉考據研究一項顯著的弊病，便是往往隻盯住一棵樹看而對外圍那一大片林子完全視而不見。呂不韋親撰《呂氏春秋》這件事兒，不僅在《呂不韋傳記》裡有清楚的記載，司馬遷在《史記》其他地方也有表述。譬如，在講述自己著述緣由和宗旨的《太史公自序》裡，他就用「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德勇案：此《呂覽》即指《呂氏春秋》）」這樣的語句，講述了作者的悲慘遭遇與其傳世著述之間的關係（案古往今來讀《太史公書》者對這兩句話均有誤解，我將另行撰文具體闡釋我的解讀）。
更為重要的是，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小序當中，司馬遷還這樣寫到：
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
這段內容對理解《呂氏春秋》撰人的重要意義，是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呂不韋傳記》謂呂氏「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的「集」字。對比《十二諸侯年表》「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的文字，可知《呂不韋傳記》所「集」之「論」應當就是所謂「六國時事」，而這正與呂不韋招致的「賓客遊士」多來自關東六國相應——這一點，我們讀一下李斯的《諫逐客令》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關於李斯所諫阻的被逐賓客系呂不韋門客，請參見黃永年先生《李斯上書諫逐客事考辨》，見《黃永年文史論文集》第一冊）。
《史記·呂不韋傳記》謂《呂氏春秋》「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其所謂「古」者，乃《十二諸侯年表》「上觀尚古」之事，所謂「今」者即秦國本身的情況以及「六國時事」。須知不管是「古」，還是這「今」，都不過是著述的參考數據而已，而實際執筆撰著這部書籍的只能是呂不韋本人。其實只要看一看《呂氏春秋》空前嚴整的結構，即可知其書絕非雜出眾手，必一人精心結撰，始得以成之。
在《呂氏春秋》「十二紀」部分之末，有一篇《序意》，它實際上是全書的序文（我將另文具體說明這一問題）。在這裡，呂不韋直接以自己的「文信侯」身份講述其著述宗旨說：
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東漢高誘註：圜，天也；矩，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兇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
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鹹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不難看出，法天地而「為民父母」，是呂不韋的根本政治理念，當然這就是《呂氏春秋》所要闡釋的基本思想。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至正嘉禾學宮刻明補修本《呂氏春秋·十二紀》
後世學人在評判《呂氏春秋》的學派屬性時，在《漢書·藝文志》的雜家歸類之外，早有東漢人高誘講述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目標，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揚）雄相表裡也」（高氏訓解《呂氏春秋》序），即謂《呂氏春秋》並非百家之言的混亂堆積，而是兼融諸說。不過在高氏看來，其基本思想似乎與道家更為接近；又清代的四庫館臣乃謂其「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子部·雜家類》）；盧文弨則以為書中所述「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〇《書呂氏春秋後》）。彼此之間出入這麼大，這真是有情人眼裡出美人，誰覺得像什麼就是個什麼。是是非非，局外人好像很難判斷。
其實若是回到我在前文表述過的看法，把《呂氏春秋》的思想內容理解為一種融合多種學說的思想體系，我們就不宜用戰國前期各種思想流派的分野來看待它的學派歸屬，而應該把它看作是這諸多思想流派發展到戰國末期的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至少是其中的一個趨向。它適應的，是把各地諸侯並兼為一家天下的統治形式。這樣看來，呂不韋遵循法天地而「為民父母」這一政治理念而寫成的《呂氏春秋》，便應如元人陳澔所雲，乃「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元陳澔《禮記集說》卷三）。
至於這套思想是不是已經完善到可以具體應用於天下的治理以及它到底適不適合治理天下，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一個假想的問題。因為歷史沒有給呂不韋留下充分的時間去嘗試、去實踐，史籍中更幾乎見不到相幹的記載。對此，稍後我再做詳細的說明，這裡先談一下本文的主題、亦即秦國的歲首問題。
前面在本節一開始，我就推測，秦國把歲首從十月改回到正月的時間，應該發生在趙正繼位之初。這時，他年齡尚幼，沒有能力執掌權柄，國政完全委之於呂不韋，像更改歲首這樣的事情，他還根本弄不懂是怎麼回事兒，因而只能出自呂氏的旨意。
《呂氏春秋》雖然成書於趙正即位之後的第八年，但這麼嚴謹詳備而且內容豐富的著述不會是一年兩年的時間就能寫成的，從立意醞釀到完稿成書，要有一個很長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像《呂氏春秋》所體現出來的那一整套政治思想觀念，絕不會是一朝一夕間說生成績能夠形成的——用現在的語言來講，它是以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為基礎的，而這些可以說是呂不韋固有的觀念。
具體地說，我們在思考這一問題時應該看到，如前所述，在莊襄王時期，呂不韋就已經「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並天下」了。吞並天下之後，當然就要治理天下，而輔佐君王治理天下，正是丞相本分的職事，所以在這一時期，呂不韋就應當已經有了《呂氏春秋》一書所體現的基本思想。更何況在莊襄王繼位成王之前，甚至早在呂不韋把趙姬連同腹中孕育的趙正奉獻給子楚之前，也就是子楚通過呂不韋的運作被後來的秦孝文王及其正室華陽夫人認作嫡嗣的時候，他就已經成為子楚的老師——也就是「傅」了（《史記·呂不韋傳記》）。須知這種老師可不是教子楚認識字兒、寫大字的，他是輔導子楚為人處世的，先訓育他做個合格的貴公子，再把他培養成為一個理想的儲君，當然會向子楚講述治國平天下的理路。所以，《呂氏春秋》的基本理念，至遲在這時就應當已經萌生。
於是，當莊襄王離世、自己親身制造的小王子趙正甫一即位之時，全面掌握一國大政的呂不韋，就按照自己的理念，把歲首從十月改回到正月。當然，這只是我根據前前後後各種相幹情況所做的推測，並沒有直接的證據。
那麼，大家自然要問：呂不韋為什麼要把歲首改到正月呢？從昭襄王十九年起，四十多年過去了，秦人一直在十月初一這一天過年，別扭是別扭（不管大人還是孩子，數數兒都是從一往十哪兒數，可現在倒過來，先數十，後數一，你說能不別扭麼），可一兩代人都這麼過來了，還非改回去幹什麼？
我認為，這關係到兩個問題：一是所謂夏商周三正遞相更替與月序，二是呂不韋的思想個觀念。前者更多地是技術性的問題，後者則是思想觀念問題。
關於夏商周三正遞相更替之說，我在前面第一節裡已經做過簡單的敘說，其天文歷法涵義，就是硬把「中國年」的十二月同體現太陽年十二月的十二辰相匹配，夏商周各個朝代其歲首月份若是定在哪一辰所對應的月份，就稱之為「建某辰」，這也就是「建某地支」。所謂夏人建寅、商人建醜、周人建子，就是這一說法的具體體現。
可這建寅、建醜和建子體現的首先是歲首設在哪一個辰位，而要想知曉這個辰位對應的是幾月，就又涉及月序的問題，這就是當時的正月是與哪個辰位相對應的。譬如，就像前面第一節講到的那種情況——秦昭襄王十九年起雖然改以十月為歲首，而這也可被人們稱作「建亥」，當時的月序卻仍舊依循所謂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正月。
夏商周三代是否存在建寅、建醜以至建子的更替，這是一個相當龐雜的問題，實際上每一個環節恐怕都不能成立；至少在我看來絕不存在這樣一個體系化的更替過程。在這裡，姑且拋開這個問題不談，單純來看傳世文獻記載中這三朝的月序。盡管傳統認識的主流，或者說絕大多數人的看法，都認為夏、商、周三朝的正月分別為寅月、醜月和子月，但也有一些學者持有不同看法，以為自古以來的月序，都是以寅月居首，夏、商、周三代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
清康熙汗青閣刻本《古今釋疑》
在這一派學者當中，以南宋初年的胡安國最為著名。胡安國在箋釋《春秋》時提出了「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的著名觀點（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一隱公上），即謂夏商周三代的月序都與建寅的「夏正」一樣，是以寅月為正月。這一看法，本來極有見地，可由於考據學家一向輕視《春秋》胡註，後世鮮少有人關註，更乏人認可。不過一項正確的認識，是不會永遠埋沒不顯的，清代博學多識的學者方中履，就不僅認識到胡說的合理性，還進一步引經據典，做了更為深入的論證，清晰指出：「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方中履《古今釋疑》卷一三「春王正月」條）
這樣看來，秦始皇二十六年只是把歲首從正月改到十月而並未改動以寅月起數算的月序，正是自古以來的通行做法，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而形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所謂寅月在太陽年體系中乃是孟春之月。
前面第一節裡已經講到，《呂氏春秋》所記太陽年的天文月，便是始於孟春之月。這孟春之月是春時的首月，春時又為四時之首。所以換句話來講，也可以說四時始於孟春之月。這樣我們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月序以正月為首，順應的是天時，體現的是天道。
如前所述，《呂氏春秋》一書的根本思想，是法天地而「為民父母」，惟《呂氏春秋》又雲「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呂氏春秋》卷二四《不茍論·當賞》），即謂四時之行是識得天機的孔徑，可見它在呂不韋的治國理念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遵循這樣的治國理念，呂不韋對以十月為歲首的秦歷自然不會滿意，因而也就很自然地改以正月為歲首，以順應天道。——這就是我對這次歷法更改背後原因的理解。
這絕不是簡簡單單的一項技術性的歷法改革，實質上意味著正朔的更改，實在是一個重大的變革。呂不韋甫一執掌秦國大政，就做出如此重大的舉動，充分體現出他的政治胸懷和執政施政的意願。從另一角度考慮，由於新王趙正出自呂不韋的骨血，這當中是不是還暗含有以呂氏王朝來取代嬴姓社稷的意味，就不好做出更多的揣測了。
前引《史記·呂不韋傳記》謂其招致食客三千人，這當然主要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秦始皇本紀》所言「欲以並天下」就是直接的證據。在籠絡人心方面，呂不韋顯然取得了很大成功。即使後來在秦王正十年被免除相國之位而退居河南雒陽封地的時候，在秦國之外，依舊有「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史記·呂不韋傳記》），延請呂不韋去往他國；兩年後呂不韋自殺，仍有「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盡管這惹得趙正大怒，或驅逐出國，或流放邊地，或褫奪爵位，對這些人做出嚴厲懲處（《史記·秦始皇本紀》並唐司馬貞《索隱》）。透過這些情況，可以清楚看出呂不韋的威望和政治感召力，而且他的影響力已經超越國界，遍及天下各個諸侯。呂不韋顯然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家，絕不僅僅是一個豪富的商人。
然而，在當時，作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呂不韋似乎還缺少一項重要的素質——這就是狼性，也就是說他還不夠冷酷，不夠殘忍。所有的政治家當然都不能有婦人之仁，這個勾當就這麼個幹法；作為一個集權體制的最高統治者，心狠手辣，更是最基本的素質，即所謂無毒不丈夫是也。秦國走向更高度的集權，雖然是在趙正直接掌控權柄以後才發生的事情，但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時起，以連坐告密為標誌的野蠻秦法就通行於世（《史記·商君傳記》），統治者控制社會的權力業已瘋狂生長。
妨礙呂不韋施展政治抱負的人，是他的兒子趙正。十三歲即位為王的趙正，一開始，雖然無力掌控權柄，但一年小，兩年大，這個年齡的少年很快就會長大。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不僅懂得了成人誰都明白的男女之事，也知曉了權力的滋味和魅力。
硬是橫插一杠子從呂不韋身邊強行索走趙姬的莊襄王一死，那位身為太后的女人便馬上同前夫重續舊好，「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史記·呂不韋傳記》）。兩人本來就是硬分開的，情意從未中斷，況且趙太后不過三十多歲一位正當年的女人，有這種需求，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了。無奈年少的秦王生理和心理很快就發育成熟，他們兩人若是一直維持著這種關係，顯然不是個事兒。
太后或皇后有情人，這本身，在東漢以前算不上什麼事兒，西漢國母呂後與寵臣審食其之間就是這樣的關係（《史記》之《呂後本紀》、《陳丞相世家》）。可這事兒要是鬧得風聲太大，很容易牽出趙正的血緣問題，那他有沒有資格繼續做這個秦王，在秦人眼裡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以呂不韋當時的勢力和能力，先下手為強，除掉趙正，當然是合理的選項，然而趙正是他自己的骨血，這位商人顯然下不去手。
從後來一系列事件和他一生的行事來看，趙正的生性同呂不韋大不相同，他可以說是個地地道道的狼崽子，我想這更多地應該是得自那位「趙豪家女」老媽的遺傳。在這種情況下，就別談什麼政治理想，呂不韋若是能夠及時地抽身遠禍，也就阿彌陀佛了。
於是，我們在《史記·呂不韋傳記》裡就看到了如下情況：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闗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啖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須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
一句話，從床笫，到廟堂，嫪毐都完全取代了呂不韋的地位，盡管在名義上呂不韋還是最高行政長官相國。當然呂不韋乃從其所願，自以為這樣就可以躲過命運的摧折。
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嫪毐不僅在趙太后那裡受寵得勢，兩人還生下兩個兒子。惡意忘形的嫪毐同趙太后密謀，當趙正故世之後，要由他們的兒子繼承王位。事情弄得越來越大。結果在趙王正九年，招致告發，嫪毐狗急跳牆，發兵叛亂。呂不韋雖然以相國身份統兵平叛，獲取成功，翌年還是由於同嫪毐的特殊關係，被褫奪相位，並在趙王正十年敕命流放蜀地。不堪其辱的呂不韋，只好飲鴆而死（《史記》之《秦始皇本紀》、《呂不韋傳記》）。
當然這也就徹底滅絕了呂不韋的政治理想。不過呂不韋的政治遺產在形式上被徹底清除，是十六年後趙正一統天下的時候。元人陳澔雲「始皇並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元陳澔《禮記集說》卷三）。其實趙正更改呂不韋故轍最為昭彰、也最有象徵性的舉措，便是如同本文開頭引述的那段《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述，大秦帝國甫一建立，趙正這位始皇帝就把歲首從正月改到了十月。
趙正這樣做的原因，一是他「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這是基於當時流行的五行學說，以為秦既然已取代周成為天下共主，它的德運也要與周人不同——周屬火，水勝火，故秦當屬水德。《呂氏春秋·有始覽》之《應同》篇有言曰「代火者必將水」，《史記·封禪書》謂「今秦變周，水德之時」，講的就是這個意思。《史記·封禪書》復有語雲「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這話進一步伸張了秦應水德之運的歷史兆象。與這水德相應的歲首，就應該是十月。這一點，在《呂氏春秋》之「十二紀」中是有清楚表述的。在前面第一節裡，我已列表表述過《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木、火、金、水「四行」之德同春、夏、秋、冬四時的匹配關係，其實《呂氏春秋·十二紀》另外還在季夏之月裡提到有土德之事，合之可以更好地了解五德與五行的對應關係：
二是趙正「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這樣的統治方式，很符合他的狼性，可他又不願意大大方方地承認自己就是一匹殘忍的狼，而是用什麼「水德」的必然性來為自己張目，顯示這背後是有理論深度的大道理，小民就該著受的。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所謂水德與秦政的關係，從而更好地理解秦始皇改以十月為歲首的緣故。
至於漢武帝在太初元年又把歲首改回到正月，則同他是否施行同秦始皇不同的仁政，是毫無關係的。在殘虐子民這一點上，漢武帝同秦始皇一樣，是樂之眾生而死不悔改的（別詳拙著《制造漢武帝》）。普天之下古往今來的暴君，莫不如此。
這篇從虎年正月初四開始寫的文稿，本來以為一個星期可以寫完，結果拉拉雜雜地越寫越長，一直寫道今天——二月初七，實在超乎預定的篇幅之外，不過在具體展開論述的過程中，也獲得了很多始料未及的新認識。雖然這個問題，實際上相當龐雜，我的這些看法，不一定就都能經得起時間的查驗，但只要能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能夠多多少少地向前有所推進，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2022年3月9日薄暮記
2022年3月17日晚改定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欒夢
>辛德勇讀《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