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解的四大支柱——如何開展經濟學教育？

毫不誇張地說，經濟學學習改變了我的生活。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我步入成年後最關鍵的兩個時刻，是17歲時遇見未來的妻子，再就是19歲時接觸到了經濟學。對於這些年來我的一切好運和幸福，以上不僅關鍵，還可以說是源頭。

本月早些時候，我步入花甲之年。40年前，我成了一名經濟專業的學生，從老師漢斯·森霍茲（Hans Sennholz）博士那里，以及他提請我關注的經濟學家和思想那里，我學到了威力強大的訊息。正是他的教學方式，點燃了我的想像力，我從那時起的旅程，不過是給這一好奇心和想像力不斷供給燃料。

我發現經濟學的一切都令人著迷——它的歷史，它的社會學，它背後的哲學思辨，以及最重要的是，在一位真正的大師手中，它使世上一切複雜性變得清晰易懂的能力。正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所教給我們的那樣，經濟理論能夠把一位普通人提升到觀察入微的天才那種高度，而一個缺乏經濟理論武裝的天才，在觀察世界如何運轉的過程中，如果不是表現更差勁的話，也往往會淪為極度普通的人。

今年秋天早些時候，我與史蒂夫·霍維茨（Steve Horwitz）和桑福德·池田（Sanford Ikeda）一起，參加了南方經濟協會關於保羅·魯賓（Paul Rubin）的《資本主義悖論》（The Capitalism Paradox）的一個小組討論。我從19歲起就認識池田了，我在格羅夫城市學院向森霍茲博士學習經濟學時，他是經濟學專業的明星畢業生。所以當桑迪總結了他認為經濟學教師應強調什麼關鍵思想，以便激發後輩學生的想像力時，我並不感到驚訝。正是這些觀念改變了我的生活。

魯賓的書受到了高度推薦，因為他強調了相距遙遠、習俗各異的族群之間社會合作的重要性，而不是市場社會殘酷的競爭性質，從而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矯正。是的，市場競爭是殘酷而有價值的。但是，意外收獲不僅是商品服務代價最小的交付，而且是在人們之間（甚至是在陌生人之間）形成的社會關係網路和合作紐帶。史蒂夫·霍維茨最近在希臘做了一場關於這一主題的演講，並就「協調問題」進行了討論。因此，我們的小組一致讚揚了魯賓的作品。

池田借評論把經濟學的教義劃分為四類：真理和光明；驚艷和敬畏；希望；還有同情心。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本人遇到過的所有偉大經濟學老師，從森霍茲到唐·拉沃伊（Don Lavoie）和卡倫·沃恩（Karen Vaughn），從肯尼斯·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到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從紐約大學的伊斯雷爾·柯茲納（Israel Kirzner）和馬里奧·里佐（Mario Rizzo）到唐·布德羅（Don Boudreaux）、泰勒·考恩（Tyler Cowen）、克里斯·科因（Chris Coyne）、彼得·李森（Peter Leeson）、羅素·羅伯茲（Russ Roberts）、弗農·斯密（Vernon Smith）和維吉爾·斯托（Virgil Storr）。他們在自己的教學和寫作中都涉及到這幾個不同的范疇，雖然強調程度各異，但都取得了極好的效果。有幾位不斷涉及這所有四個范疇，這讓其顯得出類拔萃。

真理和光明

經濟學始於對稀缺性的認識。在我們的世界里，我們不斷地面臨著權衡取舍。當我們作為人類決策者對這些權衡取舍加以處理時，最優之類概念嫻熟地發揮著功能。當你初次習知以上思想和觀念時，一定會迎面感受到一波衝擊。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學習經濟學就是學習有關稀缺的所有含義，從而將機會成本的推理，始終一貫地應用於所有的人類事務。塔洛克（和理查德·麥肯齊[Richard McKenzie]）的《經濟學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就做到了這一點。這本書最初於20世紀70年代出版，我在格羅夫城學院上經濟學本科時就讀過。

經濟學把真理和光明帶入黑暗之中，使之穿透迷霧，讓人類的一切努力變得明白起來，無論這些努力是為了追求至高的理想，還是出於原始的動機。如果你學的是塔洛克的經濟學，或者是李森（《看不見的鉤子》[The Invisible Hook]和新書《什麼鬼?!：詭異的經濟學之旅》[WTF?!: An Economic Tour of the Weird]的經濟學，那麼你就應該做好準備，從舒適的自滿狀態中驚醒過來，取而代之以了解你周遭世界的邏輯和背後的治理動態。

驚艷和敬畏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這頭一本（經濟學）書的開頭，就試圖用兩個引人註目的例子來激發《國富論》讀者的想像力。他要求我們思考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我們的生存本身，依賴於眾多個人的合作，然而窮盡一生，我們最多只能結交幾個親密朋友。因此，斯密給我們的教導是，我們不能依靠別人的仁慈來幫助我們獲得維續生存的日用所需。我們必須求助於別人的自利之心。正如他所說，我們的晚餐不是得自於屠夫、釀酒商或麵包師傅的仁慈善舉，而是出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注。

讓這點被充分理解；我們需要能夠從事生產專業化、做到互利交換並在相距遙遠、習俗各異的人民之間做到和平的社會合作機制。斯密用他關於日工所穿粗毛呢外套的例子，再三強調以徹底讓人了解到這一點。他筆下描繪的，參與這種複雜勞力分工的大量個體，必須協調彼此的活動，才能生產出這種簡單的產品。倫納德·里德（Leonard Read）和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後來也用鉛筆的故事來達到類似的效果。

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呢？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展示了價格體系如何通過知識的產生、利用和溝通功能，在遠近各異的經濟參與者之間，建立起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哈耶克甚至用「驚奇」（marvel）一詞，促使他的職業同僚從自滿中醒來，走向認識自由市場經濟複雜協調性之令人驚艷和敬畏。

科學想像力的激發，要麼是出於敬畏感，要麼是出於緊迫感。經濟學能夠兩者兼得。如果我們不讓學生同時觸及二者，就是對不起他們。我的同事科因在戰後重建和人道主義援助領域的兩部作品《戰爭之後》（After War）和《以德報怨》（Doing Bad By Doing Good），向他的讀者表明，在現實世界中，正確弄懂經濟學，實際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但這種對緊迫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對價格體系威力的敬畏感之上的。

這在羅伯茲的三部曲《選擇》（The Choice）、《看不見的心》（The Invisible Heart）和《萬物有價》（The Price of Everything）中得到了重要的體現。最近我發表了一篇帖子，是關於自然的美麗模式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給市場打的比方，且我認為觀看鐘擺的有節奏運動及其模式，有助於經濟專業學生思考（通過價格體系指導形成的）複雜經濟關係模式。

在我們的決策中，價格引導我們，利潤誘惑我們，而虧損規誡我們，而產權為這一切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礎。布坎南教導我們，經濟學教師的首要任務，是在他們的學生身上，培養一種對市場自發秩序的欣賞，以便我們的學生能夠成為集體決策民主過程的知情參與者。在培養這種欣賞的過程中，向他們傳授世俗事務的奧秘是有益的。

希 望

然而，學習經濟學和經濟史會讓我們獲得更多更多的知識；它向我們傳授了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所稱的「（財富）大逃亡」，通過擴大貿易、完善分工、技術創新，以及促進而非阻礙這些發展的經濟遊戲規則，人類能夠超越馬爾薩斯式生存鬥爭和極度貧困的壓迫。經濟學教給我們改善人類境況的希望。

私營部門的企業家，根據價格信號不斷地通過低買高賣來尋求交易，這樣做可以從貿易中帶來互惠互利。但是，這些企業家也一直在尋求從生產中節省成本的技術或者商品和服務交付機制的改進。永遠不要忘記他們帶來的創新，以及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新產品和新服務的發現。以改善生活條件的形式出現的希望，來自於能夠在創意上押註並將這些創意變為現實的個人。

希望也是在規則里面找到變革的一種功能，這種變革將降低交易的成本，並鼓勵從貿易中發現互惠互利的新機會。因此，正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談到的那樣，公眾企業家可以且已經通過引入政策變革，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和政治結構中釋放自由文明的創造力，從而給數百萬人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改善。

近年來，也許沒有人比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在她的「中產階級三部曲」中更好地記錄了經濟學帶來的這種希望。雖然這些都是深湛的文本，但這一基本的信息是向人人開放的。而且，我認為，作為經濟學教師，交流溝通是必要的。考恩在最近一期紀念阿羅演講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經濟增長是否是一個道德律令；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讓你的學生觀看這次討論，是十分有價值的。

同情心

最後，經濟教育應該強調，經濟發展不僅給富人帶來了益處，而且還通過改善物質條件，使最弱勢的群體擺脫了原先危險不安的處境。正如弗里德曼常說的「潮水上漲，所有船都會升高」。但經濟理論比這個經驗觀察要更加深入。

經濟學作為社會批判的工具——或許是其第二重要的角色——是評估替代政策乃至經濟體系的理性方法。在分析中嚴守價值中立，意味著經濟學家需要將某項政策或制度倡導者的目標視為給定，將自身的批判性分析限於倡導者所選方法做到其既定目標的有效性上。

如果目標是幫助最弱勢群體獲得廉價住房，而選擇的手段是租金控制，那麼經濟學家就會考察選擇的邏輯，以及這種手段/目的關係的情景邏輯。我們研究激勵的結構和這些結構中所包含的信息流以及系統產生預期結果的能力。這就是經濟學家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到現代教科書經濟學家的道路。

飽受指責的Econ 101（給大學本科生上的基礎經濟學入門課），實際上就是為任何想要深入閱讀的人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表述，而不是假設經濟學家在炫耀般從事作為實證分析的規範性理論研究。

從亞當·斯密到弗農·斯密，所有偉大經濟學家都熱切關注著我們中間最弱勢群體的地位。經濟學懷著對不幸者的極大同情心來開展它的教導，並把精力集中在制度性的補救措施上，這將敞開機會和消除障礙。

正如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在《經濟政策理論》（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一書中令人信服地向我論證的那樣，偉大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以一種與英式自由制度（私有財產、契約自由、法治）的發展共同演進的方式發展了他們的理論。這一切當中最不該忘記的是，這些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尋求的是一種既不表現出歧視也不表現出支配的政府體制，這也再度強烈體現在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和布坎南的著作中。這是一種旨在消除特權且承認在法律面前人人有尊嚴地享有平等權利的制度。

我真誠地認為經濟學的信息——真理與光明；驚艷和敬畏；希望；和同情心——可以激起每一代人的想像力：去探索錯綜複雜的經濟理論，並詳細研究這一迷人學科的歷史和全球經濟的實踐史。

我們必須給我們的學生帶去真理和光明，但我們也必須灌輸給他們對市場複雜協調性的驚艷感和敬畏感，傳遞改善人類境況這把希望之火不滅的信息，還有在我們為了生活於一個人人享有自由和尊嚴的社會而共同奮鬥的事業中，表達對弱勢群體的關切和同情之心。正如我的同事斯托和金妮·崔（Ginny Choi）在兩人的新書中所問——「市場會腐蝕我們的道德嗎？」，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商業社會為我們道德學習和社會關係的改善奠定了基礎。

在Econ 101所受攻擊越來越多的這一時刻，經濟學教師們應該再一次承諾，向這一代人傳授經濟學中最好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