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中國瘟疫史上，防疫是如何制度化和行政化的

摘要：圖為當時港英政府為防治1894年鼠疫而宣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圖片來自《中國防疫史》。圖為1916年的《傳染病預防條例》，圖片來自《中國防疫史》。

　　原標題：在近百年來中國瘟疫史上，防疫是如何制度化和行政化的 

　　近些時日，為了防治新型肺炎，各地政府採取了各式各樣的防疫措施。這些防疫措施其實並不新鮮，它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也存在過。正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那一場場瘟疫，推動著中國防疫和衛生制度化的進程。

　　整理 | 徐悅東

　　最近，新型肺炎的疫情牽動著許多人的心。「交通管制」、「增強檢疫措施」、「堵路」、暫停娛樂活動甚至懸賞舉報武漢來的人員，這些防疫措施有的很「出格」、有的做得雷厲風行、有的也受到群眾誇讚。

　　實際上，我們如今見到的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防疫措施，比如切斷交通、發動群眾，在中國近代以來的防疫史當中就已經誕生。我們常說，人類與病毒共同進化，其實中國衛生事業的現代化也在與疫情不斷地共同進化，並互相形塑。那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又暴發過哪些重要的疫情呢？

　　晚清：中國衛生制度現代化的前夜

　　隨著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西方科學文化在中國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其中，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開始茁壯成長。醫院和診所變得越來越多，並在防疫和治療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的醫療教育也開始在中國得到傳播。從那時起，隨著西醫的引進，中西醫之間的爭論也進入了知識界視野。其中，西醫的公共衛生觀念和微生物知識，在晚清的防疫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這為西醫贏得了社會的信任。而在晚清的疫情中，霍亂、天花和鼠疫最為嚴重，對近代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霍亂在晚清時曾多次流行。當時清政府外有帝國主義列強侵犯，內有太平天國作亂，瘟疫流行。此圖是伍連德在1933年版的《霍亂概論》里記載的霍亂發生情況，但囿於時代局限，伍連德的記錄並不全面。此次霍亂大流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綿不絕，以1862年為最高峰。1862年的霍亂疫情，從北到南在大城市里依次暴發。根據程愷禮的研究，僅在1862年8月到9月，北京的死亡人數就超過15000人。圖片來自《中國防疫史》。

　　天花疫情在晚清時就有所記載。隨著牛痘接種逐漸增多，牛痘術的效果得到了社會認可，但其覆蓋面相當有限。相對而言，在南方，牛痘接種比較普遍。從鹹豐年間開始，為民眾接種牛痘的種牛痘公局開始遍地開花，免費為民眾接種牛痘。圖片為1909年清末新政期間，清政府頒布的《管理種痘規則》，這使得種牛痘第一次有了明確的規範，也標誌著中國防治天花進入正規化的階段。圖片來自《中國防疫史》。

　　19世紀後期，曾經一直被認為是雲南省地方病的腺鼠疫在廣東開始傳播，並於1894年在香港流行。在香港流行後，腺鼠疫波及上海、福建、台灣及其他中國沿海地區。傳統中國的災荒應對方法無以應對。飯島涉在《鼠疫與近代中國》里表示，這場鼠疫源自中東的可能性更高。

　　1894年4月下旬，港英政府獲悉了鼠疫的消息，並將婁遜醫師和雷尼醫師派往廣州調查。5月上旬，他們走訪了廣州的中國醫院，目擊了病人的大量死亡，並認為死者達到10萬人。而在香港，這場腺鼠疫造成2552人死亡。港英政府挨家挨戶檢查、送患者回鄉，並以船只隔離患者。當時兩廣總督李瀚章批評了港英政府防治鼠疫的「洋法」，清政府則通過「官紳合力」來治理鼠疫。其實，當時擔當實際防治措施的是善堂等民間團體。而中央政府（總理衙門）並沒有採取具體的行動，這沿襲了中國傳統的應對災荒的辦法，即朝廷一方面採取減免賦稅、動帑發賑等措施，另一方面卻將具體的防治措施交予地方官去執行。與此相對，港英政府則將衛生事業當作行政事務的一部分來做。

　　針對1894年鼠疫，上海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實施了相關的應對策略的同時，海關也強化了對疫病的檢疫，並在1899年制定了新的檢疫章程。因此，上海檢疫行政的發展，是在19世紀末腺鼠疫的流行日漸顯著的背景下做到的。雖然當時的上海道台已經認識到了檢疫的必要性，但他還是將其當作「善舉」來看待，為了設立防疫醫院，還要求商會來承擔費用。這也是中國衛生制度化，國家將衛生事業行政化的前夜。圖為當時港英政府為防治1894年鼠疫而宣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圖片來自《中國防疫史》。

　　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國東北暴發了一場20世紀最嚴重的肺鼠疫，死亡人數達96998人。在這次疫情中，清政府第一次有組織的展開防疫，這是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一個新起點。當時中國東北局勢複雜，俄國和日本的勢力各占一方。此時的防疫事關主權問題。劍橋大學醫學院學士畢業的伍連德被派往東北調查並防治疫情。伍連德採取了火化屍體、消滅老鼠、隔離患者、清潔消毒、加強檢疫、防疫宣傳、隔絕關內外交通、聘請國外專家協助防疫、建立防疫組織等措施，耗資巨甚，但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並被後世史學家所讚頌。在防疫事務大局已定的時候，清政府外務部還舉行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近代醫學史上中國首次舉辦的學術會議，對防治鼠疫進行了總結和探討。

　　與19世紀末的鼠疫大流行相比，此次對鼠疫的防治顯得更為組織化。其背景是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制度改革中有衛生制度化的內容。作為防治肺鼠疫的對策，隔離患者、消滅老鼠、火化屍體以及加強檢疫等舉措得以推進。

　　飯島涉認為，肺鼠疫的防治措施本身，與同時期的日本所實施的方法是一樣的，不過，東北的肺鼠疫防治，是在善堂等民間團體和商會、自治會等中間團體的協助下展開的。這不僅反映了社會事業以民間團體為基礎這一中國社會的特徵，還顯現了這是20世紀初以商會及自治會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中間團體對地域社會影響力的擴大為背景的。19世紀末之前的中國社會，衛生事業等社會事業往往是以「義舉」的形式由民間團體來承擔，而到20世紀初，中國社會開始逐步朝近代國家式的統治形態發展。這樣，衛生的制度化就成了具有方向性意義事件，即借由國家將衛生事業行政化，試圖做到個人的身體規律化和統治機構重組，並重組善堂等民間團體將其納入機構。圖為防疫上諭，來自《中國防疫史》。

　　民國：防疫的制度化和行政化

　　北洋政府時期的內務部衛生司雖無所作為，但在防疫史上留下了中國第一部傳染病防治法規——《傳染病預防條例》。該條例於1916年3月公布。這份《傳染病預防條例》很大程度上參考了日本的相關條例。後來，內務部還頒發了《檢疫委員設置規則》《火車建議規則》和《清潔方法消毒方法》，以控制傳染病的傳播。1930年，衛生部公布了新的《傳染病預防條例》，其病種增加。1944年，國民政府衛生署新修訂了《傳染病預防條例》，有關防疫的條文更加詳細。圖為1916年的《傳染病預防條例》，圖片來自《中國防疫史》。

　　鼠疫在民國時期曾多次流行，傷亡嚴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7-1918年綏遠、山西的鼠疫大流行，死亡共計1.6萬餘人。雖然北洋政府在1916年頒布了《傳染病預防條例》，但是由於各地缺乏系統的衛生機構，對疫情的掌握、報告和控制都很不及時。

　　在1918年新年過後，隨著北洋政府對情況的深入了解，防疫工作才被政府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並成立了防疫委員會，組織與防疫有關的各部門協調行動，暫停北京至豐鎮的鐵路交通。地方鐵路局也開始實施清潔工作。隨後，北洋政府劃定疫區，並通過堵路等方式斷絕疫區內外交通，邀請各國醫生共同研討防疫辦法。由於當時正值農歷新年，豐鎮的主要交通通道都實行交通管制，但仍有許多鄉民想方設法去辦年貨，其中不少人患病。鑒於此種情況，防疫委員會禁止了所有小店的營業，並建造臨時病院來隔離病人。在這些綜合措施下，豐鎮的疫情才慢慢得到控制。而在綏遠，防疫委員會實行逐戶檢疫，疑似患者送去疑似病院處理，確診病例送去隔離所。到3月，當地的疫情就大為減輕。圖為全紹清寫的《綏遠區疫症調查報告》書影，來自《中國防疫史》。

　　1931年的長江流域的水災導致了1932年的霍亂大流行。上海在1932年4月26日首先發現真性霍亂病例，隨後病例不斷增長。上海市衛生局馬上檢查轄區內井水和河水，並大力推行霍亂疫苗注射。但許多地方的衛生設施和醫療條件比不上上海，霍亂就蔓延開來了。雖然衛生防疫組有許多防疫辦法，比如飲水消毒、防疫宣傳、推廣霍亂疫苗、隔離病人等措施，但他們僅能在主要城市進行防疫。廣大的農村地區基本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這次霍亂流行，波及長江水災所影響不到的許多地方，許多邊遠地區缺乏有效的有組織的防疫措施。在西北地區，因霍亂死亡者人數極多，僅陜西省的死亡人數就有十三四萬之巨。圖片為上海西藏路時疫醫院病房的霍亂病人，來自《中國防疫史》。

　　當時中國的麻風流行情況缺乏詳細的調查，據當時衛生署的資料，民國時期中國南部和西部麻風病的分布較盛，華中次之，華北極少有此病。在防治方面，1892年國際麻風協會在美國麻風協會的資助下，在杭州設立麻風病院，開始收治麻風病人，隨後，廣東、山東等許多地區也逐步開設麻風病院收治麻風病人。

　　1926年1月，中國麻風協會成立。廣東的麻風病人為數眾多，麻風病人經常在街頭行乞，百姓由於懼怕，往往避之不及。20世紀30年代中期，主政廣東的軍閥陳濟棠重視防治麻風，並聘請外國顧問開展防治工作。但1936年陳濟棠下台後，蔣介石方面接管廣東，就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屠殺麻風病人事件，全省所殺的麻風病人不下兩萬多人，在當時的社會上激起強烈反響。圖為中華麻風救濟會立案文件，來自《中國防疫史》。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愛國衛生運動成為特色

　　1949年7月，察哈爾省暴發鼠疫。此次鼠疫成了新中國誕生以來第一場防疫戰。疫情迅速被報到中央，衛生部十分重視，並迅速調配人力支援察哈爾省。華北軍區為了預防鼠疫實施了捕鼠滅蚤、建立檢疫站、封鎖交通、暫停娛樂場所營業、學校停課等措施，並向蘇聯求助。由於各項措施執行較好，疫情很快被控制住，並在當年11月就沒有出現新病例。此次疫情有66人死亡。圖為1949年10月，《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聯合發布防疫命令》。

　　1952年5月，結合在抗美援朝中反對美國細菌戰的群眾熱潮，全國掀起「愛國衛生運動」。其內容包括環境清潔、消滅五害（蚊、蠅、虱、蚤、鼠）和飲食衛生。1952年，北京全市封堵了49500個樹洞、堵塞鼠洞44萬多個，消滅老鼠46萬多只，消滅蠅蛹4.7億多個。此後，中央防疫委員會改稱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這也成了中國衛生事業的一個特色。圖為北京紅十字少年在愛國衛生突擊運動中在郊外挖蛹。

　　1956年，原來作為愛國衛生運動一部分的捕殺害蟲被提高到了主要地位。當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頒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到，「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愛國衛生運動進入以除「四害」為中心的階段。1958年，毛澤東對衛生部副部長朱璉說，「除四害，要黨的主管，發動群眾大家搞。」「衛生部應該相信政治能除四害。」除「四害」在「大躍進」時期，也迎來了「大躍進」，後來逐步難以為繼。圖為北京除「四害」一日戰果。

　　新中國成立後，大力推廣接種牛痘，這使得天花病例大幅度地下降。天花發病人數從1950年的43286例下降到1954年的847例。在1960年代，中國境內徹底消滅天花。圖為深入村寨普種牛痘。

　　參考資料：《中國防疫史》，鄧鐵濤主編，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鼠疫與近代中國》，飯島涉著，樸彥 餘新忠 薑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版

　　整理：徐悅東

　　校對：翟永軍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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