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歐元走過20年：活下來就是勝利？

歐元建立者最初設想的是，經濟上的一體化能夠促進政治的一體化，但是，目前看來，這一邏輯可能行不通。

記者 | 聶琳

編輯 | 崔宇

1999年1月，歐元正式誕生。如果以「活下來」作為衡量標準，那麼，歐元無疑成功了。不過，它的成功與其創建者當初宏大的願景相距甚遠。歐元區在許多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要徹底解決其內在缺陷，歐元區只能進一步加深融合。

「當事情進展順利時，幾乎沒有動力完成這個項目，當危機最終發生時……很難仔細考慮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確保歐元的成功。」歐元區的改革前景，可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說的這樣。在目前歐洲經濟增長乏力，義大利、法國等國的民粹主義勢力重新抬頭的背景下，歐元區進一步改革困難重重。

命運多舛

建立之初，歐元承載著宏大的歷史使命——促進歐洲經濟一體化，並最終推動歐洲政治一體化。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建立與當時全球政治和經濟大背景分密不可分。在二戰後美蘇兩極格局下，歐洲加強經濟和貨幣聯盟是大勢所趨。蘇聯戰後崛起為世界兩強之一，不斷拓展其在歐洲的邊界。與此同時，深受戰爭創傷的歐洲各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地位卻日益下降。為了抗衡蘇聯，歐洲只能轉向美國尋求保護。但是，這又導致了它與美國之間的政治不平等。歐洲各國意識到，要與美蘇兩大國相抗衡，歐洲必須走一體化之路。

與此同時，隨著戰後重建的開啟，生產力得以大大提高，這客觀上也要求歐洲加強區域內經濟合作。

在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7年3月25日，法國、聯龐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代表在羅馬簽訂了《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該條約在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標誌著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EEC）的正式誕生。

EEC成員在推進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只有做到貨幣統一，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經濟一體化。歐洲此後開啟了漫長的貨幣一體化進程。

統一貨幣的引入減少了匯率波動，降低了貿易成本，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特拉維夫大學哈羅德哈托格政府與政策學院政治科學系高級講師Tal Sadeh在2013年發表的論文中發現，歐元紙幣和硬幣引入後，即便考慮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歐元也使得其使用者的貨物貿易至少翻倍。

此外，因加入統一貨幣聯盟後以歐元計價的政府債務受到歐元區前景向好的影響，成員國政府的發債成本大幅降低。尤其是希臘、愛爾蘭等歐元區經濟相對脆弱的外圍國家得以憑借德國等核心國家的強大主權信用，降低了本國的融資成本。比如，義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1998年12-1999年1月間下降了96.39%，西班牙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1995年3月的12.28%下降為1999年1月的3.85%，而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僅從1995年3月的7.188%降至1999年1月的3.63%，法國從1995年3月的7.9%降至1999年1月的3.71%。

發債成本的大幅降低在促進歐元區外圍國家信貸繁榮、刺激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這些國家埋下了危機隱患。德國、法國、荷蘭等北部發達國家的銀行向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大舉借貸，催生了這些國家的資產泡沫。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長的刺激下，希臘等外圍國家政府加大政府支出，從而導致其財政赤字大幅上升。盡管《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簡稱《馬約》）規定各國的財政赤字占其GDP比重不能超過3%，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和懲罰機制，各國基本上都沒有遵守這一規定。希臘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3.7%上升為2007年的6.5%。

等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多米諾骨牌終於倒下。因持有大量美國次級證券，美國的次貸危機使歐洲銀行資產大幅縮水，出現巨額虧損。為了維護金融系統穩定，各國政府向本國銀行系統投入大量資金，銀行的有毒資產被轉移到政府公共帳戶下，政府債務大幅攀升。此外，由於歐盟的主要貿易夥伴均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國內外需求銳減使得一些國家的財政收入下降，進而導致這些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飆升。到2009年，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別飆升至14%、15.6%、11.2%、5.4%、10.2%。

2009年12月，希臘政府承認，其債務總額達到3000億歐元，占GDP的比重高達113%，遠遠超出歐元區規定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能超過60%的規定。當年12月，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希臘出現主權債券融資困境和主權債務再償付困難的主權債務危機。此後，危機擴散至愛爾蘭和葡萄牙，後來又蔓延到西班牙和義大利。歐債危機由此全面爆發。

先天不足

歐債危機是歐元誕生至今遇到的最大挫折。危機的爆發促使各方對歐元區這一貨幣聯盟進行反思，矛頭都指向了其在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首先，歐元區缺少統一的財政。統一的貨幣聯盟要求統一集中的財政系統與之相匹配，但歐元區各國財政分散。19個成員國統一使用歐元意味著，這些國家實施統一的利率和匯率，這樣，各國就失去了按照本國經濟狀況獨立實施貨幣政策的能力。一方面，危機爆發後，統一貨幣政策導致各國對外不能採取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拉動經濟，對內不能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來減輕政府債務負擔。為挽救經濟，成員國只能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這導致各國財政赤字和債務高企狀況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假如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財政政策，讓更加富裕的成員國向陷入困境的國家進行財政轉移，這樣就可以替代無法實施的降息，從財政方面對經濟加以提振。

「歐債危機的爆發，至少暴露出歐元區在制度設計方面面臨的兩大挑戰或缺陷。一是當外圍國家與中心國家面臨不同的經濟周期時，外圍國家喪失了進行逆周期調整的貨幣政策工具。與此同時，財政聯盟的缺失使得中心國家不能對外圍國家進行足夠的轉移支付。這無疑會加劇外圍國家面臨的負面衝擊。」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表示。

其次，歐元區財政監管缺失，這是歐債危機爆發的關鍵原因。根據歐元區1997年通過的《穩定與增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歐元區各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按照該公約，一國財政赤字若連續3年超過該國GDP的3%，該國將被處以最高相當於其GDP之0.5%的罰款。

不過，歐債危機爆發後人們才發現，歐元區成員國並未恪守上述規定。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方面，這個規則對採取穩健財政政策的國家沒有獎勵機制。另一方面，雖然對違反財政規定的國家有懲罰機制，但該機制卻無法實施，因為實施制裁處罰需要達到符合規定的多數投票同意才可以，但歐元區財政部長們並不願對其同行實施制裁。

此外，歐洲央行（ECB）的功能缺陷限制了歐元區的危機預防和應對能力。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能是通過「最後借款人」來保持金融系統穩定，但目前，歐洲央行無法行使集中權威的金融監管，也不能為危機托底。不僅如此，歐洲央行還不能直接購買成員國政府債券，而只能從二級市場上購買，這影響了歐洲央行救濟的力度和效果。

還有專家指出，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失衡是歐元區衍生出債務等各種問題的最根本原因。歐元區建立之初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縮小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差距，不過，這種差距最終反而卻被擴大。原因之一是，歐元導致各成員國匯率定價錯誤。

由於德國當時仍然在遭受東西統一的經濟困境，德國馬克疲軟，馬克相對於歐元的價值則被低估，德國生產商占據價格優勢。IMF數據顯示，歐元建立時，德國馬克的價值約比德國經濟基本面所顯示的實際價值低6%。與此同時，受到加入歐元大家庭前景向好的提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國家的貨幣相對於歐元的價值被高估，其生產商的價格優勢也喪失。這樣一來，德國成為歐洲的生產者，其經常帳戶盈餘得以不斷擴大。而希臘等外圍國家則成為德國產品的消費者，其經常帳戶赤字不斷上升。

2002年，德國、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和葡萄牙的經常帳戶順差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分別為1.9%、-6.8%、-3.7%、-0.3%和-8.5%，而到2007年則分別達到6.7%、-15.1%、-9.6%、-1.4%、-9.7%。由此可見，歐元的推出明顯拉大了德國等國對邊緣國家的貿易順差。

「雖然全球國際收支失衡在2008年之後的十年顯著緩解，但歐元區內部依然存在顯著的經常帳戶失衡。德國、荷蘭等國家有著顯著的經常帳戶順差，而南歐國家普遍面臨顯著的經常帳戶逆差。歐元區內部目前缺乏糾正成員國經常帳戶失衡的機制，對德國這樣的順差國而言尤其缺少約束機制。持續的經常帳戶失衡，既意味著資源錯配，也會加劇逆差國的債務負擔，最終為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張明說。

能否成年?

歐債危機後，歐元區進行了許多嘗試以彌補其制度上的缺陷。當時的歐元區17國先是在2010年5月建立了公司性質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以歐元區成員國的信用為擔保，發行債券融資，向成員國提供緊急貸款。此後，在2013年7月，歐盟峰會又用「歐洲穩定機制」（ESM）來代替了臨時性的EFSF，作為歐元穩定的長期機制，為歐盟成員國提供金融救助。

不過，有學者指出，不論是臨時性的還是EFSF，還是長期性的ESM，都只是歐元區現有財政制度的紓困機制，而不是邁向財政聯盟的根本變革，歐元區的關鍵變革應該聚焦於加深財政聯盟融合。

在加深財政聯盟這一方面，歐元區也提出過許多方案，包括發行歐洲共同債券，建立歐洲貨幣基金（EMF），歐洲央行前行長特里謝（Jean Claude Trichet）提出的建立歐洲財政部，以及法國政府在1990年代提出的建立「歐元區經濟政府」等提議。不過，這些提議均因無法在成員之間達成一致而被擱置。

在2018年12月的歐盟峰會上，歐洲主管人同意建立歐元區存款保險制度，但前提是義大利和其他歐元區國家點解決掉他們的不良貸款問題，這意味著，這一改革不會很快發生。他們還同意建立一個歐元區財政庫，但前提是成員國先把債務降下來，這意味著，統一財政能力也不會在短時間內完成。他們還同意賦予ESM更多資源和權力，不過，前提是先將現有的壞帳問題解決掉。這也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任務。況且，這一協議還缺少建立銀行聯盟、財政聯盟和政治聯盟。因此，它並不能改變歐元區的運行。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經濟研究室研究員李罡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表示，以德國為代表的歐元區核心國家堅持認為，推進以提升增長能力和經濟效率為目標的結構改革才是歐洲國家做到真正復蘇和持續增長的治本之策。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歐元區國家推進結構改革的步伐較為緩慢。

「這首先是因為，歐元區缺乏強硬的政治領袖。其次，結構改革的效果不是短期內能顯現的，改革初期還可能引起經濟增長的下降、社會福利水平的降低、失業率的提高，這些問題會引來不同程度的社會不滿甚至抗議，甚至會導致現任政府的下台……此外，歐盟和歐央行採取的一些反危機措施緩解了經濟危機的衝擊，削弱了危機國家進行結構改革的動力。」他說。

歐元的建立者最初設想的是，經濟上的一體化能夠促進政治的一體化，但是，目前看來，這一邏輯可能行不通。實際上，正是政治、歷史、文化上的諸多差異才導致了歐元區不能進一步深入融合。

李罡認為，歐洲一體化面臨諸多挑戰，歐元區改革能否推進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首先，英國的退出歐盟是歐洲開始一體化進程以來出現的最嚴重倒退，這將削弱歐盟的政治影響力。其次，民粹主義和右翼政黨在歐洲的興起不利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增大了歐元區改革的摩擦力。此外，作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雙核發動機」，雖然德法兩國均支持推進新一輪的歐元區改革，在建立歐元區統一預算、設立歐洲貨幣基金方面存在部分共識，但兩國在預算資金額度、基金救助力度、條件限制和具體管理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分歧。

張明則預測稱，未來歐元區的擴張速度將會放緩，甚至不排除歐元區成員國收縮的可能性。「歐元區國家必須要加強內部整合，不過，由於整合過程是痛苦的，歐元區的一些邊緣國家可能會發現，放棄歐元、重新使用國別貨幣可能是一種利大於弊的選擇，這些國家可能會選擇退出歐元區。」

但他同時表示，盡管歐元區未來可能變小，但歐元不會消失。「歐洲主要國家已經意識到，只有推動歐洲經濟體一體化，才能夠做到持久和平、維持國際地位，這就意味著，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將會展現出螺旋形上升的路徑」。

參考資料：

《歐元問世的影響及大陸的對策思考》，黃建康

《對歐債危機的再反思》，李本松

《後危機時代的歐元區改革前景》，董一凡，王朔

《從主權債務危機看歐元區制度的缺陷與變革》，卜永光，龐中英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根源研究：綜述與啟示》，瞿旭，王隆隆，蘇斌

《歐債危機的根源、演進和應對》，李亮

《歐元區自救措施缺陷解析》，徐聰

《歐債危機原因分析》，羅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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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s Fundamental Flaws, Martin Feldstein

The Euro’s Effect on Trade, Tal Sadeh

Considering the Euro 20 Years On, Barry Eichengreen

Beyond Greece: The Euro’s Fundamental Flaw, Rodney Johnson

The euro is still vulnerable. Can it survive, Robert J. Samuelson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 Currency Problem, Milton Ezr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