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華：未來3-5年，這個形勢絕不能掉以輕心

口 述：毛振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中誠信集團董事長

采 寫：曹雨欣 潘姍姍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10年中國宏觀政策的變化

疫情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使得我們必須做出應急性調整。早在2016年，我就提出「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在今天依然適用。今年政府報告也明確提出「底線思維」。

為何有這種判斷？2006年開始，我一直從事宏觀政策研究，總結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宏觀調控的雙底線思維主要經歷4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8年金融危機到2016年，以穩增長為主。

通過經濟上錯峰發展，2009年我們的總GDP剛剛超過日本，現在則是日本的兩倍多。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而和我們後面的國家差距越來越大。

我們在很短期之內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中的風險也是不斷累積的，債務規模越滾越大。我們曾經有26個季度，也就是六年半的時間，經濟都在下行，從約10%的增長，每個季度下滑一點點，直到2016年歐美基本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我國經濟開始回穩向好，基本實現軟著陸。

第二階段，2017年-2018年，以防風險為主。

2016年，我提出宏觀調控要堅持「穩增長、防風險」雙底線，也是官產學界第一次提出要把「防風險」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我們把相幹的研究報告在社會上發布，也報給有關部門，得到領導批示。後來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十九大都把「防風險」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應該說這是對我們國家總體經濟政策的一個總結，從總體經濟理論上來看是個貢獻，也是學者總結的中國自己的調控思路，這是過去西方經濟學傳統理論做不到的。

2017年、2018年執行了一段時間，中國很多風險指標降低，社會整體以及金融部門杠杠率下降，應該說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第三階段，2018年-2019年，中美博弈下側重穩增長。

可惜的是政策得以執行的時間太短，2018年中期，美國就發動了貿易戰。在外有貿易戰、對內面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政策再度調整為穩增長為主。2018年政治局會議首提「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

但是，再次強調穩增長和以往是不同的。和之前相比，我們對風險——債務風險、產業風險、長期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國際環境壓力等等——有了更加清晰地認識。即使採用看上去相同的政策，實際也不是當年的政策了，防風險這條線掐得更緊，更重視行穩致遠。

第四階段，後疫情時代，重回穩增長、防風險雙底線。

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經濟都面臨衰退壓力。

中國提出「六穩六保」，穩增長底線下調，在穩增長的同時注重結構化調整和優化，積極發揮財政政策作用；不走「債務-投資」驅動老路，避免貨幣政策「大水漫灌」，避免再度過度依賴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穩增長。

總體看來，穩增長和防風險，在不同時期占主次位置是變動的，代表了經濟改革非常重要的兩大基調，兩者都要放在底線上。我們要做的就是做最壞的準備，做最大的努力。

保守估計2020年中國GDP增速在0%-1%

2020年，中國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GDP唯一能正增長的國家。

我們做過一個測算，最困難的局面是中國經濟成長率在1%以內，比較中性的是2%左右，比較好的情況是3%或者超過3%的增長率。我個人是比較保守的，雖然不容易做到，但我認為0-1%是今年我們能夠守得住的一個增速。

首先，這次疫情在武漢爆發，但武漢只是不到中國人口1%的一個城市，全局的影響沒那麼大。

第二，武漢防疫戰創造了兩個世界第一，一是1000萬以上人口的封城，二是全民檢測。這些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做過的。

第三，疫情防控方面，我們管控比較得力，防禦手段比較堅決，像武漢地區全民核酸檢測，增強了人們之間的信任和信心，下半年復工復復產就可以放開做。

總體來看，我們為防控疫情做出了犧牲，也取得了效果，所以中國經濟復蘇可能就更快一點。

最近北京疫情反彈，很多人擔心會不會再次影響經濟發展？我們應該進行常態化分析。在全世界範圍內，疫情都在蔓延，總有一些地方難免有疏漏。但我相信即使局面龐雜，也不會出現第二個武漢。

從全國來看，北京這次疫情反彈也給其他地方敲響警鐘。有專家預計，11月份可能會迎來第二波疫情爆發期。對我們而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要相信最嚴格、有邏輯的分析，今年下半年形勢不容樂觀。

今年是一個關鍵節點年，此前預設了兩大目標——GDP比2000年翻兩番和打贏脫貧攻堅戰。全國「兩會」期間發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沒有就今年GDP增長設定具體目標，堅持保扶貧攻堅其實也很困難，因為目前的情況下很多貧困邊遠地區的人員就業和收入得不到保障。

前段時間總理說6億人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過去就存在這個情況，只不過沒有那麼大的人物說，沒有引起如此多的關註。現在有了疫情，很多人連1000塊錢也保不住，還沒工作。

我認為疫情持續時間會比較長，對中國影響比較大，即便兩大目標都完不成也很正常，暫緩一兩年也不丟人。

美國把中國當成曾經的蘇聯加日本

新冠疫情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全世界的經濟，並對政治格局產生了一定影響。目前中美關係極為敏感。

美國是影響中國發展的長期因素。我們當年實行相應的經濟政策是為了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後來又是因為美國發動了貿易戰，現在美國在疫情期間依然沒有放松對中國的打壓。

我在《雙底線思維》一書中就提到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貿易戰，第二步是脫鉤，第三步是冷戰。美國一直堅持走這條道路，目前中美正處在第二步「脫鉤」。

我2015年和2018年兩次作為中國智庫代表團成員去美國拜訪，對「脫鉤問題」有很切身的感受。2015年，美國學者提問題是疑問句：中國變了嗎？2018年，他們已經變成感嘆號了：中國變了！美國有一個研究中國的白人學者叫沈大偉，頗有影響力，他以前都是和中國很友好的，後來第一個把「中國威脅論」提到比較高的程度，並且認為美國應該採取國家政策和中國進行對抗。

美國前國防部長科恩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基礎是友邦政治，美國與友邦之間有經濟利益調整的需要，但他們依然是政治軍事外交聯盟。所以美國會不停地跟歐盟、日本打貿易戰，可它並不認為日本和歐盟是它的敵人，而依然是夥伴、是朋友。

中國則不同。美國把中國列為敵國，它和敵國之間不是打不打「貿易戰」的問題，而是可以、就應該沒有貿易，也就是所謂中美「脫鉤」。

因此，必須要認識到中美之間不僅僅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矛盾和鬥爭，而是一個綜合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的全面鬥爭。美國並不是把中國當成一般的老二，而是把中國當成曾經的蘇聯加日本，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它而言是一次考驗和挑戰。

所以和中國決戰，這是美國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我們才能從根本上阻止美國四處張口。

美國脫鉤成不成功，

取決於它能不能拉上友邦

我還有一個重要判斷，疫情早期，美國第一個撤僑、轉移供應鏈，其實是借疫情做的一次壓力測試，做給他的盟友看沒有中國，美國還挺好。

理性地看，在中國和美國關係完全切斷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什麼能從根本上完全制約美國的東西，相比較之下，還是我們的損失更大一點，畢竟我們對美國是可替代的，只是成本會更高一點，但美國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替代的，這也是未來美國可能加大貿易戰、加大中美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兩年前就分析，未來幾年美國會不斷制造非經濟、超經濟的極端事件逼他的友邦站隊，對中國形成集團性的封鎖格局。一旦形成這種封鎖格局，對中國而言風險還是挺大的。

美國是一個在外交上非常成熟的國家。美國所謂的脫鉤不是中美脫鉤，如果只是中美脫鉤，那麼它是失敗的，就相當於把市場拱手讓給競爭對手。所以中美之間一定不僅僅是中美的矛盾和鬥爭，而是美國及其友邦與中國的矛盾和鬥爭。

我認為，美國的脫鉤成不成功，取決於它能不能拉上它的友邦一起和中國脫鉤。美國怎麼達到這個目的呢？它就是要利用各種非經濟的極端事件來逼它的友邦選邊站，這方面我們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應對措施。但是，美國能成功嗎？這是很大的一個疑問，因為中國現在跟全世界經濟互補，有很深的關聯，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既然這次美國做了壓力測試，我們也應該做好最壞的打算，就是中美之間有可能走向冷戰，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全方面的對抗。

目前，中美之間已經沒有韜光養晦一說，雖然有形成決戰緩和的可能性，但並不能成為像過去全球化的友好國家。中美關係不會在短時間緩和，但我相信中國的供應鏈、產業鏈在全世界都是比較完備的。中美是互補的兩個國家，美國有很多產業鏈市場都在中國。如果沒有中國這個市場，他們也會很難受。

推遲和美國的決戰時間，

對中國才是利益最大化

中美關係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對中國的一些經濟政策產生了誤讀，誤以為中國不再進行改革開放了；另外，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發展，我們在國際上承擔了很大的國際義務——參與維和派部隊、亞丁灣護航等等，美國誤認為中國是在進行軍事擴張，不走和平發展道路了。

對此，現在社會上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即便中國什麼都不做，因為是經濟老二，美國也要「整」中國；一種是沒那麼嚴重，中美之間總有經濟利益的調整空間。

實際上，我們現在是美國動用一切力量打擊的對象，國內還有很多人恨不得馬上和美國決戰，我認為不夠理性。

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好比是中壯年，有經驗、實力雄厚，中國更像青少年，比較年輕、有沖勁，這時候雙方進行殊死搏鬥，鹿死誰手很難預料。雖然美國是一個老牌的發達國家，但它的增長速度比較低。盡管我們的GDP增長速度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國高，再過十年或許我們就真的能更接近，甚至超過美國。

現在我們還在上升期，實力相對弱一點，想辦法化解矛盾，贏取時間對我們才是更有利的。按照這種邏輯推斷，推遲和美國的決戰時間，對中國才是利益最大化。時間窗口是偉大的，我們要爭取這個時間窗口。

我們一定要在開放的過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態看待美國的舉動。毛主席講過，「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我們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採取堡壘對堡壘的戰略，反而是失敗的。一定要建立正確的敵我力量的認識，敵強我弱的時候，敵人希望主力決戰，我們反而要避免主力決戰，做迂回運動戰，不能跟著人家的節奏走。

當然，我並不是說你打我，我什麼反抗都沒有，而是在最終勝算不大、損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們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回避，避其鋒芒。

中美關係不會在短時間內得到緩和。我在前面說了美國利用疫情做壓力測試，和中國脫鉤是要成本的，這個成本他是不是能負得起？他到底有沒有下定決心做出一些利益犧牲？中美是互補的兩個國家，美國有很多產業鏈和市場都在中國。如果沒有中國這個市場，他們也會很難受。如果得不到同友邦的支持，美國也不會成功。這些還有待觀察。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企業借貸越多，「死」得越快

在現在嚴格的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下，很多企業面臨非常大的壓力。究竟怎麼辦？

政府的做法是，看企業活不下去了，趕緊給企業貸款，我是反對這種做法的。有時候企業借得多，反而「死」得快。

經濟下行的趨勢下，企業應該採取更審慎的財務政策，要嚴格控制債務，尤其中小企業要做的是少負債，多進行股權融資 。

現在政府出臺了一些金融政策，延長企業的還息時間、採用低息方法等等。實際上，對有些企業來說，延長也是死。

中國的很多民營企業家和賭徒一樣，借貸都要私人擔保。一旦企業破產，若還被追討債務，就容易成了犯罪分子。過去，不少人借錢時簽了很多文件，上面有偽造的、不實的材料，這是訛詐貸款；還不起錢，他們就抵押房子，甚至逃避債務，這是刑事犯罪。

面對疫情這麼大的危機，企業家還想獨善其身，這是很難的。該損失就損失，該合併就合併。我在《企業擴張與融資》書中曾講過企業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融資手段。中小企業不應該隨便借貸，銀行業也不應該隨便把錢借給中小企業。

還不起錢，企業還再借貸，是蠢；借貸給他們的，也是蠢。

沒錢又不能借貸的中小企業，

怎麼活？

既然中小企業沒錢又不能借貸，該怎麼活下去？我提幾點看法：

1、政府替中小企業發一半薪水

中小企業是穩就業的基礎，所有抓手的核心目標就是保中小企業。保中小企業不是要借貸給他們，關鍵是財政出手。政府要替中小企業發一半薪水，以此來保主體、保就業。

美國政府就是發一半薪水，光給老百姓就發了兩萬億美金（折合十四五萬億人民幣），中國也可以借鏡。

現在為什麼要搞「地攤經濟」？就是因為餐館關了，很多餐館工作的人員沒地方上班，擺地攤沒有水電費、沒有那麼高的稅，兩三個人一個小攤就等於就業了，這也是保就業的一種方法。

總之，就是放一部分，給一部分，這都是要做的。

2、企業低價擴股，降低負債率

民營企業的困難大部分都是自己造成的，只要早期過度借貸的，不客氣地說「死不足惜」，還占用了很多社會資源。

我自己也做投資，市場還是有機會的，但現在這個時候，企業家要更踏實一點，因為市場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要盲目，特別是企業家要做好股權融資，降低負債率。

企業應該通過不斷擴股，與投資者進行項目溝通，換取好的社會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和治理結構，這才是長遠的發展之路。

3、鼓勵企業之間投資、重組

現在有很多民營企業賣給國家，特別是民營企業找政府參股，身份一換，好像股價又漲了，企業又活了。

實際上這是不合理的，應該讓企業自己重組，因為每一次危機調整的價值就在於促進資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並沒有那麼多資金、精力和能力去接手和管理這麼多企業，這麼做對市場也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

企業要對自己的生長階段有合理認識，同時政府也要精準施策，鼓勵企業之間投資、重組。

結語

目前疫情蔓延，我不懷疑我們會比其他國家狀況好一些。在全世界經濟都在下行的時候，中國可能會下滑得少一些，屬於衰退中的錯峰發展，在全球的地位是上升的。

總而言之，未來三到五年是個困難期，企業看不到大的機會，科技上也很難看到大的突破，過了這幾年才會迎來新的調整。

我承認我永遠比別人看得悲觀一點，因為我是搞評級的，我看到的是風險，但我從來不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們還是要看到中國的機會要比別的國家更多。

排版| 一辛

審校| 一宜輪值主編| 孫允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