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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望 謝良兵/文 在中美貿易摩擦和全球新冠疫情的雙重影響下，作為中美貿易摩擦的主戰場之一、外貿依存度高達113.9%的蘇州，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美日要求本國在中企業回歸本土，也令“外資紛紛撤離”的聲音不斷從蘇州傳出。
不過，蘇州的官方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蘇州累計實際使用外資3000萬美元以上的大項目有64個，合計超52.7億美元，占總額比重67.4%；新增總投資超5000萬美元項目（含增資）102個，註冊外資81.6億美元，占蘇州全市引資增量的82.8%。
在對上半年利用外資的總結中，蘇州用了“逆勢增長、量質齊升，連創歷史新高”的關鍵字來形容。從數據看，蘇州似乎並未在2020年龐雜的環境中失去競爭力。但中央已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毫無疑問，蘇州再一次站在了歷史選擇的關鍵時刻。
從國際大循環到國內大循環
長期以來，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方向，中央使用了“發展新理念”“發展新階段”“發展新動能”等概念，而今，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國近四十年來的一大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受亞洲“四小龍”利用外資和外國技術加快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央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劃出一部分區域試辦出口特區，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吸引外資，還特別強調要重點把深圳的出口特區辦好。
1987年10月，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王建（現為中國總體經濟學會秘書長），向中央提出了“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可以說，“國際大循環”是對當時流行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出口戰略的形象概括。
此時的蘇州，正處於開放型經濟的起步發展階段，並逐漸成長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一匹“黑馬”。此後，蘇州一路狂奔，到2020年上半年，其工業產值已超過上海，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城市，並成為中國制造業參與“國際大循環”的一個縮影和模板。
除了蘇州，“國際大循環”戰略也讓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使得中國迅速融入了全球產業鏈當中，並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且有力推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是，隨著“國際大循環”戰略的成功，對其進行調整的必要性也日益顯露出來。
其實，早在2006年初發布的“十一五規劃”中，中央就已經明確提出，應“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進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成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很可惜，這一決策並未得到堅決而全面的落實。直到2020年5月，“國內大循環”概念的首次提出。這一概念的出現以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背後有兩大主因——
一是中美貿易摩擦。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歐美等西方國家對全球化戰略進行調整，逆全球化潮出現。而美國的“去中國化”加速，甚至揚言中美全面脫鉤，除了對中國高科技羅列精準封鎖的“卡脖子”實體清單，還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進行圍獵。
二是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疫情促使各國產業鏈重構開始重視安全性考慮，並從考慮效率轉向考慮安全性；同時，疫情引發的經濟大衰退導致了外需的疲軟，大國都是靠內需驅動的，中國也需要由一個潛在的消費大國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消費大國。
本質上而言，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轉變，就是要使中國經濟擁有一個相對完整獨立的產業結構，在保證糧食和能源安全的基礎上把中國建成一個制造業強國。而蘇州、寧波、佛山等制造業強市則需要承擔起先鋒使命。
世界第一工業城市的新難題
蘇州作為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地級市，市域常住人口已過千萬，依然排名全國綜合實力十強、長三角城市群綜合實力第二、江蘇城市綜合實力第一，且近年經濟發展也可圈可點，今年上半年工業產值超過上海，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城市。
但值得警惕的是，與國內東南沿海新型城市尤其是深圳比較，蘇州經濟地位有持續下降的趨勢。
蘇州與深圳GDP由2010年的407億元差距，擴大到2019年7691億元差距，占到了2019年江蘇與廣東GDP差距的95.6%；換句話講，江蘇與廣東GDP差距擴大是蘇州與深圳GDP差距擴大所致，2019年蘇州與深圳GDP差距幾乎等同於江蘇與廣東GDP差距。
蘇州經濟地位下降還表現為其近年在江蘇省經濟地位的持續下降。2010年蘇州占江蘇GDP比重為22.3%，到了2019年則整整下降了3個百分點；與之比較的深圳，2010年占廣東GDP比重為21.5%，到2019年則上升了3.5個百分點。
蘇州曾經在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創造了蘇州輝煌，“昆山之路”、“園區經驗”等引領風騷十餘年，乃至當今江蘇、全國不少城市仍以蘇州為榜樣，但是，近年產業升級遲緩是蘇州經濟地位下降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蘇州的內部經濟一體化較差也是導致蘇州經濟地位下降的因素。蘇州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它更像一個比較松散的城市群，其下轄縣市經濟與主城區的一體化程度不夠，當然，隨著高鐵和高速網路的改擴建，蘇州正由分散狀態向集聚變化。
蘇州以產業鏈“鏈接”全球，吸引了約1.7萬家外資企業，累計實際使用外資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三。美國是蘇州的主要出口目標國，蘇州占中國對美出口的1/8，占江蘇省對美出口的2/3。這讓蘇州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經貿摩擦雙重挑戰下，壓力較大。
蘇州的外貿依存度過高也會導致其產業升級緩慢。比如，蘇州與深圳都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為重點發展產業，但蘇州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以外來投資企業為主，深圳新一代資訊技術產業以本土內生企業為主。蘇州此類企業容易因成本上升而向外轉移。
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出口導向型城市，蘇州的產業依托於全球產業鏈，但在全球產業鏈當中的位置並不高，有些產業缺少龍頭企業、缺少核心技術，產品附加值不高，未能形成本地化的緊密產業協作和配套鏈條。這導致其在全球供應鏈上的主導權與話語權較弱。
與佛山、寧波、青島等其它制造業城市相比，蘇州還缺少本地品牌，缺少整合性強的終端產品，缺少航母作戰群之類的集群企業；由於蘇州本土企業發育滯後，1995年後蘇州居然罕有本土基於新一代資訊技術的較大新興企業誕生。
蘇州如何應對雙循環新格局
事實上，蘇州參與雙循環還是有其自身優勢的：一是蘇州的工業門類齊全，是中國排名靠前的；二是蘇州的制造業，雖然不是最高端，但基本上都是中高端，一旦國內大市場真正激活，蘇州產品有優勢；三是蘇州歷史上一向以精工制作，精工良品著名，利於給國內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四是蘇州制造以前都是外貿為主，好東西都賣給了外國人，可以學當年日本或亞洲四小龍出口轉內銷，服務國內消費者。
當然，除了這些優勢，我們對蘇州應對雙循環新格局有如下建議——
第一，蘇州要著眼於未來產業的補鏈、強鏈。內循環為主的背景下，蘇州需要圍繞國家重大產業布局建鏈、補鏈。如加強數字經濟、生物醫藥及健康產業、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三大領域。作為離生產最近的地方，生產性服務業是蘇州發展最好的一個風口。
第二，蘇州應深度融入長三角，方能做強對內開放。未來的雙循環格局下，疏通“兩橫三縱”，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成渝雙核等四個都市圈一體化發展，中國經濟的內循環系統基本可以建立起來。
粵港澳大灣區有開放優勢，長三角有制造業優勢，京津冀有政策要素集聚優勢，成渝有內陸腹地優勢。長三角要素質量最高，城市形態結構層次性也比較合理，如何處理蘇州與長三角尤其是與上海的產業分工協作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
8月20日，最高領導人在合肥主持召開紮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要深刻認識長三角區域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不斷取得成效。
長三角地區的人均GDP已超2萬美元，作為制造業最核心的地帶，傳統制造業比較發達，有深厚的基礎，很強的競爭力，而且在不斷升級，已經出現了一系列先進制造業和新一代資訊技術等產業集群，這些都是長三角參與雙循環的優勢所在。
而蘇州在這樣的一體化內完全可以在上海建設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全球科創“五個中心”之外，建設制造業中心。尤其是在長三角在打造跨區域世界級產業集群，提升全球價值鏈能級中，蘇州要發揮其制造業優勢，深度融入到長三角的一體化過程中去。
再比如，蘇州目前與青島一樣，也提出了要打造工業互聯網城市的目標，但蘇州互聯網本身並不發達，可是放在整個長三角來說，可以接受杭州和上海的互聯網輻射，從而在與其它城市競爭的時候獲得優勢。
第三，蘇州需要提高內循環的貢獻度。對外繼續推進高層次開放，對內則要提升內循環的貢獻度。要防止蘇州的外資外商向東南亞轉移，可以動員外資外商向中國內陸轉移，比如說中部的安徽，西部的西北、西南，內地的勞力力優勢還在，而產業配套能力也遠高於東南亞。同時，還必須調整外資內資國民待遇的區別性政策，要更著眼於中性競爭，對於引進蘇州以外的內資要有更多政策和優惠，與外資同等待遇。
第四，蘇州需要加大創新和自有品牌的建設，服務內循環。蘇州目前的兩大問題，一是自主創新，尤其是蘇州在與深圳比較的時候，最大的劣勢就是創新力不夠；二是蘇州的自主品牌是比較弱的。蘇州與寧波、佛山等這幾個制造業城市比較，共同點是傳統制造業與外向型企業偏多，但蘇州很大的問題是自主品牌較少。
第五，打通內循環的硬釘子是資源配置中讓市場起到決定性作用。衡量一個城市可以用市場機制指數、政府作用指數、科技創新指數、生態資源指數、社會和諧指數、全球化程度指數、城市化程度指數等七個指數來評價。
目前來看，蘇州的政府作用指數、生態指數等還是可以的，但在市場機制指數和科技創新指數方面仍需提高。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把民間生產力解放出來，是蘇州打通內循環的硬核所在。
（作者單位：中制智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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