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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
正文邏輯：
一、尋租型、投機型社會是內循環體系的大敵
二、內循環的顯性風險：短期防房價泡沫，長期防通貨膨脹
三、通過「技術新基建」和「制度新基建」共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
（全文約5000字，閱讀時間約為8-10分鐘，感謝您的閱讀和分享！）
十幾年前看過一篇學術論文，講的大概意思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選擇對外出口而不是面向國內大市場，答案是除了國內需求不足和退稅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對外出口和跟外商打交道的「成本」要比國內小得多！
其中，讓民營企業最頭疼的是除了官方稅費之外的「吃拿卡要」，以及國內的地方保護主義。另外，歐美外商的契約精神，似乎也比國內的一些企業要好，尤其是那些和地方政府關係密切的地方國企，一旦出了問題，打官司費神費力還基本打不贏。
所以，即使對外貿易有諸多的語言、渠道、匯率和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問題，但是與國內的廣義稅費和尋租障礙相比，還是與外商做生意要簡單、輕松，即使利潤不一定要比國內市場高多少。
很多權力造成尋租，造成無謂的成本消耗。預算軟約束和無數潛規則，導致尋租資本、投機資本橫行，構成了內循環系統的最大障礙。在貨幣金融鏡像上，最大的交易成本短期表現為房價泡沫，提高人力成本，長期則是惡性通脹，造成社會不穩。
在構建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中，這個結論給我們的啟示非常重要：內循環體系能夠順利運轉的關鍵是，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構建高效率的、親民營經濟的市場體系，最大化減少非生產性的體制障礙造成的摩擦損耗。
在這個意義上，面向降低體制成本的法治體系和公平營商環境建設，和面向降低流通與資訊成本的資訊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在構建內循環體系中都非常重要。長期來看，對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可能比技術基礎設施的投資更加重要，具有更高的「投資收益率」。
如果市場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徹底，權力的觸角與市場、資本糾纏不清，那麼就會形成普遍化的尋租，也就是權力的變現和資本化。可以說，這個問題在轉軌國家，尤其是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國家，是在所難免的。在經濟成長和轉型初期，這種尋租模式甚至是有利於推進經濟成長的，因為它為官員推進經濟成長，為地方政府經濟發展錦標賽，提供了真正的「微觀激勵」。
但長期來看，這種尋租模式推進的經濟成長會怎樣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十年前和我導師在《經濟研究》發表的論文《轉軌失衡與經濟的短期和長期》（2009年第12期），通過一個尋租模型進行了詳細的技術性探討。當時，在一個含有租金的索羅模型中，我發現這樣的租金耗散型經濟，是無法穩態循環的。由於無法動態收斂，會慢慢走向崩潰。道理很簡單，租金對生產要素循環的損耗，會讓經濟進入一個緊縮式內循環，最終導致坍塌。
但是，只要經濟還能中高速增長，只要還處於增量經濟而不是存量再分配，就有足夠的增量來補充租金缺口。當然，這損害的是低收入勞力力和環境資源，這些要素因為過低的定價被透支了（比如農民工沒有社保，大量的土壤和空氣被污染等，這些都是未來的欠帳）。要素紅利變成了要素負債，短期的掠奪正在制造代際間的動態無效率。
這個尋租模型對當前構建內循環經濟體系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如果越來越多的資本被異化為尋租資本（包括靠行政壟斷獲取利潤的資本）和投機資本（比如炒房，炒藥材，炒剛需物資），那麼將會為經濟循環制造越來越多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如果說在有外循環加持的情況下，這些成本可以被開放體系消解，那麼在內循環為主的體系下，這些非生產性的交易成本，就成了經濟能不能穩態循環的大敵。
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體系，需要降低社會運行的租金，完善法治，清除權力對民營企業的吃拿卡要，精兵簡政，讓政府「輕資產」、「硬約束」的運行，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舉措。
房價泡沫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的正常運行。在經濟循環過程中，五個環節都將受到嚴重影響。生產環節，土地和人工成本加成後，損耗企業的利潤，降低生產積極性。流通環節，增加了庫存和物流成本。分配環節，大量的收入分配到了非生產環節和租金上（多套房子的收租方，拆遷戶，暴利炒房者和開發商），降低了生產性努力。消費環節，購買住房和按揭貸款擠占了大量可支配收入，壓制了居民有效需求。投資環節，大量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投資，被房地產投資的高毛利率吸引，造成嚴重的擠出效應。
居民家庭債務收入比的分布情況
（註：我國家庭負債結構相對單一，負債來源以銀行貸款為主，房貸是家庭負債的主要構成，占比超七成）
資料來源：《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
因此，過高的房價已經嚴重影響了經濟的循環。最近中央接連發聲強調房住不炒的主基調，可見高層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然而，房價大跌也是不允許的，而且造成的損失會更大——信用危機會直接導致循環體系崩潰。那麼最好的決策，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就是明斯基說的：
穩定不穩定的信用經濟體系。
然而為了金融穩定，就需要時刻保持寬鬆，通過流動性提高信用危機爆破的「燃點」。那麼這個貨幣寬鬆，這個用流動性置換信用危機的模式，沒有一點成本嗎？當然不是，成本就是通貨膨脹。我們看最近的數據，發現有一點非常嚴重，那就是GDP增速歷史新低的情況下，CPI竟然仍然到了2.7%。雖然說CPI數據相對於去年的4%來說已經大幅降低，但要看GDP增速。如果GDP增速在負值，或者不到3%的情況下，CPI仍然達到了2.7%，可以說這是非常嚴重的。因為這有點滯脹的味道了，幾乎擠占了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的空間。
當然，短期內通脹不是最需要擔憂的問題。全球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最擔憂的是通縮。但是對於中國來說，要理解通脹形成的機理。中國近幾年的通脹，主要驅動力還是成本推進型的，結構型的。雖然需求端，超發的貨幣也是拉動的重要力量，但是最根本的還是成本推進型的。可以說也是一種社會成本、交易成本、租金成本。比如豬肉的問題，存在很多行政人為的因素。糧食價格問題，受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藥價飆漲，有壟斷和投機力量在裡面。
這些都是供給側，成本端的問題。但恰恰就是這些問題導致的通脹，才是真正的經濟循環的成本。要讓內循環無摩擦的循環下去，需要大力降低通貨膨脹對經濟的損耗。
其實，在經濟循環結構良好的體系裡，通脹是很多發達經濟體夢寐以求的，因為需求起來了，價格上漲能帶動經濟熱情。但是，中國的通脹實際上已經走出良性循環的區域，成為損耗低收入階層的社會成本。這其實是經濟學很迷惑的問題，就是菲利普斯曲線的失效，即通脹降低不了失業率，通脹帶不來增長，通脹只是一種社會成本而非社會收益。這個問題美國在以前也經歷過，即滯脹問題。它最終導致凱恩斯主義的隕落，出現了從供給側入手的裡根經濟學，右翼大回潮。
長期來看，中國可能要面對長期滯脹的環境，凱恩斯主義的空間也越來越有限，必須要重拾深化改革的勇氣，加強制度基礎設施的投資，通過成本端來降低滯脹壓力，為內循環體系的運行提供一個更加清潔、更加無摩擦的環境。
制度經濟學范式內的交易成本，主要是體制扭曲造成的摩擦和障礙。在現實中，在經濟循環體系內一般是指更加廣義的交易成本，是可以通過技術升級、生產力的提高而降低的。中國這麼大規模的經濟體，通過技術手段降低生產、流通和消費等環節中的各種成本，所形成的乘數效應、網路效應會很大。比如，ETC在高速公路上的應用，降低了時間成本；城際高鐵對都市圈經濟帶和產業鏈的重塑，都可以激發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而從總體上節約成本。因此在雙循環體系中，面向新一代網路資訊產業、數據產業和人工智慧產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對降低經濟循環的成本是至關重要的。
可以說，資訊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對當前中國建設雙循環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撐。這是當前中國面對多重龐雜局勢下，所存留的重要的戰略優勢之一。
在需求側，技術新基建可以激發和創造新的需求。5G基站、特高壓、城際高鐵、城市軌道交通等基建項目，本身就是投資支出需求的一部分。這些新基建的投資會補充由於外需降低帶來的缺口，短期內創造較多的GDP和就業。而新的基礎設施建成並運營後，則會釋放較高的產能和效率，為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進行技術賦能。比如隨著5G網路的普及，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的普遍應用，線上消費和購物的需求會進一步激發。而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設施的完善，則會進一步降低都市圈經濟循環體系的成本，提高社會運行的效率，在區域經濟內激發和創造更多新的需求。只要以內需為基礎的國內大循環能健康的運行起來，整個雙循環體系就會比較穩固。所以雙循環體系首先應該抓住和利用好新一代資訊技術革命形成的「技術紅利」。
在供給側，資訊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也提高了供給效率，保證內循環體系供給的安全性和延續性。首先，交通、資訊和金融支付等基礎設施的完善，降低了物流、資訊流和資金流循環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單位產出水平。其次，遠程操作和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降低產業鏈由於跨區域或區域轉移引發的斷裂風險。比如上遊的技術服務，雖然由於國際政治環境惡化造成技術人員撤離回國，但是仍然可以通過遠程操作提供服務。還有一些遠程即時視訊會議，有時候比傳統的線下會議還有效率，還節約成本。第三，對於中國這麼大的超級規模經濟體，任何一點技術上的供給側改善，都可能大幅提高整體的供給循環效率。最後，非常重要的一點，這個為高新技術產品運行提供的基礎設施，帶有社會公共資本的性質，可以更有利於知識和技術的傳播和溢出，將「幹中學」模式發揮到極致。而創新，尤其是重大的創新，往往是不可知的。在高新技術基礎設施這個平臺上，創新更容易湧現。
但是最重要的，既然認為尋租型社會是經濟內循環的最大障礙，那麼降低循環成本、提高循環效率的關鍵，還是要在疏通制度障礙、清除體制摩擦上下功夫。這就需要堅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堅持和擴大開放。並不是說循環體系改變了，要以內循環為主，就不需要對外開放或降低開放力度了。相反，而是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道理很簡單，前面已經講過，既然尋租資本、權力資本、投機資本，對市場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就會嚴重影響和阻礙循環體系的流暢運行。因此與減低生產和技術層面的成本相比，制度和體制層面的「降本減負」、清淤疏堵可能更加重要，這將成為內循環保持活力的重要條件。
具體怎麼做？有人說尋租社會是市場經濟造成的。恰恰相反，尋租、投機型社會恰是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體制改革不徹底造成的。如果說改革初期，為了清除阻力，在轉軌過程中先「幹中學」，摸著石頭過河，採取的是漸進式、非均衡的改革，那麼到了當前這個階段，中國經濟進化為一個龐雜現代的經濟體階段，就要及時升級迭代系統，防止積累的摩擦過多造成記憶體不足，整個經濟無法循環。只要找到尋租社會的根源，就能對症下藥找到根本舉措，關鍵是看能不能執行。之所以權力資本化、行政尋租，原因當然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沒畫清楚，可以說這是自新中國建國70多年以來，一直困擾中國經濟的最大難題。當然，這在轉軌經濟體，都是一個悖論式難題：一方面，經濟轉型，尤其是制度建設，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這樣政府的權力邊界就不得不擴展；另一方面，經濟市場化、現代化，又要求限制政府的權力，阻斷權力尋租和權力變現的門路。這兩者顯然是存在著嚴重的悖論。
解決問題的門路，當前來看，一是要加大法治中國建設，為市場經濟提供更加明晰的遊戲規則，通過法律體系形成市場和政府的邊界，讓市場更有效；二是要提高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水平，形成綜合制衡的治理格局，讓政府更有效。實際上，內循環能有效運轉，就是市場能有效運轉。尋租型社會是內循環經濟的大敵，有些尋租行為（吃拿卡要）可能比外部貿易制裁更惡劣，這是需要我們清醒認識到的。
（封面圖源：desktop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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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西澤研究院 作者 趙建 教授 本文由「華爾街俱樂部」推薦，敬請關註公眾號: wallstreetclub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意見，並不代表本平臺立場。文中的論述和觀點，敬請讀者注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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