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晉自貿區的不同之處

謝良兵/文最近，國務院印發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及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方案。從2013年在上海設立第一個自貿區開始，中國的自貿區已由此前的18個增至21個。輿論認為，在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下，自貿區的擴容意義重大。

全國21個省市區擁有了自貿區，不少人會擔心是否“泛濫”了，這種擔憂其實過慮了。自貿區與其他的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不同，它的試驗性目的更強，根據去年官方發布的自貿區總結，6年多來，自貿區已經累計向全國復制推廣260項制度創新成果。

可見，制度創新是自貿試驗區改革的生命線，也是其存在的最大價值。此次自貿區擴容是擴大開放的客觀要求，不只是地區上的擴容，更是制度創新深度層面的擴容。早在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說過，自貿區是“改革高地”而非“政策窪地”。

從定位來看，此次獲批的新晉自貿區的確有著不同之處。這批自貿區誕生於新的國際環境和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新冠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讓中國走向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路。

比如湖南自貿區，定位要求打造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加快形成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競爭合作的新優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等國紛紛提出制造業回歸計劃，新冠疫情發生之後，美日更是重金鼓勵本國制造業企業撤出中國。

不管是晶片產業之痛，還是“卡脖子”險象環生，都直指中國科技創新的短板與痛處。此次新晉自貿區中，北京科技創新動能強勁，湖南裝備制造業積淀深厚，安徽新興產業要素活躍，浙江數字經濟勃發，都是從科技創新的源頭上補鏈強鏈。

新晉自貿區最不同之處就是北京自貿區的高定位。輿論認為，在所有自貿區中，最具含金量的是北京自貿區、海南自貿港、上海自貿區、廣東自貿區這四個。而其中，北京自貿區是定位最高、最為獨特的自貿區。

在21個自貿區中，絕大多數都是以傳統的貨物貿易為對象，只有北京自貿區以服務貿易為對象。中國貨物貿易額從1979年的200億美元發展到2018年的4.3萬億美元，增加了200多倍，而2018年服務貿易額只有7919億美元，有2582億的逆差。

中國的服務貿易發展嚴重滯後於貨物貿易，不僅逆差較大，結構還不合理，服務出口以勞力密集型為多，服務進口以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為多。解決服務貿易逆差是當務之急，毫無疑問，現在這一重擔就交給了北京自貿區。

北京自貿區是以服務貿易為對象，以科技創新、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為主要特征的自由貿易試驗區，金融、科技、文化創意、智慧財產權等都囊括在內。同時，北京自貿試驗區將助力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這是北京自貿區的特殊性。

北京自貿區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或許意味著，北京將重返“北方經濟中心”的地位。過去幾年，北京一直在做非首都功能疏解，逐漸淡化其經濟中心的定位。不過，2015年開始，天津規劃中不再提及國家定位的“北方經濟中心”，而是提“一區三基地”。背後的原因就是，天津自知經濟基礎和實力還不夠。

因此，北京自貿區方案中提到，要推進形成統一開放市場。加強京津冀三地技術市場融通合作，對有效期內整體遷移的高新技術企業保留其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探索建立北京、天津、河北自貿試驗區聯合授信機制，健全完善京津冀一體化徵信體系。

除了深化產業鏈協同發展之外，天津自貿區、河北自貿區、北京自貿區在京津冀協同方面的定位也是不一樣的，河北的定位是承接，天津市推進、示范，北京是統籌引領。北京建設自貿區，進行協同試驗，能更好地發揮其統籌作用，只有這樣，推進了多年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才能真正活絡起來。

（作者系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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