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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中心開始往西部轉移！
中國經濟中心在2017年開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安，成都，武漢移動，這是唐朝以來最大的轉向。發達國家由於人口老化，導致經濟減速，給中國東南沿海的經貿機遇減少；中國中西部內需市場在崛起。
經濟從過去的出口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
而人口和消費中心仍在中西部，內需給中西部帶來了機遇。並且西部地區的生育率高於東部，人口結構年輕，勞力力相對豐沛。這些因素驅動中國經濟中心在2017年開始西移。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兒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來年輕勞力力，有利於近期的經濟；但隨著時間推移，年齡結構將由目前的紡錘形變成極為危險的倒三角形。
這些大城市生育環境惡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長期只有0.7，如果繼續吸引外地年輕人，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當部分將在此終老，今後將面臨空前的老齡化危機，威脅社會穩定。
並且，過多的年輕人流入這些大城市，也會使得全國的生育率低下，將會導致今後全國宏觀經濟的衰退。
年齡結構最好的是西安，成都，武漢，兒童比例高，後備勞力力資源相對豐富，今後老年化危機輕。
從各項人口參數綜合判斷，東北的人口結構最差，其次是華東、華北、華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
2018年全國城市貢獻近九成GDP、城市消費總量達到25.38萬億元，城市為集中人、物、資金、信息提供了平台，各類產業在城市集聚，城市化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從「人跟著產業走」到「產業跟著人才走」
首先，看城市化發展路徑的轉變要求。城市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揚棄的過程，一方面不斷做到產業自身發展和升級，同時還要不斷改善和克服城市化帶來的弊端。
過去30多年，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路徑是人跟著產業走，對應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是房地產+園區+港口/高速公路+寬馬路，這是今天所反思的「土地城鎮化」的根源所在。未來城市化競爭力提升面臨轉型，那就是發展路徑轉變為產業資本跟著人才走，人才跟著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走，對應的城市發展模式則是公共/服務業+TOD/街區+機場/高鐵+軌道和街區。就像喬爾·科特金所說：「哪里更宜居，知識分子就選擇在哪里居住，知識分子選擇在哪里居住，人類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類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終人類的財富也會在哪里匯聚。」
再者，看城市化發展形態的升級要求。城市群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是國家經濟要素的精華所在，也是參與全球化競爭合作的最高端平台。
人口並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是與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區位、政策等一樣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年輕勞力力充足、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非人口因素還顯得更為關鍵。
但是人口這個必要條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條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礎設施，優化經濟結構，將「非資源」（如太陽光、氮氣）轉變為「新資源」（如太陽能、氮肥）。
而現在人口（生產、消費、創新）越來越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國是長期低生育率，勞力力在快速減少，人口結構在快速老化，人口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的制約因素。
當1979年中國打開國門的時候，外貿、外資、技術、管理全來自東部海洋，加上海運的廉價，給中國東南沿海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
而中西部卻因為遠程貿易所帶來的「冰山」成本，經濟落後於東部，年輕勞力力不斷湧入東南沿海，經濟中心也一再東移。中西部勞力力的外流，導致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幼無所靠」。
今後幾十年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將是最有經濟活力的地區，將給中國西部帶來發展機遇，推動經濟中心繼續西移。今後到這些地區的高鐵，城際，飛機互聯後，中國西部，尤其是西安將從開放的「二線」變為「一線」。
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就越強，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創新活力不斷減弱。日本、義大利、台灣、韓國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
勞力力是驅動經濟的動力，老年化是經濟發展的阻力，20歲－64歲勞力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經濟活力。日本、義大利、台灣、韓國隨著勞力力/老人的下降，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
大家知道，中國食利階層太多，而且很頑固，食利階層一直想坐享其成收割勞力人民創造的財富，食利階層不想幹活，想不勞而獲滋潤的享受生活。
普通勞苦大眾面前的幾座大山已經壓迫的人氣喘籲籲，買房，結婚，教育，醫療，養老。
經常遊走中國城市的人都會發現，首先沿海中小城市，內陸中小城市年輕人都會被大城市徹底掏乾淨，一個地方若沒了年輕人，也就沒了生機和創新，自然經濟會持續衰敗下去。
機場，高鐵的快速聯通，快速的掏空了中小城市有夢想的年輕才幹男女。只給當地留下公務員，教師，醫生，老弱病殘和留守兒童這些群體。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必有方！年輕人都想向往大都市生活，公平，機會多，人素質高，文明程度好。交通，生活設施，公共服務，教育，醫療都是最好的。
城市發展要打破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勢乃至以鄰為壑體制困境亟待突破，要打破交通論交通，產業論產業，就城鎮空間論城鎮空間的傳統發展模式，這些都是阻礙一座城市快速發展的嚴重壁壘。
要相信和支持企業家和資本，讓企業家積極「有為」，創新探索，讓市場經濟去奠定繁榮崛起的基石，催生良好的公共管理，更促進城市繁榮。做好「有效」政府，而不是「有為」政府。
金融：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中國金融自由度全球排名靠後，貨幣超發嚴重，股票市值約為美國的1/4，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高達63%
中國以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為主，風險偏好低，傾向於向國企、傳統低風險行業放貸；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風險投資發達，有利於推動實體經濟和高科技的創新。2017年中國間接融資占比75%，直接融資占比25%；美國直接融資占比達到80%，間接融資約占20%。
中國金融業深化程度不夠，自由度偏低，對外開放程度不夠。根據美國傳統基金協會2017年公布的金融自由度指數，中國金融自由度為20，全球排名120位，美國金融自由度為70，全球排名20位。
中國M2/GDP比重為美國的2.8倍，貨幣大量超發。2017年底中國貨幣供應量（M2）為24.8萬億美元，占GDP比重202.8%；美國貨幣供應量為14萬億美元，占GDP比重71.4%。
企業競爭力：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比美國少6家，但國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資源壟斷性行業及金融部門，美國在生命健康科技領域上榜企業較多
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不斷接近美國，但國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資源壟斷性行業及金融部門，美國在生命健康領域上榜企業較多。2018《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名顯示，大陸上榜公司數量連續11年增長，達到120家，其中，國企有83家，民企僅37家；美國有126家上榜。中國有三家企業進入榜單前十名：國家電網（第2名）、中國石化（第3名）、中國石油（第4名）；美國沃爾瑪零售商繼續位列世界500強榜首。
從行業分布看，中國上榜的企業主要集中在金融業、能源、煉油、采礦、房地產和工程與建築行業，生命健康、食品生產等行業上榜企業較少；美國上榜企業分布在金融、能源、電子、通信、裝備製造等行業。互聯網行業中，中國上榜的有3家（京東、阿里巴巴、騰訊），美國上榜的有3家（Amazon、Alphabet、Facebook）；電子通訊行業中，中國有15家（鴻海、中國移動、華為、中國電信、聯通等），美國有23家（Apple、AT&T、Microsoft、Comcast、IBM等）；汽車製造領域中，中國上榜的有7家（上汽、東風、一汽等），美國上榜的有2家（通用、福特）；航空、國防領域中，中國上榜數量與美國持平（均為6家）；食品生產、生命健康行業，中國均無上榜企業，美國分別有10家食品生產類企業和12家生命、健康類企業上榜。
從盈利看，美國蘋果公司排在第一位，利潤483億美元，中國進入利潤榜前十的是四大國有銀行。中國10家上榜銀行平均利潤高達179億美元，利潤總額占111家中國（包括香港，除台灣地區）上榜公司總利潤的50.7%。美國上榜的8家銀行平均利潤為96億美元，而利潤總額僅占126家美國上榜公司的11.7%。
如果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人口發展，將人財兩空，導致區域的長期衰敗；注重人口發展，將人財兩旺。沒有「人口製造業」的振興，就不可能有「物質製造業」的振興。
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那麼對政府來說，還有什麼比發展人口更重要的？
（本文源自西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