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職場尷尬叫做已婚未育丨大家

最近，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2019.2），《通知》要求用人企業在招聘環節中，不得限定性別或性別優先，不得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等。更具體地說，就是企業不準再詢問婦女的婚育情況，不得將妊娠檢查或限制生育的條款作為入職條件。

這些規定的出發點是為了促進婦女就業，促進中國的生育率，目的當然是好的，但是，客觀地說，這些措施能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恐怕還要打個問號。且聽我慢慢道來。

讓企業盲招女員工？怎麼可能

首先，無論求職者簡歷中有沒有婚孕情況，在面試的時候，這一點是很容易被巧妙問到的。即便在《通知》精神下，面試者不好直接髮問，但和求職者拉拉家常，總是很難拒絕的，「我小孩今年三歲，昨天去兒科看病，人山人海，你有沒有好的兒科醫院推薦啊」「我們公司待拯救單身DOG挺多……「」我們公司文化建設不錯，會組織一些相親會」……面對這種情況，難道求職者能一本正經回答「抱歉，我不回答一切隱含婚育情況的問題」嗎？而如果求職者撒謊，將來被戳破了又如何相處？

而且，即便面試者問了，求職者心里不爽，也存在舉報難舉證也難的問題。一般來說，職工與企業鬧矛盾了，談話的時候，多個心眼，錄音保存證據，是有用的。可這是在求職呢，八字還沒一撇，犯得著偷偷摸摸錄音嗎？萬一被發現了，豈不尷尬，職位當然泡湯。

即便錄了音，直接舉報，讓相關企業受到懲罰，但這對求職者有什麼好處呢？因為舉報不當行為，企業不得不錄取，求職者也會心虛，未必幹得放心長久。如果企業以其他理由仍然拒絕錄取，求職者也無法舉出自己必然被錄取的理由，既然不存在一定能錄取，自然就談不上損失，更談不上補償，即便有補償也不會多。而且，這一切流程，還要搭上自己的時間與精力。如果不走舉報流程，而且威脅向媒體公布，在現有法規之下，說不定有故意碰瓷、涉嫌敲詐的後果。所以，無論怎麼應對，求職者都收益有限，沒收益自然沒動力。

因此，《通知》下發了，規則也明了了，但在現實中幾乎沒有任何嚴格執行的可能，一切照舊。在執行層面，這些規定，對大型國有企業來說，可能相關部門的執行更難一些。而對一些民營企業來說，遭遇的執行力度會更大一些。所以，這些規定，往往會在執行中，變為針對民營企業的一個障礙。

英國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三分之一的私營雇主認為

在招聘時詢問婦女未來生育計劃是合理的

來源：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隱孕入職的風險與企業成本

說完現實中可能出現的尷尬，再來談談這條法規背後的深層機制。

首先，從經濟學的理論角度看，這不是對女員工的歧視。這里先重復一遍歧視的真正定義。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視問題聞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教授，給「歧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只有當歧視者願意放棄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潤、薪水，或者享受，以便滿足他個人的偏好時，才是歧視。

具體來說，當A為了自己的利益增進，同時導致了B的利益減小，B的利益減小可以具體為利益受損或者感情受損。這種情況下A的行為只是市場經濟下理性人的擇優選擇。而只有A為了使B的利益減小，不惜導致自己的利益也受損帕累托減小，即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這種行為才叫歧視。更簡單的說，只有當一個人情願傷害自己的利益，也要表達瞧不起，或損害另一個人，才叫歧視，否則，只能叫出於自利的擇優。

地鐵上，上來一個衣衫襤褸、身上散發出臭氣的人坐在你旁邊的座位上，你會本能地站起來遠離他，這種行為不叫歧視。因為雖然這種行為會讓這位新來者感到不快，但你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這麼做的。換個場景，如果旁邊的人亮出暫住證之後，有乘客遠離他，這才叫歧視。因為為了讓這個外地人感到不快，乘客寧願自己利益受損，承受站著的勞累。

回到招聘場景。兩位應聘者，一位清華大學畢業生，一位只有高中畢業文憑，企業選擇了大學生，這是擇優，而不是學歷歧視；選舞蹈演員時，選擇了身體靈活的，放棄了行走不便的，這同樣叫擇優，而不叫歧視殘疾人；選擇演員、主持人甚至前台等有出鏡需求的工作人員時，選擇了相貌談吐更佳的，放棄了相貌平凡或表達能力差的，這也不叫歧視。如果一味強調完全的「同等」對待，那麼就會傷害到市場經濟的基礎——擇優和競爭。

企業不想招有短期內生育計劃的女性，是因為女員工生育行為的確會給企業帶來負擔。當然，企業並不是完全不願意承擔這個義務，如果一個女性員工，在企業幹了好幾年，奉獻了好幾年，即使在工作期內休產假，企業的抱怨並不大。真正的問題在於，確實有一些女性在招聘流程中隱瞞婚育情況，一進單位就迅速宣布懷孕，更有甚者在休完產假之後就辭職，企業沒有任何辦法。為了避免不合理的付出，企業對女員工懷孕行為的憂慮，更多是一種自主行為下的趨利避害，而不能用「歧視」來概括一切。

英國2018年調查：懷孕的女員工被認為提升了雇傭成本/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其次，從公平性看，給企業施加的接納生育期女員工的義務，也未必公平。

一個女性員工休產假，用人單位已經繳納生育保險費的，產假期間的薪水會由國家在生育保險基金中支付，企業不用花錢出薪水的。但是，各種工作交接，人員適應問題等成本仍然存在。而且，女性員工生育後需要哺乳、撫養，在孩子三歲之前，育兒任務都是很繁重的（特別是對於中國女性來說，很多女性還要面對喪偶式育兒的情況，更不用說日益瘋狂的早教壓力，都是撫育成本），這不可避免的會影響女員工在工作上的投入和效率。這些成本，歸根到底，最終都需要用人單位承擔。

於是，對於企業老板或管理者來說，一方面要為女員工生育付出額外成本，一方面生育期的女員工無法承擔正常的工作量，那麼後續要面對的管理難題還包括：如果懷孕女員工的工作量由其他員工分擔，那麼，是否會引發新的不公平的抱怨……而對於需要分擔工作任務的同事而言，他們的抱怨是否會轉化為對臨近生育的女同事的抵制……都是問題。

想讓中國女性放心地生孩子

紙上的公平遠遠不夠

有人提出，為了做到公平，讓男性也來休產假。男女都一樣了，誰也別歧視誰。但這種想法也很天真。首先，男性也休假三個月，不但男員工自己未必願意，作為妻子的女性也未必願意——一個人能做的事，何必付出減損家庭收入的代價。而且，三個月產假之後，女性的哺乳等問題，難道也讓男女一樣，女性回家哺乳了，他的丈夫這個時候也必須不準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激進的女權觀點往往脫離現實。

女性在人類繁衍生息中的奉獻是無法替代的，這無關是否公平，而是生理差別使然。國家也好，企業也好，具體到每個人也好，對人類繁衍生息，對社會可持續發展，有一份社會責任，這個責任應該是普遍的，無可躲避的，而不是隨機的、可以躲避的。如果是後者，一定會誘發趨利避害的投機行為。

（這里特別說明一下，這個責任，並不是指「每個人都必須要生孩子」，生或不生當然是個人的選擇，但是從國家到企業到每一個社會人，對於選擇了生育的公民提供保障與支持，是一種普遍的責任。就如同扶助弱小、濟貧救困一樣，是社會的基本功能。）

那麼，如何才能使這種責任變為普遍的、統一的和無可避免的呢？通行的辦法，當然是稅收的分配——所有人交稅，然後，由政府補貼給企業。當政府補貼不僅僅覆蓋女性生育期間的薪水，而是能夠很好的彌補企業成本，補齊企業在女性員工懷孕情況下承擔的額外付出的時候，企業自然不會在招收女員工方面有諸多顧慮了。一個類似的情況是，對招收殘疾人的企業，國家就有一些稅收減免政策。當然，這不是把女性的處境與殘疾人處境等同，而是說，需要通過相應的國家政策維護公平，而不是出台要求，把維護公平的責任全部推給企業道德。

當然，到這里，很多人會說，作為納稅人，我們已經要交很多稅了，稅負已經很難承受了，怎麼能再增收一筆「共同養孩子稅」？所以，必須要澄清一下，我這里想說的絕不是增稅，而是在已有的財政收入中，通過重新分蛋糕的方式，把一些可以減下來的開支，用在「養孩子」上。從各種鼓勵生育的政策出台的頻率，不難看出一個至少在決策層面取得共識的問題：為優化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也為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促進生育是必經之路——那麼，要求更多的錢用在減輕生育給個人和企業帶來的經濟壓力，讓生育成為正常的、理性的決策，並不過分。

2018年12月，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2019年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同時，要樹立過緊日子的思想，嚴格壓縮一般性支出，加大對重點領域支持力度。這些重點領域，就包括大力支持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等發展，也包括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那麼，圍繞女性員工的生育問題，給企業補貼，也是符合這個政策前提的。

必須要說的是，用國家的錢補貼企業因為女性員工的生育而產生的成本，僅僅是個開始，如果促進生育想成為一項長期的政策，需要的錢遠不止這一點。換句話說：想鼓勵人們生育，讓人們想生、願意生、不怕生，需要改變的政策或環境，遠不止是紙面上的公平呼籲能解決的。

首先，安身與立命的問題，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在大城市生活的家庭，如果想養一個孩子，首先要先解決房子問題。房子是資產，國家沒辦法分配，金額龐大，補貼也不太現實。但起碼生育二胎的家庭，如果有改善性需求，總不能限購吧。兩室一廳，一對夫妻，兩個孩子，可能還要加上兩位老人，肯定不夠，但要改善一下，動輒就是很高的首付，讓人望而卻步。其實，人也是果實，是需要從土地上長出來的，按馬克思的人口再生產理論來看，土地與空間，也是人口的再生產的要素，所以，限制土地供給，限制改善的二套房需求，也就自然限制了人口的再生產。

其次，除了作為資產的房子之外，生孩子的家庭需要面對的，還有無法估量的、實打實的消費壓力。從尿布錢、奶粉錢，生活用品費，到幼教費、課外輔導費，再加上醫藥、疫苗等費用……在現代社會，養不起孩子的說法並不算誇張。有人以二三線城市為例，計算過一筆養孩子的成本：0-3歲：7萬多；幼兒園三年：5萬多；小學六年：7萬多；初高中、大學：20萬——加起來差不多是40萬，如果把地點換成北上廣，可能還要更多。這個數字，比起那些動輒70、80萬的數據，顯得更加真實。在這個數據的基礎上，再養得差一點，算30萬元，如果國家能負擔其中三分之一，也就是補貼到10萬元，分幾年付給到二胎家庭，對於真正意義上的促進生育，想必是有價值的。

真能做到這個程度，如何避免女性就業的歧視，恐怕就不再是個問題了。

當然，如果要拿出這個專項的錢，恐怕壓縮一般性支是不夠的，一般性指出僅僅指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經費支出。那麼，在不增稅的前提前，錢從哪里來？比如那些基建，是否可以換為養孩子的消費呢？——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選擇，是要鋼筋混凝土還是要活生生的人？畢竟，沒有人，橋與路的效率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