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一個國家，是不能靠貨幣貶值走上繁榮之路的

貨幣戰爭的核心是用各種手段使本國貨幣貶值，從而在出口上占有價格優勢，以損害貿易夥伴為代價，獲取本國經濟的暫時增長，但其長期效果卻是經濟衰退；歷史教訓是，一個國家不能靠貶值走上繁榮之路。這一點已在第一次貨幣戰爭（1921～1936）和第二次貨幣戰爭（1967～1987）中得到充分證明。但這一歷史教訓看來很難吸取。

美聯儲奉行量化寬鬆政策，濫印貨幣，從2010年起把世界推入第三次貨幣戰爭中。貨幣三雄（美元、歐元和人民幣）是這次貨幣戰爭的主要參與方，雖有二十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中調停，但前景尚不明朗，還可能再持續五年或更久。詹姆斯·里卡茲在《貨幣戰爭》一書中講述了三次現代貨幣戰爭的歷史。

《貨幣戰爭》，詹姆斯·里卡茲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7月出版

第二次貨幣戰爭可以說是從1967年開始的，前因是1964年林登·B·喬韓森在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和他的「大炮加黃油」政策。大炮是指越南戰爭，而黃油是指名為Great Society的社會復興計劃，包括向貧困開戰。

1965年前期，在越南的軍備升級和龐大的社會投入，標誌著對美國戰後成功的經濟政策的真正背離。不過，其代價在幾年後才會明顯。美國曾為國內的經濟實力和國外的政治親善打下了厚實的基礎，然而這一基礎現在正慢慢耗盡。

最初，美國似乎有能力同時提供大炮和黃油。1963年約翰·F·肯尼迪總統遇刺後不久，喬韓森總統簽署的肯尼迪減稅計劃刺激了經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在減稅後的第一年增長超過5%，在肯尼迪喬韓森時期，每年的平均增長超過了4.8%。但也是從一開始，在雙重預算和貿易赤字的情況下，喬韓森的政策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加速。

逐年增量的通貨膨脹，從1965年可承受的1.9%增加到1966年更具威脅性的3.5%，幾乎翻了一番。通貨膨脹在其後二十年間失控。直到1986年，通貨膨脹才回到稍高於1%的水平。在不可思議的1977年到1981年的五年間，累計通貨膨脹率超過50%，美元的價值減少了一半。

在這一時期，如同德國魏瑪的同儕在1921年那樣，美國人犯了相同的錯誤。他們最初感覺到物價上漲；但實質上，是貨幣在崩潰。物價上漲是症狀，而不是病因，病因是貨幣正在崩潰。第二次貨幣戰爭的曲線，其實就是美元通脹和美元下跌的曲線。

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占用當時美國最熱門的電視節目——《伯南紮的牛仔》——的播放時間，現場直播其宣布所謂新經濟政策的演講，包括即時的薪水和價格控制，10%的進口附加稅和關閉黃金窗口。從那時起，外國央行不能再用美元兌換黃金；而其他黃金持有人的兌換特權，多年前就已經被取消了。尼克松用美國的國家形象包裝其政策，甚至說：「我有決心使美元一定不會再成為國際投機者手中的人質。」當然，是美國的赤字和貨幣寬鬆，而不是投機者們，使美元落到這個地步的。但是，與羅斯福一樣，尼克松不會在事實面前卻步。現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後痕跡——金本位和1922年熱那亞會議的金匯兌本位徹底消失了。

尼克松的新經濟政策立時深受歡迎。媒體對其大加褒讚。演講後的第一個交易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上漲創造了新的歷史紀錄。該公告自此以後被稱為「尼克松衝擊」。尼克松的新經濟政策由美國秘密構思、單方面宣布，之前未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布雷頓森林體系其他主要參與國協商。政策本身對美國的貿易夥伴不應該是一種衝擊——新經濟政策宣布的美元對黃金的貶值其實早就發生了，對美元的壓力在演講的前幾周已經加速。遲至1971年7月下旬，瑞士還用美元贖回了40多噸黃金。法國用美元贖回的黃金使其成為黃金大國，僅次於美國和德國，至今依然如此。

對於歐洲人和日本人而言，新經濟政策最令人震驚的不是美元貶值，而是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商品的10%附加稅。脫離金本位本身並沒有立即改變貨幣的相對比值——英鎊、法郎和日元都有各自對美元的基準價，而德國馬克和加拿大元在尼克松講話之時是浮動的。尼克松真正想要的，是美元立即對所有主要貨幣貶值，最好是繼續浮動下跌，使美元在外匯市場繼續貶值。然而，那將需要時間通過談判來做到，尼克松不想等待。10%的附加稅如同美元10%的貶值，有著相同的直接經濟影響。附加稅猶如抵在美國貿易夥伴額頭上的槍。尼克松承諾，一旦做到他所希望的貨幣貶值，將取消附加稅，而談判貨幣貶值的任務就委托給了鋒芒畢露的財政部長、來自得克薩斯州的約翰·康納利。

對於1971年尼克松的精心布局，國際社會的反應很快到來。8月底，日本宣布日元對美元匯率自由浮動。讓人吃驚的是，日元立即對美元上漲了7%，加上10%的附加稅，相當於日本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格增加了17%。這對美國汽車業和鋼鐵業是利好消息。瑞士則實行「負利率」，對瑞士法郎的銀行存款收費，以阻止資本流入並幫助支持美元。

9月下旬，關貿總協定（GATT）理事會開會討論，美國的進口附加稅是否違反了自由貿易規則。附加稅完全沒有道理，美國代表、副國務卿納撒尼爾·塞繆爾斯對此沒有費力辯護，他只是說，當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改善後，附加稅將被取消。按照關貿總協定的規則，貿易國的報復措施很可能會被判定是合理的。然而，美國的貿易夥伴沒有興趣打一場貿易戰。1930年代的記憶歷歷在目，而且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蘇聯間的制衡，及其作為日本和西歐軍事保護傘的作用太過重要，不值得後者去冒重大貿易對抗的風險。日本與西歐不得不接受美元貶值；問題只在於接受的程度和條款。

在所謂的十國集團（G10）主持下，9月末在倫敦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這十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重要的是其中包括了瑞士，盡管它那時並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會議上，康納利上演了符合其得州風格的一幕。他對代表們說，美國要求，在其貿易平衡中立即有130億美元的增益，即從50億美元的赤字轉為80億美元的盈餘，對此沒有商量的餘地。然後，他拒絕參與具體的討論；他告訴與會代表，制訂計劃是他們的任務，他的任務是核查這個計劃，並讓代表們知道他們是否做對了。十國集團的其他九個成員國在內部抱怨康納利的傲慢，並考慮能安排什麼樣的計劃，以使美國做到貿易順差。

兩周後，10月初，主要國家再次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華盛頓年會上相遇。自倫敦會議以來少有進展，但尼克松10%附加稅的影響開始顯現。據加拿大貿易部長讓·呂克佩潘可能，附加稅將在第一年令加拿大國內失去九萬個就業機會。在外匯市場上，美元出現了一定貶值，更多國家開始使其貨幣對美元浮動兌換，各種貨幣對美元立即增值3%~9%。但是尼克松和康納利要求美元總貶值12%~15%，並且需要某種保證，以使這一水平保持而不被市場扭轉。

毫不意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司研究的雇員開始考察各種技術解決方案。方案包括，要求正式貶值之前，貨幣可以在更寬的交易「帶」內浮動，擴大特別提款權的應用範圍以及建立世界中央銀行。康納利對這些爭論不感興趣。他只想要對當前的問題有一個立即的回應，並使用附加稅這一直截了當的武器，需要用多久就可以用多久。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議上，他略微軟化了立場，表示如果美國的貿易平衡已經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話，即使最終目標尚未達到，也可以先取消附加稅。

還有另一個問題，歐洲人對此十分關注，美國似乎也願意靈活處理。雖然美國已經宣布不再用黃金贖回美元，但它並沒有正式改變美元黃金比價；即使在不可兌換的狀態下，美國仍然認為1美元的價值等於1/35盎司黃金。因此，提高黃金價格與美元貶值一樣，都意味著其他貨幣升值。這對歐洲人有著象徵意義上的重要性，因為這將被視為美國在貨幣戰爭中的失敗，盡管美國對此並不在意。德國和法國也會受益，因為他們有大量的黃金儲備，而黃金的美元價格上揚意味著其黃金儲備的美元價值增加了。

尼克松和康納利似乎真的無所謂；因為黃金窗口已經關閉，黃金價格看起來無關緊要，用任何方法貶值都只是為了達到目標的一種手段。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議結束時，看起來以下情況的某種組合，可能形成與尼克松目標相一致的匯率調整的持久基礎。這些情況是：大多數貨幣在外匯市場上對美元持續升值，減少美國貿易赤字的要求在時間上更具有彈性，以及美國提高黃金的美元價格的明確意願。

12月初，在羅馬富麗堂皇的柯西尼宮舉行的又一次十國集團會議上，美國攤牌了。這一次，康納利打算做筆交易。他提出，外國貨幣增值11%，同時美元對黃金貶值10%。兩者結合意味著外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的美元價格，將有效地提高過20%。作為交換，美國將取消10%的附加稅。

歐洲人和日本人都驚呆了： 12%～15%也許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下子提高20%實在無法承受。此外，十國集團的成員國們開始相互算計。當所有國家一致行動時，對美元增值20%是一回事，但如果，英國只增值15%，而德國增值了20%，那麼相對於英國和美國，德國都將處於不利。法國則想要限制美元對黃金貶值的規模，以更多推動德國增值，同時自己避免完全增值20%。如此種種。

現在，談判幾乎馬不停蹄地進行。羅馬會議幾天後，尼克松總統在亞速爾群島與法國總統喬治·讓·蓬皮杜單獨會面，蓬皮杜堅持黃金的美元價格上漲，以作為一攬子交易的一部分。尼克松在睡眠不足的情況下進行了談判，因為他在當地熬了大半夜觀看華盛頓紅人隊的橄欖球比賽。最後,尼克松同意了法國的要求，蓬皮杜像英雄般凱旋，因為他在美元與黃金的微妙問題上輕鬆地打敗了美國人。不過，尼克松也沒有空著手離開，因為蓬皮杜同意，推動大幅降低歐洲共同市場對美國進口商品所課的高額關稅。

在柯西尼宮和亞速爾群島達成的初步協議，兩周後在一次十國集團會議上得到了批准，該會議在毗鄰華盛頓國家廣場的史密森學會的紅色城堡舉行，故名為《史密森協定》。美元對黃金貶值約9%，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3%～8%，總的調整量因貨幣不同而介於11%和17%之間。重要的例外是英國和法國，它們不升值，但因黃金比價仍相對於美元增值約9%。日本的調整最大，達17%，甚至比德國還多。但這兩個國家從康納利那里得到的同情最少，因為他們的經濟增長每年超過5%。協定簽署者同意，在不超過上下2.25%的交易帶中保持以上新的匯率比，即4.5%的總範圍。美國同意取消歧視性的10%的進口附加稅；因為它已達到了目的。協定中沒有回歸金匯兌本位的條款，雖然在技術上美元並未脫離黃金。正如一位作者所說：「除了拒絕以每盎司35美元的價格出售黃金外，財政部還簡單明確地拒絕……以每盎司38美元出售。」

《史密森協定》像四個月前的「尼克松衝擊」一樣，在美國大受歡迎。它使得股票顯著上漲，因為投資者們預期，受益於出口增加、進口減少或兩者兼具，美國的鋼鐵、汽車、飛機、電影等產業將有較高的美元利潤。總統助理彼得·G·彼得森可能，美元貶值將在未來兩年中至少創造五十萬個新的就業機會。

不幸的是，這些樂觀的預期很快就被粉碎了。不到兩年後，美國發現自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糟糕的經濟衰退中： GDP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石油危機、股市崩潰，通貨膨脹失控。這一教訓表明，一個國家是不能靠貨幣貶值走上繁榮之路的。正如大蕭條時期的先輩們，在1971年後期，尼克松、康納利、彼得森和股市也無法例外。看起來，這真是一個很容易被人遺忘的教訓。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元的王者歸來

作為對逐漸消亡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反應，主要西歐國家經歷了貨幣收斂的三十年顛簸，終於歐盟成立，並且在1999年推出了歐元。當歐洲跌跌撞撞地向貨幣穩定邁進時，世界貨幣體系之前的兩大支柱，美元和黃金，還遠不是穩定的。盡管因美元貶值而對增長和高度就業抱有很高的期望，美國在1973年～1981年間卻經歷了三次經濟衰退。1977年到1981年，美元的購買力減少了50%。石油價格在1973年~1975年經濟衰退期間漲了四倍，1979年又翻了一番。黃金的年平均價格從1971年的每盎司40.80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每盎司612.56美元，包括1980年1月短期峰值達到每盎司850美元。

在許多人眼里，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一個新名詞，「滯脹」，被用來形容美國前所未有的高通脹和增長停滯之和。1973年到1981年的經濟噩夢，恰恰是美元貶值企圖達到的出口導向的反面。對此，貨幣貶值的支持者錯到無以復加！

隨著對美元的信任接近崩潰，迫切需要新的主管和新的政策。1979年8月保羅·沃克爾被吉米·卡特總統任命為美聯儲主席，1980年11月羅納德·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則代表美國獲得了這兩者。

沃克爾於1969年～1974年間任財政部副部長，並在1971年～1973年間密切參與了美元浮動且與黃金脫鉤的決定。現在他品嘗到這些決定的苦果，但經驗使他有充分的能力可以運用利率杠桿、開放市場操作和貨幣互換額度來逆轉美元危機，正如他和阿瑟·伯恩斯在1972年英鎊危機期間做過的那樣。

對於通貨膨脹，沃克爾用的是強力裹緊的止血帶。1981年6月他將聯邦基金的利率提高到20%的高點，這種休克療法確實起了作用。部分出於沃克爾的行動，年通脹率從1980年的12.5%下跌至1986年的1.1%。黃金緊隨其後，從1980年每盎司612.56美元的平均價格下跌為1985年的每盎司317.26美元。通貨膨脹已被擊敗，黃金也被制服。美元王者歸來。

雖然沃克爾的舉動堪稱英雄行為，但他並不是通脹下降和美元走強的唯一的原因。當時的信貸環境是羅納德·里根的低稅收和放鬆管制的政策。1981年1月這位新總統就職時，美國人對於經濟的信心已經被尼克松卡特時代的衰退、通貨膨脹和石油衝擊掃蕩一空。盡管美聯儲獨立於白宮，但沃克爾和里根構建的強勢美元以及低稅率政策被證明是美國經濟的強心劑，共同開創了美國歷史上最強勁的增長時期之一。沃克爾的硬通貨政策與里根的減稅政策相結合，幫助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1983年～1985年三年間，做到累計實際增長16.6%。

美國經濟此後再未有過這樣高的三年累計增長率。強勢的美元完全沒有傷害增長，當與其他支持增長的政策結合時，反而鼓勵了這種增長。然而，在結束於1982年的三次衰退之後的幾年里，失業率仍然很高。對德國和日本的貿易赤字隨著美元走強而增加，因為強勢的美元使美國人轉而購買德國的汽車、日本的電子產品和其他進口商品。

1985年初，尋求出口保護的美國產業和尋求工作的美國民眾的結合，導致了工會和各工業州的政客要求美元貶值以促進出口並抑制進口。這一政策在1973年慘遭失敗的事實，並沒有阻止那些要求美元疲軟的腳步。快速補救的誘惑力，對處於下降衰退的產業和具有結構缺陷的失業人群而言，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在另一位來自得克薩斯州的財政部長傑姆斯·A·貝克——約翰·康納利當之無愧的繼承者——的指導下，美國再次向世界提出美元貶值的需求。

這次貶值的方法有所不同。因為不再有任何固定匯率或黃金兌換比率可以被打破。各種貨幣本來就是自由兌換，而匯率由外匯交易市場決定，外匯交易市場則主要由大型國際銀行及其企業客戶構成。1980年代初期，美元強勢的部分原因是，由於美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外國投資者需要美元以便在美國投資。強勢美元在美國是一種信任投票，而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國內政治決定了美元的另一種命運，這是貨幣戰爭一個重復出現的主題。因為市場推動美元走高，所以需要政府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以使美元貶值。這種類型的大規模干預，需要與之相關的主要國家政府的同意和協調。

西歐和日本對美元貶值沒有興趣；然而，對「尼克松衝擊」仍然記憶猶新，沒有人能肯定貝克不會像康納利在1971年那樣，訴諸進口附加稅。另外，就像在1970年代一樣，西歐和日本仍然仰賴美國對抗社會主義陣營，以為他們的國防和國家安全提供保證。總的說來，與美國談判總是比再次面對美元貶值而措手不及要更好些。

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是對推動美元貶值的多邊努力的總結。西德、日本、法國和英國的財政部部長在紐約市廣場大酒店會見了美國財政部部長，制訂一個美元貶值計劃，主要相對於日元和馬克。各國的中央銀行承諾投入100億美元用於該計劃，在幾年里確實執行得不錯。1985年到1988年，美元對法郎下跌40%以上，對日元下跌50%以上，對馬克下跌20%以上。

就實施貶值而言，「廣場協議」是成功的，但經濟結果卻令人失望。1986年，美國失業率仍然高居7%，而經濟增長在1987年大幅放緩，只有3.2%。又一次，快速補救被證明是空想；又一次，需要付出通脹的高昂代價，通貨膨脹的出現滯後於「廣場協議」，在1990年高達6.1%。貶值和貨幣戰爭，從來沒有產生過人們預期的增長或就業機會，但它們卻能實打實地製造通貨膨脹。

各方認為，「廣場協議」過於成功，從而需要最後的調整以對美元從1985年高點開始的迅速下跌踩剎車。由「廣場協議」各方加上加拿大和義大利組成的七國集團，於1987年初在巴黎羅浮宮會面並簽署了「羅浮宮協議」，意圖將美元穩定在新的較低水平上。「羅浮宮協議」標誌著第二次貨幣戰爭的結束，七國集團的財長們一致認為，他們受夠了二十年的動蕩不安。

到1987年，黃金從國際金融中消失，美元貶值，日元和馬克升值，英鎊不穩，歐元即將出現，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尚未占據自己的位置。在國際貨幣事務中暫時出現了相對的和平，但這種和平，實質上只是鑒於美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和美聯儲穩定的貨幣政策，使人們相信美元可以作為價值儲備。和平的這些條件，主要盛行於1990年代直到21世紀初，期間經歷了兩次輕度的衰退。真正發生的貨幣危機，不是美元危機，而是1992年的英鎊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和1997年～1998年的亞洲俄羅斯金融危機。這些危機都沒有威脅到美元。

事實上，當這些危機出現時，美元通常是一個避風港。看起來，要麼是增長停止，要麼是競爭經濟體的力量崛起或是兩者疊加，才會威脅到美元的霸權。當這些因素最終於2010年聚集時，其後果無異於國際貨幣系統的一場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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