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學軍: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將對中國融資結構帶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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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軍:資管新規和理財新規將對中國融資結構帶來深遠影響 財經 第1張

9月23日,中國銀保監會副部長級幹部於學軍在「2020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雲端峰會」上發表了題為《不變與變:中國直接融資占比過低的結構問題》的主旨演講,探討了中國的融資結構問題。

在談到中國融資結構存在的問題時,於學軍表示,需要厘清有關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概念。他提出,區別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標準,不僅要看金融產品的類型,而且要看有無金融機構等作為中介,凡是無金融機構介入、由投資者自擔風險的,才能算作直接融資,例如投資者通過金融機構直接購買的股票、基金、債券、信托等產品等;凡是由金融機構介入並承擔相應風險的(包括理財、信托產品),都應當屬於間接融資。

據此,於學軍分析了監管新規對銀行業務、融資結構產生的影響。他表示,2018年上半年出臺的「資管新規」和2019年推出的「理財新規」,對於中國的財富管理行業和未來銀行業的經營、風險控制等都會產生深遠影響。所謂「不變與變」,不變的,可能是以貨幣信貸驅動發展的模式在一段時間內還會保持;而變化的,則是理財投資、財富管理等銀行業務,將隨著兩項「新規」的實施,可能發生明顯改變,這也會影響中國未來的融資結構。他表示,期待兩項「新規」能夠順利推進、如期轉型成功。屆時,相信兩項「新規」將會給中國的直接融資發展帶來很大改變。

以下為嘉賓發言實錄:

大家好,我很高興應邀參加這次由新浪網舉辦的2020中國銀行業發展論壇雲端峰會。論壇的主題是「未來銀行之路:變局與使命」。這個題目很大,可以從不同的視角、側面進行研究探討,涉及到銀行業的體制機制、融資結構、金融市場、科技進步以及監管政策等諸多方面。限於時間,我隻從宏觀角度談一談中國的融資結構問題,所以起了一個題目,叫做「不變與變:中國直接融資占比過低的結構性問題」。

大家知道,我國的融資規模已經很大,直接融資發展卻始終不盡人意,在融資結構中所占比重過低,過多依賴於間接融資,成為我們融資中的一個結構性問題,與美國等西方市場成熟國家相比,被認為是不合理的融資結構,都倡導中國要加大直接金融的發展力度,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促使中國的融資結構進一步合理化。

我看這個話題至少講了有二十年,不僅官方文件常有提及,就是金融監管部門、專家學者也常講常新。但二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倚重間接融資的局面似乎未有多大變化,有的階段甚至更高。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現象,我以手頭的現成數據做一個最簡單的說明。

大約二十年前即2001年,中國的GDP總額首次突破10萬億元,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15.8萬億元,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本外幣貸款餘額為11.2萬億元,M2和本外幣貸款分別是當年GDP10.96萬億元的1.44倍和1.02倍。至2019年即完整年度GDP的最新統計,中國實現GDP約為99.09萬億元,年末M2為199萬億元,本外幣貸款餘額達到159萬億元,分別是去年GDP的2倍和1.6倍,比例均有明顯的提高。

這就是說,伴隨著二十年我國GDP的持續增長,同期貨幣供應量和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本外幣貸款實現了更大規模、更快速度的增長。在這個階段或整個過程當中,如果直接融資項目的增長速度趕不過貸款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速,那麼事實上直接融資在融資結構中的所占比重就不會提高,並有可能出現下降。這裡邊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總額及其增長(貨幣供應量在很大程度上由信貸投放所決定);二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及狀況。相信在貨幣信貸快速增長的階段,直接融資的所占比重應有所下降;在資本市場擴容、股指上漲高企的情況下,直接融資的占比應有所提高。並且,這兩個因素,即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增長與資本市場的發展及狀況,顯然與GDP的增長有關。正常情況下,貨幣信貸的增長快,股市高漲、IPO增加,應當推進名義GDP的增長。

同時,在中國還有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在貨幣信貸大幅擴張的時期,不僅推進名義GDP的增長,而且也是股市上漲的基礎力量,這兩者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經長期觀察,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存在顯著的貨幣信貸驅動型特征,其中包含兩個要點:第一是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信貸保持高速增長,其增速明顯高於同期GDP的增長;第二是貨幣信貸的投放,主要通過龐大的銀行體系來實現。未來,如果這種增長模式不能出現大的調整和改變,那麼提出「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這個命題,實際上很難完成。

第二個方面,有關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概念,過去的教科書是以融資工具或產品來做劃分,比如銀行貸款是典型的間接融資,而IPO等股市籌資是典型的直接融資;除了這兩種典型的形態之外,其他的大類融資比較龐雜,比如債券工具。據最新統計,中國銀行間市場發行的債券總額,存量已接近110萬億元,這在中國的融資結構當中,自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傳統的概念,我們常把債券歸類為直接融資,但中國債券市場的背後,其融資結構卻十分龐雜,並且絕大部分由銀行、保險、信托、證券、基金等金融機構購買和持有。而從這些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看,主要部分是銀行業的信貸資金,即銀行通過吸收存款投資於債券市場,也有少部分是信托、理財類資金;而就是信托、理財等資金來源中,也有資金池業務,保證預期收益率,金融機構實際上從中承擔了風險;也有淨值化產品,投資人自擔投資風險。還有些結構性產品,一部分保收益,另一部分由投資者自擔風險;此外,債轉股、可轉債、永續債等就更難區分其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

我的一個基本意見是:區別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標準,不僅要看金融產品的類型,而且要看有無金融機構等作為中介,凡是無金融機構介入、由投資者自擔風險的,才能算作直接融資,如投資者通過金融機構直接購買的股票、基金、債券、信托等產品等;凡是由金融機構介入並承擔相應風險的(包括理財、信托產品),都應當屬於間接融資。

講到這裡,我要特別提一下2018年上半年出臺的「資管新規」和2019年推出的「理財新規」。這對中國的財富管理,對未來銀行業的經營、風險控制等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期待這兩個「新規」能夠順利推進,如期轉型成功;到那時,相信對中國的直接融資發展會有很大的改變。

不變與變,即中國貨幣信貸驅動型經濟成長模式,相信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很難有大的改變;而理財投資、財富管理等,則隨著兩個「新規」的實施,有可能發生明顯的改變,並對中國的融資結構帶來深遠的影響。

我就講到這裡,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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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金融時報客戶端、新浪財經

記者:王一彤

編輯:王佳

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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