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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訊（記者 侯潤芳 實習生曹雯）2019年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3月8日，《外商投資法》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在中國推進開放的同時，今年的WTO改革迎來重要的節點。
如何看待《外商投資法》、WTO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可能是怎樣的、2019年需要注意的風險有哪些？就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在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期間採訪了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
本文來自 雪花新聞，本文標題：張宇燕談風險：今年要特別關注美國貨幣政策可能發生轉向 ,轉載請保留本聲明！
在張宇燕看來，《外商投資法》強調給予外商國民待遇，把外商在華的權利明確下來了，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被以往法律確定或明確下來的國內企業權利，這在國內外企業一視同仁的背景下也間接利好國內的企業。此外，中國仍然對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
對於WTO改革，張宇燕認為，WTO改革需要馬上解決仲裁機制的問題。中國推動WTO改革主要是根據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與節奏，而不是在外部壓力之下的被動選擇。
張宇燕還表示，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面臨的主要不確定性之一是美國貨幣政策的走向，要特別關注美國貨幣政策可能發生的轉向。但他同時直言，真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是無法預測的。
「中國仍然對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
新京報：如何看待《外商投資法》，還有哪些配套措施迫切要解決？
張宇燕：我想強調的是，《外商投資法》給予外商國民待遇或對外商、內商一視同仁，這一點非常重要。《外商投資法》確定的外商權利同樣適用於國內的企業，這對國內企業的影響可能更大。《外商投資法》強調給予外商國民待遇，把外商在華的權利明確下來了，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被以往法律確定或明確下來的國內企業權利，這在國內外企業一視同仁的背景下也間接利好國內的企業。通過進一步擴大開放來促進和深化我們國內改革，這部法律將載入新中國史冊。
可以想像，伴隨著《外商投資法》的生效還有不少配套工作需要細化。比如，大陸現有的知識產權方面的法規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負面清單的公布和不斷縮減等對政府依法行政也將提出更高的要求。
《外商投資法》在落實和執行的過程中，需要企業、行政和司法部門等逐漸去適應。這一學習和適應過程不是零成本的。考慮到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完全是中性的，也就是說同樣的法律對不同群體和階層會有不一樣的影響。既然《外商投資法》是非中性的，也就不排除它在實施過程中損害部分群體利益的可能，因而會遇到一些阻力。舉例來說，《外商投資法》在推動中國進一步開放的同時，伴隨外資進入競爭加劇，短期內可能會引起一些摩擦性失業，從而使受影響的人群利益受到損害。對此各級政府部門和企業都要有所準備，盡可能提供失業培訓或學習新技能等機會。
新京報：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存、市場的勞力力成本在上升，外部又有中美貿易摩擦等不確定性因素。中國市場對外資究竟還有多大的吸引力？
張宇燕：中國的勞力力成本確實在上升，但無論從全球看還是從歷史看，勞力力成本高並不是妨礙外資進入的本質因素。美國的勞力力成本比中國高很多，但美國在相當多的年份里都是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資流入國。像柬埔寨、尼泊爾這些國家的勞力力成本很低，但吸引外資能力並不強。可見，不能說勞力力成本高，對外資的吸引力就不高。
吸引外資取決於很多因素。除了勞力力成本外，還包括法律環境、匯率制度、市場規模、增長速度和社會政治穩定等因素。而此次公布的《外商投資法》在保護產權、尊重契約、技術轉讓等外商關切問題上都做了明文規定，可以說從法律環境方面為外資進入中國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從上述多個層面看，中國仍然對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
「WTO改革需要馬上解決仲裁機制的問題」
新京報：WTO改革的方向和路徑可能是怎樣的？
張宇燕：目前關於WTO改革的討論，主要聚焦在以下幾個問題，其中最迫切的是仲裁機制，其他包括特殊及差別待遇問題、政府補貼和知識產權保護等。WTO主要成員國在改革必要性方面已達成共識，但在具體改革的內容和力度方面，分歧依然存在。
WTO爭端解決機制（DSB）保障了WTO原則及規則的有效落實和執行。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應由7名成員組成，目前僅3名成員在任。由於美國自2018年以來阻止任命WTO上訴機構新法官，WTO的仲裁機制正常運轉遇到很大障礙。如果WTO無法在2019年底前解決上訴機構的法官任命僵局，WTO的仲裁機制將面臨實質性癱瘓。這是WTO改革需要馬上解決的一個問題。
WTO改革的另一個問題涉及發展中國家享受特殊與差別待遇問題。在WTO框架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成員國承擔的責任是有區別的。由此就引出了誰有「資格」以發展中國家身份享受特殊待遇的討論。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入世的，在今天一些發達國家對此表示質疑。今天的中國無疑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中國與許多同屬發展中國家的最不發達國家又有不小的距離。如何處理好這一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還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挑戰。
去年8月30日，特朗普在白宮接受採訪時再次批評世貿組織，並且威脅「如果WTO改革再沒有進展，我將退出世貿組織。」美國不滿WTO是真，認為中國據此占了便宜，但美國並非真正要退出WTO，而是想以退為進，通過改造WTO來對中國做出約束。
對於WTO改革，中國一直持積極態度，中國和歐洲建立了WTO改革的聯合小組，希望WTO能夠與時俱進。實際上中國已經在為WTO改革做準備工作了，近期引發高度關注的《外商投資法》的頒布就是一例。當然，中國推動WTO改革主要是根據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與節奏，而不是在外部壓力之下的被動選擇。
「真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是無法預測的」
新京報：如何看待2019年的出口形勢？
張宇燕：從今年前兩個月數據看，大陸出口增速下滑的幅度不小。全球經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下行壓力，預計今年世界經濟增速在3.3%到3.5%。經濟增速下降和貿易增速下降兩者之間，雖然有時相關性並不緊密，但總體而言還是比較高的。全球增速下滑多少也就意味著貿易增長的疲軟。就中國而言，2015年我們的出口達到頂峰，占全球的14%，之後大陸出口占全球份額一直在緩慢下降。同時大陸的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也同步下降。
對出口增速下降我們需要理性地看。全球增長速度下滑可以解釋一部分原因。大陸經濟結構轉型期間國內需求逐漸扮演經濟增長主角亦是大勢所趨。作為一個大國，出口占比達到峰值後逐步下降至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這個過程美國、日本等國都曾經歷過。換個角度看，這一趨勢恰恰反映了中國自身市場的成熟，因為很多東西不用再出口到海外了。
新京報：今年需要注意的外部風險有哪些？
張宇燕：風險分為三類。一類是可規避的風險。人們通過排查或加強防控可以消除的各種風險便屬於此類。第二類是戰略風險。人們明知有風險但經過比較或計算後仍願意承擔的風險便屬此類。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資本市場從事投資。最後一種風險是外部風險，也就是完全是外生的或不可控的風險，比如中東局勢可能急轉直下，這不僅對企業、甚至對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有時也是無能為力的。
2019年需要特別關注風險，一是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對全球經濟健康增長帶來的傷害，另一個是美國貨幣政策可能發生轉向。關於美國的保護主義和中美貿易談判大家談得很多，在此我想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多說幾句。
盡管美聯儲最近已經表示今年不再升息了，出售資產的「縮表」操作也將在9月份停止。但這是否意味著美國貨幣政策的「利率中性」化進程轉向，目前看還不能夠下結論。繼續加息和「縮表」可能會使經濟減速甚至衰退的風險，特別是在短期利率與長期利率目前出現倒掛的情況下。同時貨幣政策轉向寬鬆又會改變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並進一步引致資源錯配，而且在下一次衰退或危機到來之際無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用。目前看美聯儲採取的是觀望政策。這使我最關注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關於風險我最後想補充一點，那就是凡是能夠想到的風險或不確定性往往不會真實地出現或發生。經驗告訴我們，真正帶來巨大傷害的衝擊，大多數事先並沒有被人們所想到。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實習生 曹雯 編輯 劉曉陽 校對 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