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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民認為，人口結構變化、氣候變化和經濟變「輕」的發展趨勢是世界經濟的三大結構性變化，且這些變化不可阻擋，只能在接受之後去加快改革，提高服務業的勞力生產率，採取新的模式和政策去應對這些變化。舉日本作例子，日本1994年到2016年，由於老齡化，整個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類健康的相關行業發展很快，專業科技發展很快，信息通信、金融和其他服務、製造業、建築業的發展都在下跌，日本的政府開支除了健康、醫療在增加，其他的都在往下走，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都變了。
本文來自 雪花新聞，本文標題：朱民：全球三大結構性變化不可抗拒，唯有改革才能應對 ,轉載請保留本聲明！
朱民：全球三大結構性變化不可抗拒，唯有改革才能應對 | 清華五道口在博鰲
3月27日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騰訊原子智庫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聯合舉辦的「全球新動向與中國新機遇」主題晚宴在博鰲舉行。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IMF 前副總裁朱民發表演講，談論世界經濟的三大結構性變化。朱民認為，人口結構變化、氣候變化和經濟變「輕」的發展趨勢是世界經濟的三大結構性變化，且這些變化不可阻擋，只能在接受之後去加快改革，提高服務業的勞力生產率，採取新的模式和政策去應對這些變化。
以下為發言實錄：
我先根據自己的觀察，給大家作一個世界經濟結構性變化和中國經濟情況的報告。
第一個結構性的變化是人口結構變化。人口雖然在繼續增長，從現在的73億到2100年將達到112億人，但是結構分布特別不平衡。2008年恰好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國家勞力年齡人口的頂峰，一路到2040年左右增長為零，以後逐漸為負，而南部非洲年輕人數量不斷上升，頂峰是2070年到2100年，他們的人口增長還是很快。
全球人口總量在增長，年齡結構卻在急劇變化，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場的劉秘書長（聯合國副秘書長劉振民）在聯合國，他肯定對此深有體會。老齡化對日本是一個嚴峻的挑戰。我以2050年為坐標，比較2015年日本人口的淨變化，發現今天日本在70歲以下的人口都是淨減少的，淨增長的人口最多的是80歲以上的，日本整個人口是在萎縮的。大家能夠想像這個老齡化會多麼嚴重。
中國的情況也不樂觀，中國到2050年，60歲以下的人口數量都是下降的，下降最多的是40歲和20歲，分別代表最成熟的技術人員、幹部和最年輕的勞力力，增長最多的是60、70和80歲的。老齡化的變化和來勢之兇猛，讓我覺得非常厲害。
我把中國人口年齡段的分布再分成兩個階段，分成2015年到2035年，2015年到2050年。年輕勞力力從2035年開始急劇下跌，而人數增長最多的是60、70歲年齡段的。到2050年增長最多的是75到79歲和80歲年齡段的，所以老齡化其實在2035年就會發生。2035年是在座所有人都能看到的，2050年在座所有的年輕人能看到，可能少數人包括我看不到了。
我覺得這個結構的變化是巨大的。舉日本作例子，日本1994年到2016年，由於老齡化，整個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類健康的相關行業發展很快，專業科技發展很快，信息通信、金融和其他服務、製造業、建築業的發展都在下跌，日本的政府開支除了健康、醫療在增加，其他的都在往下走，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都變了。
談到日本房地產的崩潰，我們一直說是因為九十年代泡沫，九十年代以後日本的房價、開工率和土地價格急劇下跌。今天回頭看，無論是日元危機，還是泡沫，都只是一個觸發點，真正引起日本房地產業的整個崩潰，今天繼續下滑，還會繼續下滑的原因，是老齡化。因為如果原因是泡沫的話，作為波動的曲線，它下降之後會有反彈，之所以它不反彈，還持續下降，我認為還會繼續下降，是因為泡沫觸發了老齡化恐懼，而老齡化恐懼以及它的實際到來，引起了房地產價格永久性的下跌。我覺得這個事情在中國也會發生，因為時間關係在這里簡單帶過。
第二個大的變化是氣候變化。我們對氣候變化關注很少，世界上越來越多人認為氣候變化是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到2060年到2069年，也就是50年以後左右的時間里，如果我們對溫度不加控制，後果是現在全世界除了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加拿大一部分地區以外的幾乎所有地方，都會變成人類無法居住的地方，我覺得這個影響是巨大的。
氣候變化主要由碳排放增多引起。一萬年以來，人類有冷周期、熱周期，一般一千年一個周期，所以每隔一千年碳排放上升、一千年下降，一直相對穩定，直到最近一千年，整個碳排放量急劇上升。碳排放的急劇上升是因為能源的消耗急劇上升，所以控制氣候、控制碳排放的方法就是控制能源消耗。
而在中國，單位GDP排放是1.01，是全球的平均水平一倍之多，比日本要高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們有霧霾、有污染，中國的大氣治理空間很大。中國現在投資在有關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的數額或規模，可能到2020年會超過美國，引起整個投資結構的變化，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力度都會加大，所以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這件事的變化引起了整個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今天全世界的電動汽車和插混汽車，占所有車的比重只有1.12%。而中國的目標是到2030年把電動車和插混汽車的比重達到40%。說實話，我不認為到2030年能達到這個水平，但這是一個巨大的目標，會從根本上改變汽車行業的產業鏈。從馬達、引擎到整個的底盤、儀表，更不用說整個的電池和電池創新，汽車行業面臨又一次洗牌，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所以大氣變化和引起的關注又引起了全球產業鏈的變化。
第三個是經濟繼續變「輕」。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在IMF的時候做過很有趣的研究，我們發現經濟變「輕」，人們消費的物質產品越來越少，我就是通過看十年前、十五年前，一個人每收入一美元花多少錢在進口的物質產品來證明的。我稱之為收入的進口消費彈性，如果這個彈性不變的話，所有的國家都應該在45度線。如果每收入一塊錢就把一毛錢花在進口的物質產品的話，那麼所有的國家都應該在45度線上面，但是體量再大的國家都在45度線上。也就是說收入增加以後，個人對物質消費、對進口物質產品的消費在下降，偏好發生了變化。
我們能觀察到，人們在旅遊、娛樂、醫療、教育的消費越來越高，對物質產品冰箱、彩電和汽車的消費都在下降、減少，但是人的偏好是怎麼變的？這個又值得思考的。
經濟學有幾件事是假定不變的，偏好是不變的，人口是不變的，氣候是不變的。但是我今天講的這三個外生變量都變了。三個外生變量發生如此巨大的結構性的變化的時候，人本身是沒有辦法反抗這個變化的，而只能在接受之後去採取新的模式和政策去應對這些變化。
日本的案例既失敗又成功。日本的20年衰退跟這三件事都有關，這是我現在做的另一個研究，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細說了。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服務業比重直線上升，製造業比重直線下降，大家都說這是很好的事情，中國在走向服務業經濟，這和全世界經濟走 「輕」是同一個方向的。我們通過對投入產出表進行大量的數據計算發現，中國製造業的勞力生產率高於服務業的勞力生產率，隨著製造業的比例在持續下跌，服務業的比例在持續上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只能持續下降。
這是我們要的結果嗎？提高服務業的勞力生產率是全球的挑戰，所以這很重要。從服務業大量的數據來看，中國的開放市場性服務業、電子商務服務業等等和世界的服務業，發展趨勢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中國的非市場化服務業，如教育和醫療，勞力生產率遠遠低於世界水平。
結論是，這三個外生變量結構性變化是不可抗拒的，迎接這個變化需要新的政策，所以政策改革的關鍵是提高服務業的勞力生產率，包括引進科技，加快改革，以及不斷向市場開放。
今天所講到的世界變化和中國變化是密切關聯的，而這三個變化都會在不遠的未來引起我們一系列政策的深刻變化。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