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公開課綜述｜宏不雅經濟走勢與新增加來歷

摘要：隨著需求結構、供給結構的初步調整到位，2016年三季度中國經濟第一次觸底，開始進入中速增長平台。劉世錦認為，支撐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增長的來源，比如出口、基建、房地產等，峰值期已過，雖然存量還是很重要，但對增量的貢獻已經很小。

4月28日，長平經濟論壇和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在SAIF北京校區舉辦公開課，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研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做主題為「宏觀經濟走勢與新增長來源」的講座，中非產能合作基金副總經理、對外經貿大學兼職教授溫建東和華創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牛播坤進行了評議。

三位嘉賓就宏觀經濟走勢、新增長來源、供給側改革以及去杠桿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並回答了現場聽眾的提問。長平經濟論壇秘書長王長勇主持了本次活動。

以下為公開課實錄綜述，長平經濟論壇秘書處整理編輯發布，未經發言者審閱。

劉世錦發言摘選

■ 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在轉換期可稱之為中高速增長，背後是需求結構、供給結構、金融結構的依次轉換

■ 理解合理增速是「穩增長」的前提。順應而非抗拒規律，只有當實際增速顯著低於潛在增長率時，穩增長才是有意義的。適當降低增長預期有利於穩增長

■ 貨幣財政可以使實際增長率趨於潛在增長率，但不可能改變潛在增長率。不要給宏觀經濟政策賦予其不具有的職責

■ 今明兩年經濟增長率仍可保持6%以上，此後中速增長平台可能會調整到5%-6%之間、或5%左右。中速增長平台形成後，根據國際經驗，將可能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從而為做到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打下重要基礎

■ 中速增長平台上，有五大增長來源與相關改革：低效率部門的改進、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前沿性創新和綠色發展

■ 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必須把自己真正的特色優勢與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的、要改的東西區分開來，不能把後者當成體制優勢加以固守

增長階段轉換三部曲

中國經濟正面臨多年未有的複雜局面，更需要從長遠觀點看短期問題，需要有長期分析框架。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2010年一季度開始進入減速軌道，如何解釋中國經濟減速？有觀點認為主要受外部衝擊，也有觀點認為是周期性的波動。

劉世錦認為，這些都難以合理解釋已經和正在出現的經濟變動，分析這一問題的基本框架應是增長階段轉換，即中國經濟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在轉換期可稱之為中高速增長，但轉換結束後就是中速增長。

過去八年，多數時間就是這一轉換過程，速度變化的背後是需求結構、供給結構、金融結構的依次轉換。

需求結構：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

需求結構最重要的變化是重要終端需求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帶動高投資回落並觸底。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主要由高投資帶動，帶動高投資的是出口、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俗稱「三只靴子」。房地產投資增量在2011-2012年左右達到峰值，基建投資增量的峰值出現在2016年，三大需求相繼出現需求峰值。

供給結構：以去產能達到新的供求平衡

需求出現峰值後，與此相對應的供給結構、特別是以重化工業為重點的去產能，推動供給側適應需求側減速，達到新的供求平衡。2015年開始，中央提出去產能，當時由於供給側調整緩慢，部分行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PPI連續54個月負增長，工業企業利潤也長期負增長。

「去產能」的市場含義是在需求放緩的條件下，通過供給相對收縮，達到新的供求平衡，推動供給側企業擺脫困境。通過去產能，2016年9月開始，PPI由負轉正，部分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升；工業企業盈利明顯回升，供給側基本觸底。

但是供給方面仍然面臨一些挑戰，比如低效企業的退出，上遊行業產量和投資的行政性和市場壟斷性的不當干預，利潤在上中下遊行業之間的非均衡分布等。

金融結構：金融與經濟體系的深刻變革

需求和供給減速，必然要求金融降杠桿，而杠桿率變化的背後則是金融結構乃至經濟體系的深刻變革。從國際經驗看，杠桿率變動具有長周期特徵，降杠桿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長時間。中國開始對去杠桿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可能不足，去杠桿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搞一刀切，導致一些地方資金鏈斷裂。

降杠桿首先要穩杠桿，結構性去杠桿重點是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去杠桿。實踐中，民營企業杠桿率本來相對低，由於缺少政府信用的支撐，反而遇到很多困難，甚至有些民營企業提出讓國企收購以渡過難關。去杠桿還是要依靠市場化、法制化辦法，慎用行政性辦法，尤其要防止「一刀切」。

中國過高的杠桿背後有著複雜的體制機制政策問題，比如政績評價機制、長久以來存在的地方政府和國企預算軟約束等。降杠桿需要一場深刻改革，切實轉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政績評價機制，打破預算軟約束，同時也需要金融創新，深化金融改革開放，打開更多為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服務的通道。有效利用國家信用，可考慮增加發行低成本長期建設國債，為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資金支持。

牛播坤認為，在結構性去杠桿過程中，不能將政府債務與個人債務、企業債務簡單類比，最大的不同是政府沒有生命周期，可以永續存在，只要保證相對低利率和流動性即可。但目前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主要是通過信托、影子銀行來舉借，成本很高，保守可能在10%左右，這使得債務雪球越來越大。

化解地方債務不能要求清償，這是不現實的，此前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在五到十年內化解存量隱性債務，這是不理性的降杠桿行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形成背後更多是財政原因，核心是中央與地方財力、事權等關係沒有理順，本身就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市場化形成的，也不能用市場化手段化解。

牛播坤稱，降杠桿過程中，各個經濟主體是關聯的，很難結構性去掉地方政府和國企的杠桿，而民營企業不受傷害。去年最先出問題的民營企業是公用事業類企業，其付款方是地方政府，國有企業上下遊也都是中小企業，結構性去杠桿過程中，如何把風險隔絕開需要藝術。

觸底並不意味著大幅反彈

劉世錦表示，需求結構、供給結構、金融結構的相繼調整，是增長階段轉換的三部曲，體現了經濟轉型的內在邏輯。隨著需求結構、供給結構的初步調整到位，2016年三季度中國經濟第一次觸底，開始進入中速增長平台。但觸底將是一個複雜過程，需要多次驗證。

中國GDP2016年三季度第一次觸底：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

「觸底反彈」一度成為較強期待，也出現了不同類型新周期的說法。事實上，不會出現大的「V型」或「U型」反轉，更不可能重回高增長軌道。進入中速增長平台，主要是由於潛在增長率下降，符合規律，也為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日本、韓國、台灣等的經驗所驗證。

劉世錦表示，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可利用技術減少、重要產品歷史需求峰值出現、人口和勞力力結構變化等引致的。近年來中央特別強調就業問題，穩增長是為了穩就業，最近幾年中國就業沒有太大問題，2012年勞力年齡人口總數、2018年就業人數總量開始下降，而經濟新增量逐年加大，所以就業壓力不大。事實上，勞力力總量下降是經濟減速的原因之一。

判斷增長速度高低要與所處增長階段潛在增長率掛鉤，高速增長階段7%是可能是低速度，中速增長階段5%以上就是高速度。

盡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逐步下降，但每年經濟新增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2018年的新增量相當於澳大利亞的經濟總量。由於經濟基數增大，速度下降成為必然。假設2019年增長6%，剔除價格因素後，放在2000年，這一增量相當於增長30%，放在2010年，相當於增長11%。所以，不要對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台感到悲觀，實際上新增量相當大。中速增長平台形成後，根據國際經驗，將可能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從而為做到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打下重要基礎。

溫建東從國際收支的角度論述了經濟中長期將回歸中速增長。據國家外匯局數據，2018年中國經常項目做到順差491億美元，同比下降74.8%，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為0.4%，而2007年這一比值一度達到10%以上。說明經常項目順差趨於平衡，也給增長帶來另外一個約束，如果經濟增速要超過潛在增長率，從資金方就需要借外債。高增長要有高進口傾向，經常項目順差要減少，甚至可能由順差轉逆差，或者逆差逐漸擴大。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再次回到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

溫建東認為，中速增長不會妨礙穩就業的目標。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來自第三產業，製造業有規模效應，產能擴大一倍，就業可能不需要擴大一倍。但服務業往往規模效應沒那麼明顯，就業吸納能力比製造業強，因此經濟增速放緩，但不會危害穩就業的目標。

如何看待3月經濟超預期

2019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6.4%，3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5%，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3.9%，均超出市場預期，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

劉世錦研究團隊的模型預測，2019年前幾個月，中國GDP將呈回落態勢，年中前後將會有一個回升，但到年底還會回落，中速增長平台的重心會有所下調。貿易摩擦、基建投資、出口走勢、預期調整等，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短期經濟走勢。

劉世錦經過調研發現，3月經濟超預期，可能與4月開始增值稅降低稅率有關，有些企業提前增加採購，以便獲得更多進項稅抵扣。「我寧願把3月的增長說成是政策擾動，正常的話，3月還是回調，5月開始回升，到11月左右達到高點，然後再往下走。波動並不是很大，在6.3%-6.6%之間小的波動。」

其中，工業增加值近期將出現回升，到八九月份達到高點，年底還有波動；服務業的回升將略晚一些，11月左右達到高點，然後回落。PPI近幾個月相對平穩，下半年會有回升，工業增加值和PPI高度相關，只要PPI為正，企業基本是盈利的。

2019年經濟走勢預測：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

劉世錦強調，不要過於關注某個月份數據的波動，經濟增長6.4%就認為形勢大好，增長6.1%、6.2%就認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0.2個百分點有那麼大的作用嗎？在過去幾年0.1個百分點最多就是900億元，而正常情況下，統計局統計誤差兩三千億很正常，不要太在意零點幾個百分點，統計誤差就包含了，更多還是要看結構。

總的判斷，今明兩年經濟增長率仍可保持6%以上，此後中速增長平台還會有所回落，可能調整到5%-6%之間，或5%左右。

牛播坤也持同樣判斷。她認為，經濟並沒有太大波瀾，預期的波動比真實數據波動更大。去年四季度，市場對今年上半年經濟異常悲觀，實際上，今年上半年沒有預期的那麼差，下半年也不會像3月數據顯示的那麼好。

牛播坤認為，從一季度數據看，經濟韌性比預期強，韌性主要來自於地產投資。由於流動性緊張加限價政策，2018年地產出現了新開工很高、施工和竣工跟不上的背離，今年流動性改善、部分城市取消限價後，春節後房地產施工大量推進，預計將支撐房地產投資一直到三季度。

但財政基建的前傾不可持續。一季度財政支出超過收入4900億元，中央對今年一季度經濟比較擔憂，財政支出提前投放，「兩會」前下達了地方專項債、一般債的新增限額，若按一季度的收支差額，全年赤字率就會超出年初目標，所有預計財政是不可持續的。考慮到降稅、財政支出前傾、春節效應的累加，工業增加值在3月已經達到年內高點，製造業投資則比市場預期要差。全年經濟將是小N型走勢。

對未來的政策走向，劉世錦強調，理解合理增速是「穩增長」的前提，要順應而非抗拒規律。只有當實際增速顯著低於潛在增長率時，穩增長才是有意義的，適當降低增長預期有利於穩增長。貨幣財政可以使實際增長率趨於潛在增長率，但不可能改變潛在增長率，不要給宏觀經濟政策賦予其不具有的職責。中速增長平台形成後，根據國際經驗，將可能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從而為做到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打下重要基礎。

五大新增長來源

劉世錦認為，支撐中國經濟過去30年高增長的來源，比如出口、基建、房地產等，峰值期已過，雖然存量還是很重要，但對增量的貢獻已經很小。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來源主要來自以下五個方面：

增長來源之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

低效率主要是因為市場準入不夠，缺少競爭，要素難以有效流動與優化配置。比如曹德旺選擇在美國辦廠，原因是中國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資等五大基礎性成本要高於美國一倍以上。除了少數由於資源稟賦原因，主要是因為相關行業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行政性壟斷。

再比如，城鄉之間生產要素流動受阻，尤其是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宅基地無法進入市場，在助推城市房價的同時，更使農村錯失了大量本可以獲得的發展機會。最近幾年同時推進城市化和鄉村振興，能夠振興的很多村莊就是在大都市圈範圍內，距離核心城市之外50-200公里範圍之內的村落，但城鄉雙向流動還有很多障礙，關鍵是要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要提升這些部門的效率，一是完善產權保護，重要的是建立起穩定的法制保障環境，使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護，不因偶然事件或具體政策調整而變化。

二是進一步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要大踏步地從過剩產業、低效領域、其他資本更適合發揮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會保障、公共產品領域中「卡脖子」的技術產品或產業、國家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

三是促進各類企業公平競爭，摘掉企業頭上的所有制屬性帽子。企業不再按照所有制進行分類，而是按照規模、行業、技術和商業存在形式等分類。

四是按照負面清單改革市場準入，突出重點，主攻打破基礎產業行政性壟斷、城鄉生產要素相互流動、低效企業退出等難題。

劉世錦強調，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尤其要調動地方、基層、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鼓勵先行先試，總結好的案例和經驗，推動全局。

增長來源之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

目前中國有3億左右人口處於發達國家水平，這部分人群商品消費已經基本飽和，但服務性消費在快速增長。中國還有10億人未坐過飛機，5億人未坐上馬桶，「拼多多」的發展顯示，四線以下城市的消費相當活躍。如果中國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能有所提高，接近或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將會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長空間，直接提供增長動能。

下一步首先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不能主要依靠轉移支付，而是要提升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嚴重不足，部分是由於從兒童營養保障到醫療、教育、就業等條件的匱乏，部分則由於諸多方面的機會不均等。提升低收入階層人力資本的空間最大，經濟和社會效益也顯而易見。

增長來源之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

中國消費結構中，商品消費增長趨於平緩，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養老、旅遊等在內的服務性消費進入快速成長期。產業結構中，產業分化、重組推動優勢企業、優勢行業的加快發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行業比重上升。研發、設計、信息服務、物流等為製造業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業，也要加速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上去了，製造業才能轉型升級。

消費和產業升級，需要推動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以對外開放帶動對內放開，增強對中國產業和企業的開放自信。通過優勝劣汰帶動產業升級，政府應創造各類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同時要推動不再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退出，在財政、社保、銀行、法律等相關領域進行必要改革和調整。

增長來源之四：前沿性創新

在創新方面，目前中國已從過去主要「跟跑」，轉為部分「並跑」和少數領域「領跑」，在有些領域已進入「無人區」。前沿性創新較多集中於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位技術領域，中國的優勢體現在消費市場巨大、產業配套比較完整等，易於形成商業模式和實用技術，由商業模式創新拉動技術創新。最大短板是基礎研究滯後，缺少新思想脫穎而出的自由探索環境。中國要真正要成為創新性國家，一定要有能批量產生一批諾貝爾獎級成果的環境。

實施前沿性創新戰略，要堅持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由國家集中資源開展的創新項目，應聚焦於公共產品範圍內的「卡脖子」問題。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形成一批區域性創新中心和創新型城市，這些城市並非人為指定，而是在競爭中形成，主要取決於能否形成吸引聚集創新的體制政策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促進創新要素流動，為創新提供全鏈條的金融支持等。

增長來源之五：綠色發展

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於污染治理、環境保護，從綠色消費到綠色製造、綠色流通、綠色融資，再到綠色創新的完整的綠色產業鏈。綠色發展不是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的修補，而是與之相競爭並可能獲勝、更具優越性的一種 新髮展模式。不能把綠色發展看成經濟增長的代價，甚至拖累增長速度，而是重要的消費新動能、創新新動能和增長新動能；不僅要做減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

做到綠色發展，需要將生態資本度量、核算、交易作為綠色創新的重要內容，逐步使生態資本與其他資本形態一樣，能夠按照市場經濟的通行規則比較成本收益、優化配置資源。在成熟的生態資本核算方法實施之前，要借助財政、稅收、價格和標準的手段，比如碳排放權交易、環境稅等，盡可能將原本外部化的綠色發展收益和傳統發展方式的成本內部化，使綠色發展有利可圖，傳統發展方式承擔本應承擔的成本。

這五大新增長來源，劉世錦指出有以下三個特點：

對制度質量的要求相當高，半拉子市場經濟無法適應，必須下決心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卡脖子」問題，才能過好這一關。

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的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現。

增長大多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對耐性、韌勁、戰略定力的要求明顯提高。

溫建東評議認為，將這五大增長來源轉化為真正的經濟增長動力，需要設計精巧的機制。例如，滿足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讓5億人坐上馬桶，500億就能買到足夠的數量。但是，馬桶下面是下水道，還需要污水處理設施，投入遠超過500億，目前北京地區也沒有做到，這是否是有效需求，還需要探索。

再比如，低收人階層人力資本的提升，流動人口進城後，教育成本是由所在地財政部門負擔，會造成利益不均衡，可能需要中央來統一決策和設計，讓地方有積極性在當地解決外來工子女教育問題。

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

中國目前面臨的中美貿易摩擦、民營經濟預期不穩以及轉型期的諸多難題，都可以歸結對市場經濟的態度問題：停滯不前甚至後退，還是向前走。

劉世錦表示，這需要搞清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國企行業壟斷、計劃經濟色彩較重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政府補貼、不尊重知識產權甚至偷盜技術？還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在合法引進技術的同時加快推動創新？答案顯然很清楚。

劉世錦認為，中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善的，是大半個商品市場、半個要素市場，下一步要建高標準市場經濟，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確立「雙高」目標，不論是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和國際經貿規則變局，還是國內穩預期、提信心，都可能使局面豁然開朗，變被動為主動。

劉世錦強調，當務之急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關於改革開放的要求，把這些要求落實到位了，中國就在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上邁出了很大的步伐。「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切實加快推動國資國企、土地、金融、財稅、社保等重點領域的改革進程。在改革的先後順序上，城鄉之間要素的流動，特別農村土地入市、農民宅基地流轉，基礎產業領域的改革，要盡量往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