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在一個無地自由的年代，說什麼消極自由？

【有感於徐賁與張鳴先生之爭。謝謝李寧兄督促。】

【一】還得從錢鍾書、楊絳夫婦說起。我的態度是，對於1949年後的錢楊，首先不該苛責，其次不必抬舉。

【二】不該苛責，因錢楊縱有種種不堪之處，終究還是守住了人性的底線。道德批判的要義，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捍衛人性的下限，不是要求一個人去充當鬥士、英雄與聖賢，而是要求一個人不要淪為惡棍、罪犯與奴隸。就此而論，可知在那個非人的時代，錢楊的堅守何其不易，他們固然利己，並未損人:利己的正當性邊界，恰在不損人。換言之，只要不去害人（即不作惡，而非反抗惡），怎麼茍活，都無可厚非。

【三】不必抬舉，因錢楊代表的只是下限，他們所生存的年代，依然有些人用尊嚴與風骨、自由和鮮血在支撐、抬高上限，如陳寅恪、顧準、林昭等。下限如地基，上限如屋梁，下限六十分，上限九十分或更高。如果連下限都要熱烈讚揚，那麼置上限於何地，這甚至構成了對上限的侮辱與敗壞；同時暗示我們對道德和人性的預期未免太低了，就像你家孩子考個六十分便要歡天喜地，足見他此前成績有多差。

【四】關於下限與上限之分，試舉一例。錢鍾書《宋詩選註》序中引用毛澤東話語共三處，今人讀來也許感覺不適，然而這即是時代特色，知世而論人，應具了解之同情。1953年12月，陳寅恪針對中國科學院的邀請，提出就職條件，第一條即學術大於政治，「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這二則史事，前者代表下限，後者代表上限。相形之下，你覺得哪個該受讚揚呢?當然，我們不必拿陳寅恪責難錢鍾書，正如不必拿林昭責難楊絳，這都屬於以大義責人。

【五】再說對錢楊的辯護。一是沉默。談論這個問題之前，不妨看看擺在錢楊面前的時代選項。1957年，有人問毛澤東:假如魯迅活到今天，該當如何?毛答:要麼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識大體不做聲。參照這個答案，可知彼時知識人幾乎毫無選擇。一旦喪失了選擇權，沉默則屬迫不得已，不該被求全責備。我覺得這一點該是共識。真正的爭議在於，拿什麼為錢楊的沉默辯護。這里絕不適用那句我們耳熟能詳的「你有權保持沉默」。權利的生長需要制度土壤和語境。如果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都無法保障，沉默便不是一種權利。如徐賁先生所言:

「把知識分子的沉默簡單歸結為純粹個人性質的說話或不說話的選擇權利，其先在假設是，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能有充分的選擇自由，而且，他們是可以為自己的選擇充分負責的自由主體。就中國知識分子（包括錢楊）的現狀而言，這樣的假設是不確實的，其中的原因有的是可以明說的，有的還不能明說，因此不得不對此保持沉默。」

溫克堅兄的話可為補充:

「權利英文是rights，包含正當性和德行。極權之下，沉默是一種後果，當然不是權利。」

說到底，我們可以同情、尊重錢楊的沉默，卻不該使用沉默權為他們辯護。而且需要注意，他們的沉默並無太大道德價值，畢竟這只是在維護人性的下限。對此既不宜否定，肯定更不合適，姑且保持沉默。

【六】對錢楊的第二點辯護，則是消極自由。我寫過一條朋友圈:

「我本來打算寫一篇《消極自由有什麼錯?》，談談錢楊事件當中消極自由被誤用的現象。翻出達巍等編譯的文集《消極自由有什麼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讀罷查爾斯·泰勒、昆廷·斯金納對伯林的批評，頓覺再無寫作之必要。我們完全處於兩個緯度。說白了，哪怕消極自由有問題，那也得在自由語境之下才能成立，在無地自由的文革時代，談論消極自由是一種奢侈，用消極自由為錢楊辯護則屬錯位。」

這個道理顯然不難理解:有自由，才能談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正如有言論自由，才能談沉默權。忽略了前提，用沉默權和消極自由為錢楊辯護，效果只可能適得其反，不僅導致觀念的錯位，甚而會造就一種粉飾或幻象，以為文革時期真有什麼沉默權和消極自由呢。

順道說一句，伯林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理論本身便存在一定含混性。更可怕的是，我們常常拋開積極自由來談消極自由，這將使消極自由的面目愈發含混。

【七】就我所見，有些人批判錢楊，不是出於對錢楊本人的反感，而是出於對今人抬高錢楊之行為的反感。我不反感錢楊，對楊絳先生的文學創作評價極高（「二十世紀女作家中，僅需仰望張愛玲」），然而縱觀二人平生，代表的都不是上限。把他們捧為時代偶像，堪比把韓寒捧為時代偶像，毋寧構成了他們的生命與作品所不能承受之重，其結果，則是對他們和時代的雙重傷害。

【八】我不能同意徐賁先生和宋石男兄的是，他們一直在強調知識人的道德責任，知識人必須發聲，知而不言是一種罪雲雲。從理念上講，我以為知識人，包括公共知識分子，與木匠、鞋匠、廚師等並無道義之別，都是一種職業，不必自我道德化，聯繫中國傳統，可知知識人背上的道德包袱不是太輕，而是太重了，急需減壓，而非加碼。就現實而言，這些年來所見所聞，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盡是讀書人，愈發使我不敢對知識人的道德感抱有任何期待。

與其強調知識人的道德責任，不如強調一個人的公民責任。

2016年6月3日

註:徐賁、張鳴先生的大作可到「大家」公號（ipress）查閱；宋石男兄的大作可到「四一哥」公號（songshinan41）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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