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硬傷，唐代人有當今的時間觀！

《長安十二時辰》在服飾、建築、人物舉止甚至風土人情等細節上也許是考究的。但在「時間觀念」和「大數據」這兩個編織故事的根基問題上，卻並不符合歷史，留下了很多硬傷。

老實說，雖然《長安十二時辰》被廣泛讚譽為「考據嚴謹」，但在初看這部網劇，當電視螢幕上出現那個報時用的大大「卯初」（上午五點到六點）時，作為一位歷史科班出身的人，筆者差一點在這第一幕就棄了坑——因為在中國，真正將每個時辰細分為「初、正」，其實是宋代才有的制度。而在唐代，後世廣為「十二點時辰」其實是個新鮮概念，唐代精英人士有覺悟將一天分為分為十二個時辰就很不容易了，更勿論分什麼「初、正」了。

時辰分初、正，是宋代以後才有的事情

說來有趣，中國古代的計時觀念其實是個相當複雜的系統。即便粗略統計，我們的祖先曾經使用、甚至一度並行的計時方式，少說也有四五種。

中國古代最早採用最為原始的「天色計時法」將一天分為十時:雞鳴、昧爽（黎明）、旦（日出時）、大昕（上午）、日中、日昃（下午）、夕（日落時）、昏（黃昏）、宵（夜晚）、夜中（午夜）。白天、夜間各占五段，後來夜間演變為五更。從晚上7點開始起更，一更約兩個多小時。

到了漢代以後，由於一些刻度計時器械的傳入和發明，又相繼出現了三十刻計時法和百刻計時法，但這些方法由於是為計時器量身定做的，從未真正推廣。

所謂「十二時辰」真正出現，其實不過南北朝或隋代以後的事情，中國人將一天分為十二刻最初也很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在《舊唐書·拂菻（lǐn）傳》記載:「拂菻國……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指連接）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厘無失。」拂菻，即指羅馬帝國。從這些文獻不無艷羨口吻的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即便在盛事唐代，中國人對同時代西方的計時方面的成就是持肯定甚至欽佩態度的。

事實上，即便在十二時辰在中國推廣之後，古代中國依然是多套計時制度並行，最典型的是前文中提到夜間五更制，頂著與十二時辰制換算極為不便的壓力仍沿用了很長時間，以至於我們通常所說的「打更」、「半夜三更」、「薄衾不耐五更寒」，都出自這種很原始的計時制度。
➜ 《長安十二時辰》的專業度和質量特別少見！帶入感強的劇情畫面到底是怎麼拍攝的?

打更是原始「天色計時法」的遺留，與十二時辰的混用，恰恰說明了古代中國普通民眾時間觀念的稀薄

這種計時制的混亂，從一個側面其實說明了中國古人並不像《長安十二時辰》中所寫的那樣具有時間觀念。

中國古代人時間觀念的相對淡薄，其實與他們所處的農耕社會不無關係，美國作家E·J·湯普森在《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就曾指出，在一個不知工業生產為何物的國家，要求普通人精確的說出現在是幾點幾分、或幹一件事情需要多少小時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熟悉農業生產而非機器的人們更習慣於用一些具體事物演變來模糊的衡量時間——所以他們更常用的說法是「太陽出來的時間」或者「把牛趕去吃草的時間」。在古代中國，人們也更願意用「一炷香的時間」、「半盞茶的功夫」等等模糊說法來描述時間，而極少有人會說「現在是幾時幾刻」。

事實上，培養人們用機械化的時鐘觀念去精確的描述時間，本身就是一種工業化的訓練。英國歷史學家沃斯在《英格蘭的時間與工作:1750-1830》一書中舉過一個例子，他找到了當時英國監獄里的案件卷宗，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證人證言——這類記述的特點之一，就是包含時間。警方會反復詢問證人，看到相關事實的時間究竟是幾點?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當時英國不同地區的人對該問題給出的回答是不同的，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南部人往往能回答的具體到某小時某分鐘，而未受相關訓練的北英格蘭人則只能說出「大約在早上」等模糊的時間概念。沃斯指出，這種時間觀念上的差異，正反應出了工業化給人帶來的變革——不同於農業時代個體操作。工業化要求人們精確的協作，於是客觀、機械化的時間才被刻入了人的頭腦中。

➜ 《長安十二時辰》熱度不只因易烊千璽而火爆?，也蘊藏歷史悠久的考究典故！

19世紀懷表的普及與大本鐘的樹立，是那個時代工業協作出現後的產物。正是工業協作，讓時間觀念變得如此重要。

了解了上述問題，你就會發現在劇中經常出現的，主人公們約定幾時幾刻會面，甚至為查案設置精確到某時某刻「死線」的情節，在唐代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這種時間觀念，其實是工業化社會之後產物，只有習慣了大規模工業協作的人才會有如此精準的時間觀念。這就是為什麼《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人物總給人一種「現代人」的感覺——只有受過工業化訓練的現代人才會對時間如此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