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偉：《紅高粱》誕生記

編者按:最近，隨著電視劇《紅高粱》的熱播，九兒和餘占鰲的傳奇故事再次回到大家的視野。莫言認為周迅和九兒一樣，都是非常有靈性的女人，周迅把山東高密姑娘那種純美交加的野性表現得淋漓盡致。時間倒退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莫言是在怎樣的狀態下寫出這部小說的，又是如何與張藝謀結緣，拍下那部里程碑式的電影《紅高粱》的?今天的微信，讀一篇主編朱偉的舊文，來看看他眼中的故交莫言與《紅高粱》的故事。

電視劇《紅高粱》劇照

任何人大約都是分裂的。農村長大的莫言在城市里會感覺缺少安全感，即使他後來成了著名作家，有了足夠的經濟基礎，仍以一種不信任的敵意警惕著城市。但農村又是他當時努力掙脫之地，他也難再回到他不願再回去的生活環境，於是他就會既厭惡城市生活，又討厭農村生活。但農村他無法遺棄，因為有家；城市他也無法逃離，因為也有家。這樣要謙和地應對分裂的生存，也許才是那種最刻骨的無奈。莫言的表面，嘴角下垂，眼睛瞇起，自然就是溫和的笑模樣。他好像是在鴻溝與鴻溝間，只能小心翼翼與所有不同類型的人相處。不能回絕任何人，似乎也不能有什麼脾氣，反抗所有的現實。而他骨子里卻又是極有清高，極有自尊與不屑的，它們只能被潛藏、掩埋著，表面行為與心理行為分離。他的內心有一種強大的承受力，寫到小說中，才有一種強大的畸形。

莫言在當時，與馬原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不喜歡那種輕薄的敘述的遊戲，由此他寫短篇，常常是應付一般性約稿的需要，內心深處則一直在追求長度與密度，喜歡所謂的「大溝壑、大抱負、大苦悶、大氣象」。《紅高粱》就是這種宏大情結的產物。

他寫《紅高粱家族》的設想，背景是韓少功當年提出的「尋根」的口號。韓少功提出「尋根」後，很快在《上海文學》發表了《歸去來》，在《人民文學》發表了《爸爸爸》。賈平凹隨後迅速以他的商州系列呼應。當時鄭萬隆在北京寫他的老家關東，李杭育在杭州寫葛川江系列，莫言是在這個基礎上，才從意象轉換到對傳奇的興趣。當然，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郡」也是實際的啟發，他要塑造自己的高密東北鄉神話。這個系列先以《紅高粱》為開頭的構思，是《爆炸》發表後他與我談起的，他說，高密家鄉有太多精彩的土匪傳奇，高粱地為土匪出沒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他一開始真沒有說到那場伏擊，也沒說到羅漢的活生生被剝皮。我說，那麼，這個第一篇寫完了一定要先給我，這也算事先就向他訂了貨。

有關《紅高粱》的發表本身也還有點傳奇。當初各大編輯部之間開始搶稿，但還沒有高價優先的惡性競爭。莫言準備動筆後，過些天我就去軍藝看看，問問寫作進程，但也不敢多催。過些日子再去，問他寫完沒有，他說，剛寫完，但剛被《十月》的章仲鍔拿走。我一下子就急了，我問他，我們事先已經說好的，怎麼能寫完了就給了他呢?他說:我也沒有辦法，他說想看看我的稿子，坐在那兒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他那麼好的人，我實在沒有辦法。我當時年輕氣盛，我就對莫言說:那你就給章仲鍔打電話，幫我把稿子要回來，你的態度必須明確。然後就打電話給章仲鍔，我說:老章，你是前輩了，這稿子是莫言說好給《人民文學》的，你怎麼能不講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學界都這樣，那還有信義嗎?你馬上把稿子給我退回來。章仲鍔是《十月》的創始人之一，一個優秀的前輩，現在想想，當初的我真有一種狂妄的不顧一切。也虧得章先生雅量，當初他在電話里並沒有分辯，過了兩天，我就收到了他寄回的稿子。現在，章先生已經作古了，再回想這一幕，我的眼前浮現的都是後來相遇，章先生嘴角那種寬厚的笑。

《紅高粱》由此發表在1986年開春的《人民文學》上，這個中篇給莫言的創作帶來的推動，我以為是在傳奇背後那種對強力的強調，以及與它相應的灑脫與浪漫，這也是張藝謀看中它而把它改編成電影，通過電影把莫言符號傳播向全世界的原因。

《紅高粱》拍攝期間的莫言和張藝謀

張藝謀當初是在幫吳天明拍《老井》，並在其中演主角，他是通過影協的羅雪瑩聯繫的我，因為莫言自己不願意改劇本，就請了影協研究室的陳劍雨與我合作。他是我在《人民文學》的同事向前的丈夫，他們的女兒，就是現在的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我還記得第一次談劇本，張藝謀從《老井》外景地趕來，到我家，盤腿坐在沙發上，人精瘦，兩眼放光的樣子。他太喜歡小說中餘占鰲分開密集的高粱，直瀉下來的光束照耀著奶奶，「四面八方都響著高粱生長的聲音」這樣的描述了。《紅高粱》的改編，其實是在我當時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在深夜的燈光下聊起來的。張藝謀是個太易激動的人，聊到興奮處常常忘乎所以，眉飛色舞。當時聊得最激動的是有關高粱的詩意表達，張藝謀說，打仗的戲必須簡化，因為當時八一廠那些煙火師絕對拍不出壯觀的戰爭場景，技術要求達不到，所以只能從高粱地里找感覺。他找了一部日本電影，在我家錄像機上一起看其中蘆葦在光影中舞動的各種感覺。記得他說，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羅漢大叔死後，要讓日本騎兵拉著轆轤，把高粱全部碾成綠泥，然後，大雨傾盆，太陽出來的時候，那些被碾倒的殘缺的高粱紅了，然後是那首歌:「高粱紅了，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

但是，他後來到高密、東北、內蒙古去找外景地，走了一圈回來說，真是到處都找不到莫言小說中那種高粱的感覺，哪里還有那樣大片大片、又高又密的高粱呢?不用說，大場景於是被否定了，仔細想，日本兵碾高粱的目的又是什麼呢?後來，據說他只是專門去高密種了幾十畝的高粱，只要局部的感覺。這部電影的投資，據說只有80萬元。

《紅高粱》的劇本，我寫的是初稿，寫完後交給陳劍雨，由他根據電影的要求修飾為二稿。我還清晰記得給陳劍雨送稿的那一天是雪後，白天下完雪融化，到晚上路上都是冰，天很冷。我從白家莊騎車到和平里，自行車不斷在冰縫里滑來滑去，隨時都可能摔倒，卻最終又不倒，那都是什麼樣的歲月啊。現在，陳劍雨也已經過世兩年了，他的肝一直不好，後來得的是肝癌。

我們弄完劇本後交給張藝謀，等他的分鏡頭劇本出來，剛開始片名叫《九九青殺口》，將顛轎、野合、最後殺鬼子都紐結到這里，突出傳奇背後的神秘性。等後來再到影協看到樣片，片名回到了《紅高粱》，放大了傳奇中那種灑脫的精神面貌，把顛轎、野合拍得那麼豪放而有詩意，且整體節奏是那麼漂亮。那時的張藝謀真是激情四射，才華橫溢，提升了莫言小說中的精神強度。電影《紅高粱》應該是把莫言引向西方的一座堅實的橋梁吧。

⊙ 本文版權歸本刊所有，如需轉載，請務必註明。

▶ 三聯生活周刊

一 本 雜 志 和 他 倡 導 的 生 活微博 | @三聯生活周刊微信 | lifeweek官網 | 三聯生活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