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改革就是恢復人的尊嚴

很少看電視劇的我，近來追了幾部劇:《瑯琊榜》《偽裝者》《歡樂頌》，還有就是這一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獻禮片《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描寫了「文革」過後、改革初年三個男人與命運頑強抗爭的故事:農村退役軍人雷東寶帶領鄉親包產到戶，大學生宋運輝在國營化工廠技術改造中嶄露頭角，少年失怙的楊巡做個體戶生意養活全家。從山上喂豬的勺子、切豬草的木頭、銹刀，到雷東寶的粗布舊軍裝和白襯衫，電視劇每個細節都很逼真；更是由於阿耐的小說原著基礎紮實，深刻地反映了那個偉大時代如何改變了草根和「賤民」的命運。

恢復高考後，宋運輝和姐姐宋運萍高考成績都過線了，宋運輝還考了全縣第一名，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政審遲遲通不過。在鎮革委會大門前，宋運輝頂著毒辣的太陽，背了200多遍人民日報評論，終於感動了李主任。但懾於當時的政治壓力，縣里只批准宋家一個上大學名額。姐姐含淚簽下放棄政審的保證書。宋運輝埋怨父親的歷史拖累了家庭，父親無言以對，憂憤和愧疚之下喝了農藥，急送醫院搶救過來後，終於接到了兒子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這種絕處逢生、撕心裂肺的悲歡，只有過來人才能理解和體會。

個體戶楊巡做生意失敗，馬子小鳳被人奪走，自己被情敵踩在腳下，受到無情的奚落:「你識相的話，就讓小鳳走，過上好日子。其實，你就是個要飯的！你像個狗一樣。」楊巡痛苦地趴在地上，無力起身。在劇末，個體戶楊巡為買下電器市場而懇求雷東寶的大隊做掛靠單位時，一番話吼出了那個年代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內心的期待和覺醒:「我就是為了多賺點錢，有錯嗎?你知道做生意的苦和累，你知道做生意做成後的那種成就感、那種自豪。難道為了自己有罪嗎?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個體戶那麼難嗎?你知道社會上人怎麼看我們嗎?覺得我們自己出去賺錢是為了自己，一點都不光彩，這就是有罪的。我就是想賺更多的錢，想把自己的事業做大了，走到哪兒都受到尊重。那我們就不值得被尊重嗎?我們做什麼都不能被尊重嗎?如果我們是黑了心賺的，沒人認，我認了，我就想賺更多的錢，我想站著把錢掙了，我不想永遠跪著，點頭哈腰地賺錢，我想為了我媽、我弟弟妹妹，大家夥，堂堂正正地把錢掙了，這有錯嗎?大家夥可以為自己，有尊嚴地、拼命地活著，這不行嗎?這不是很好嗎?」

長期生活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物質匱乏、精神壓抑，連讀書、工作、結婚和出行住宿都需要單位提供證明的中國人，發出了渴望自由和尊嚴的吼聲，令人動容。

有趣的是，《大江大河》里有諸多人民日報元素。宋運輝爭取上大學的權利，背誦了200遍人民日報社論；在大學政治課上給全班同學念《人民日報》；給未來的姐夫雷東寶介紹人民日報上各地農村承包制的做法。在「文革」剛剛結束、乍暖還寒的時候，人民日報傾聽和反映人民的呼聲和大膽創造，追隨鄧小平、胡耀邦等務實開明的主管人，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平反冤假錯案和農村承包、城市私營經濟、國企改革的歷史大潮。

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為人民公社體制松綁，寫上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力報酬，實行超產獎勵。」在當時的政治理念和權力格局下，授權修改文件的新任政治局委員紫陽盡了最大努力，把過去強硬的「不許」改成了溫和的「不要」:「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

「不要」還允許某些例外，這就為農村改革擠開了一道門縫，使過去完全不合法的包產到戶變為可允許、可接受。人民日報就從這道門縫中看到了機會，與基層幹部和農民一道，合力把這道門縫越擠越大，一步步為「包產到戶」正名，最終登堂入室。中央文件僅限邊遠山區才能包產到戶的政策防線很快被沖破。各地農民在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都自發搞起了包產到戶。消息傳到人民日報農村部，從安徽、四川、內蒙，到廣東、雲南、貴州，不論是邊遠地區還是沿海地區，只要包產到戶能讓農民不再挨餓，幫他們脫貧致富，黨報均給予正面評價。

在黨內價值取向不一、政策邊界不清的情況下，人民日報遵循三中全會精神，把農民偷偷摸摸的改革嘗試拿到桌面上來吆喝，熱情洋溢地向全國其他地方推銷。記者許仲英1979年春天去江浙農村採訪。在黃巖縣，一位五十來歲的大隊支書隱約透露農民合計著還要搞50年代嘗試過的包產到組，就是不知道中央準不準。許仲英當即以黨報記者的身份打氣說:「現在不是過去了，中央講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要能增產，群眾又願意幹，是不會有人批判你的。」

大隊支書聽了，眼神一亮，精光四射，當即約請記者秋後再來大隊看看包產能不能增產。許仲英前腳回到北京，浙江省委後腳就把人民日報告到了中央。省委常委會想必對毛澤東當年狠批「黑暗風」「單幹風」心有餘悸，有人抱怨:「人民日報的老許在黃巖說可以搞，結果那里搞起來了。我們叫黃巖糾正不好，不叫糾正也不好。」

1984年許仲英再訪浙江，省委書記當面表示了歉意:5年前人民日報記者的黃巖講話是對的，符合中央精神；當時省委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對待群眾要求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態度是不對的。省委負責人已經在黨代會上做了自我批評。

1957年的「反右」，讓整整一代知識分子中的敢言者蒙冤落難。在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爭取下，1978年中央55號文件開了一道口子:「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從1979年1月2日起，人民日報陸續發表中央黨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上海市、北京市等中央機關和地方「改正」錯劃「右派」的消息，循循善誘解除人們的思想顧慮:

公安部:63名「右派」全部改正；派專人到該部「右派」流放地青海省，當面宣布改正結論，對經濟困難的給予補助;根據「右派」本人提出的名單，發函親屬所在單位，消除影響。對當年給本部門的主管提意見，改正結論就寫上「沒有右派言論」；對說過一些錯話，但不是從根本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結論就寫為「不是右派言論」；對確有類似「右派」言論而當時很快作了深刻檢查的，結論就寫為「有錯誤，但不應定為右派分子」。

中央黨校:97名「右派」已改正93人。梳理出「反右運動」的幾條認識錯誤，即把說了幾句錯話，屬於認識方面的問題的事，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把幾個人在一起的自由議論，說成是反黨小集團;把正常的批評，說成是向黨進攻；把向黨交心、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說成是惡毒攻擊，思想反動；把在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不同見解，說成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向中央主管同志提出批評意見，說成是攻擊中央主管，並把這些作為劃右派的依據。

上海市:總結了錯劃「右派」的深刻教訓，如把對市委主管人和對本單位主管人提出的批評，說成是「攻擊黨的主管」；把對執行政策中的問題的批評，說成是「否定黨的政治運動」，「攻擊黨的方針政策」；把執行上級的指示（給黨提意見），說成是「煽風點火」，「發動右派向黨進攻」、「污蔑黨的主管」；把對愛人被劃為右派或反黨分子不服，向組織提出申訴，說成是「喪失立場」，「包庇」、「支持」右派向黨進攻。

民盟:有1/3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5的成員被劃為「右派」，「擴大化」比較嚴重，現絕大多數得到改正，包括1957年著名的6月6日座談會上「六教授」。

廣東省: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不論本人是否提出申訴，連已經移居國外和港澳的錯劃「右派」也堅決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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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記載，有些省市負責人看到人民日報大張旗鼓的報導，感到太突然，紛紛給報社打電話探問是怎麼回事。胡績偉一一回答說:「專政機關和中央黨校的‘右派’都平了，別處的‘右派’更該平。」

人民日報為「右派」「改正」工作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和氣魄》，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思想疑慮，嚴正指出:「對於確屬錯劃為右派的人，盡管事隔多年，也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這完全符合黨的原則，符合黨的政策。」「如果認為‘過去的問題過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這不是鄭重的態度，是對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負責任……」

胡耀邦為「右派」爭取到的，是一個曖昧的「改正」，對於「反右運動」是抽象肯定下的具體否定。但到底能在多大範圍內進行「改正」，是一種模糊操作。人民日報理解耀邦的苦衷，向全黨呼籲盡可能擴大「改正」的範圍:「劃錯了多少，就改正多少，決不應劃框框、定調子和按什麼比例。」黨報公開批評有的地方和部門希望上級規定改正的比例數字，實際上是在鼓勵各地、各部門大膽突破「比例」。人民日報把能否為盡可能多「負屈」的「右派」「改正」提升到黨性的高度，懇切陳詞:「我們決不能讓錯誤的東西繼續保存下去。見錯不糾，不是共產黨人應有的品質。共產黨人是靠實事求是吃飯的，我們應當有敢於堅持真理，敢於修正錯誤的無產階級氣魄。」

人民日報還一再以中央機關報的權威向全黨擔保，「改正」不會「否定反右派鬥爭的成績」，將來不會被扣上「為右派翻案」、「右傾」、「一風吹」的帽子，有關部門不必「猶猶豫豫，搖搖晃晃」。為防止「改正」後整人惡習死灰復燃，記者、後來張銘清撰寫短評《怎樣看待「改正右派」》，批評有些同志使用「改正右派」這個標籤，是一種政治上的繼續歧視:「本不該劃為右派，改了就完了，何必留下這個使人不痛快的特殊名詞呢?問題是至今還有不能正確對待這些同志之事，提到時不得不以此名之，但願到此為止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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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戴煌記載，按照過去的統計口徑，全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約45萬人。當被「改正」的「右派」人數突破50萬大關時，有人慌了:「這怎麼辦?太多了。」胡耀邦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

有胡耀邦明里暗地鼓勵，有人民日報背書，各地、各部門最後實際「改正」「右派」55萬多人，占全國「右派」總數的99.98%！

《大江大河》導演說:「我們對改革要有敬畏之心。」改革開放進入第41個年頭。改革前，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如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改革給一代人銘心刻骨的記憶，絕不僅僅在物質生活的改善，而是比今天的「獲得感」更震撼心靈的「解放感」。「知青」作家肖復興說得好:「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恢復人的尊嚴嗎?使人的基本權利從某種禁錮中解放出來嗎?然而，人們都在說:改革就是為了富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我想，這就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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