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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是HBO亞洲台3月24日開播的一套台灣社會題材劇集，直面拷問人性善惡的沉重題材。開播之後口碑一路走高，目前播出四集之後豆瓣已經達到了9.3的高分，如果不出現爛尾的意外，這部極有可能成為本年度大華語圈評分最高的劇集。
鯉魚看過台灣劇集不多，甚至看過的電影都不多，幾年前除了楊德昌，侯孝賢，蔡明亮三位華語旗手級導演，加半個李安（李安的另一半算美國的）的作品之外，我對台灣影視作品的印象就是小清新。不痛不癢，不食人間煙火。
這幾年我對台灣影視作品的感覺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主要也和這幾年台灣影視作品涉及的題材，明顯變得豐富起來有關。比如《大佛普拉斯》《血觀音》，這屆金馬獎大出風頭的《誰先愛上他的》，熱播的劇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花甲男孩轉大人》，無論從可看性到思想深度都是非常成熟的影視作品。
這部的編劇就是《誰先愛上他的》的編劇之一呂蒔媛。相對來說電影創作的過程中劇本未必就占有主導地位，電視劇不同，一個好劇本是電視劇成功的首要因素，比導演還要重要。在看這部之前，我對呂蒔媛的編劇功底非常有信心。
這幾天放假比較閒，一天看完了已經播出的四集。從資料上看這部只有十集，所以節奏上非常緊湊，沒有絲毫的拖沓之感，開了頭基本就停不下來。這點上內地連續劇做的非常差，明明三十集會講得非常流暢的一個故事，非要拍七八十集，這跟灌水豬肉沒太大區別。
劇集從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開始，在法院對造成9人死亡21人受傷的兇犯二審判處死刑以後，被告辯護律師王赦（吳慷仁 飾）堅持認為應該調查兇犯李曉明的犯罪動機，從而杜絕類似惡性事件的發生。
對兇犯李曉明的深入調查，從一開始劇集就設定了兩大懸念，李曉明是否有精神疾病，雖然只看了四集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會引出李曉明的惡源自於何處，也就是劇集的主題我們（善或者普通人）與惡的距離。
劇集所涉及的社會範圍非常廣，律師代表著法律職業從業者。
記者，電視新聞編導代表著媒體職業從業者。
精神科醫生代表著醫療職業從業者，而這三大職業無疑對防范精神疾病患者惡性傷人事件發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於這樣一部和我們生活密切相關，深度討論社會問題的作品來說，觀眾的認知會千差萬別激烈碰撞，這是無可非議的。這也是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需要做到的，我們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問題，引起公眾的關注並且試圖解決問題，正是藝術作品存在的價值之一。
不知道劇情後面的發展方向如何，現在為止已經成功的提出了問題，主創最好不要在後面的劇情中試圖解決問題。這部中現在已經涉及的尖銳問題，不是台灣現在解決不了，即使是在美國，在英國這種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困局，也沒有雙贏的結果。編劇最好不要挑戰社會學與法學專家的智慧，能提出問題讓更多的人去思考，對於一部劇集來說已經非常成功了。
這部劇集可以討論的方向很多，篇幅和時間的關係這里討論一下給我印象最深的律師王赦這一人物形象。王赦無疑是一名理想主義者，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壞人，更談不上是一名惡人。
可如果我的生活中身邊有這麼一個人，我不但不會喜歡他，尊重他，反而會非常討厭他。
理想主義的律師也不能去試圖完成上帝的工作，即使再悲天憫人也不行。原因很簡單，從事的職業和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具備解決這種問題的能力。無論出發點多麼崇高偉大，有力不逮的結果不僅僅是不盡人意，往往會適得其反。
這好像在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是，即使是自己職業和能力範圍之外的社會問題，作為一名有良知的人也應該密切關注，但絕對不要成為試圖解決這種問題的倡導者。簡而言之，在能力所及之處盡可能的貢獻自己的力量是可貴的，去做超出自身能力的事只會越幫越忙。
王赦可能是一名法律專家，他的學習和從業經歷，我不認為他會是一名精神疾病和社會學專家。法律判處一名精神疾病患者死刑毫無意義，這個命題是在法律范疇內的。如果王赦認為現行法律缺乏公正性，那麼就應該辭去律師的職務去從政，成為一名立法委員之後推動法律的改革。
至於兇手精神疾病的成因和社會包容問題，王赦沒有相關知識也沒有能力去解決，他應該追隨更權威的社會學專家去參與解決自己發現的問題，而不是聯合媒體和精神科醫生試圖還原兇手的動機。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個悖論，李曉明如果是精神疾病患者又何來動機，王赦連李曉明是否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都無法確定，就高高在上的審視人性的善與惡，這顯得有點荒唐了。
再其次如果李曉明有精神疾病，並且主要原因來自家族遺傳病史，何來防范再次發生的可能，象納粹一樣剔除人類的惡劣基因嗎?與此同時王赦在正氣凌然的堅持自己理想的時候，考慮過被害家屬和兇手家屬的感受嗎?王赦這一人物在後續劇情的所作所為，是我非常關心的懸念，這也是這部劇集的成功之處之一吧。
劇集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生了三起與精神疾病患者有關的案件，前面說過的李曉明影院無差別殺人案，陳昌公園殺害兩名兒童案和年輕導演幼兒園挾持案。
前兩起因為是倒敘還未完整展現，第三起王赦的做法就顯得非常令人費解。作為被挾持兒童的家長，不但沒有陪伴自己受驚的妻兒，反倒為了保釋嫌犯忙乎了一夜。好吧，我承認這是一位無私，正義，敬業，很有職業操守的律師。
可是在觀察這位年輕導演的精神狀態之後，王赦並沒有提醒家屬馬上帶他去找專業醫生診斷，更沒有提醒家屬對他的行動加以約束。的確幼兒園中這位導演對小朋友並沒有表現出暴力傾向，可是王赦對這種疾病後續的症狀了解嗎?不久保釋出來這位年輕導演就對自己的姐姐拔刀相向。即使不表現出暴力傾向也不行，隨隨便便不讓小朋友放學回家，引起的恐慌和傷害，在精神疾病患者的行動自由權力面前就微不足道了嗎?
保護一個弱勢群體的權力，而有可能損害其他人的權力，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雖然我不知道怎樣做才會更好，但是我覺得王赦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保護精神疾病患者這一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在政治上有著不容置疑的正確性。但是判定精神疾病患者的是否具備自由行動的權力，不是應該由精神疾病醫生來做的嗎?如果說現行制度存在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那麼應該試圖去健全完善相關制度，而在制度沒有修改之前，即使再置疑這種制度作為一名律師來說，首先應該遵現行相關法律法規。而且再怎麼修改，也無論如何輪不到一名律師，來決定一名精神病患者是否具有自由行動的權力。
一部社會題材影視作品，觀眾解讀的方向千差萬別，恰恰意味著這部作品的成功。不要說我的一家之言算不得準，即使權威的法律和社會學專家，現在也無法給出更合理的解決方案，而讓更多人的去關注，去討論，就是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