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被《長安十二時辰》忽悠！大唐京城很無聊 戒備森嚴堪比監牢

　　古裝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正在網路熱播，也因此讓不少觀眾透過這一獨特視角，領略了大唐帝國中樞的盛世繁華與雄渾氣魄。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大唐京城並非如劇中描繪得那樣充滿人間煙火氣與市井風情，恰恰相反，盛世長安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一座了無生趣、半軍事化色彩濃厚的要塞型堡壘城市。

　　唐長安城周長超過70里，占地面積約84平方公里。城區布局嚴整、管理有序，但說到底還是為了便於加強社會治安和對皇室宗親、達官貴族的保護而刻意為之，這一點從城內特殊的里坊體系即可窺一斑。

　　史載，唐長安內設108坊，各坊形制主要有正方形、矩形2類，全部築有坊牆（多數為夯土壘造，極少數採用竹籬環繞），一般長1至2里，寬1至1.5里，坊內有大量民舍、官宅，居民出入必須通過在圍牆正中開辟的坊門。坊門作為里坊的關口，常年有兵卒把守。

　　除關口外，朝向街道的坊牆嚴禁「開牆打洞」，不要說設立商鋪，就連開扇窗戶都嚴格禁止。因為唐長安城在規劃里坊體系時，秉持的主要「設計思想」就是「坊市分開」，將民舍所在的里坊與商鋪所在的東西2市從空間上隔開，從功能上分離。

　　這里插句題外話，如今北京著名景點「大柵欄」就是明清時期里坊制度的產物。史載，明弘治元年（1488年），鑒於京師大街小巷繁多且相互連通，盜匪賊人容易逃脫、藏匿，明孝宗朱祐樘下令在北京內城各主要路口設置柵欄近百處，意在「謹防盜者，慎保平安」。

　　這些柵欄常年有兵丁把守和盤查過往行人、車輛，而且每天定時啟閉，尤其入夜後會將各街道、胡同封閉，嚴禁居民出入。這一制度沿襲至清代，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京內外城設立的大小柵欄已達1746處，簡直就是把全城百姓當賊一樣看押起來。

　　再說唐代，別看號稱「貞觀-開元盛世」，城市管理思路其實沒比明清高明多少，按照《隋都城圖》（唐長安以隋都大興城為基礎擴建而來，二者一脈相承）題記所說就是「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高牆），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當時，將長安眾多里坊切割開來的是25條縱橫交錯的街道，這些大街筆直、開闊（兩側挖有排水溝），外人第一次看見都會覺得很震撼、很氣派。

　　最著名的「中軸線」朱雀大街寬達150米，總長10餘里，其餘街道寬度也在25至130米之間（換言之，長安城內「最窄」的大街也相當於現在的雙向4車道）。而根據已勘察的數據粗略統計，長安主幹道面積約10平方公里，占到城區總面積近八分之一。

　　通過街道、坊牆彼此隔離，108個里坊實質上就是108個可獨立防禦的堅固據點，而長安城也因此變成一座擁有108個堡壘的超級要塞。如果外敵入侵，守軍可借助四通八達的街道調兵遣將，要塞化的里坊堡壘群也可有效遲滯、化解敵重兵集團的猛烈攻勢。

　　若是城內有人作亂，守軍則可依托里坊體系縮小乃至封閉動亂區域，迅速平息事態。另外，高大的坊牆、寬闊的街道（相當於火災隔離帶）還有利於城區消防，不至於一坊著火，鄰近各坊全遭殃。

　　而在《長安十二時辰》中，城區主幹道被「微縮」成了2至3米寬（這大概是坊內小巷的寬度），而且劇中角色經常「輕輕鬆松」就步行穿越幾個坊前往探案、辦事，這在當年的長安並不可取。

　　比如從位於城西光德坊（緊挨著京兆府——相當於首都市政府，但權限更大，可獨立判決死刑）的靖安司出發，前往靠近東市的平康坊（風月場所）辦案，直線距離超過6里，不騎馬肯定耽誤事（這點制片方倒是考慮到了）。

　　如果有人穿越到盛唐時期的長安城，肯定會在短暫的視覺衝擊後，很快感到單調與乏味——但見遼闊如廣場的街道兩側，除了綠化帶（比如朱雀大街兩旁都栽有槐樹），全都是高大、冷冰的夯土坊牆，沿街走上很遠，也很難看到商業、娛樂設施。而且，平民百姓行走街道還得時刻小心避讓突如其來的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儀仗隊，否則就會遭牢獄之苦。

　　這是因為唐代前期統治階層「重農抑商」思想盛行，商人社會地位卑微，非但不許入民籍，而且其在長安城內居住（編入低人一等的「市籍」）、開展經營活動，也都被嚴格限制在東西2市及周邊新辟商業區內。

　　而這套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里坊體系被沖破，則要等到安史之亂被平息後的中晚唐時期了，起碼在天寶年初，長安城內大街小巷都是臨街店鋪的「勝景」，肯定是不存在的。按照當時律令，誰敢私自翻越、毀壞坊牆柵欄，就要挨70大板重責。

　　而且，別看《長安十二時辰》中普通百姓、外埠客商一個個穿戴都頗為講究、新潮，但按照當時制度，庶民平素只許穿麻布材質的黃、白、皂、褐衣服，商人、屠戶等工商階層只許穿皂衣，出門連馬都不許騎乘。大戶人家的奴婢則統一穿青碧色服裝，所以時人又稱婢女為「青衣」。

　　反觀長安城內達官貴人，卻既可按照官階品階穿戴緋紫袍（5品以上穿緋、3品以上衣紫，比如官居3品秘書監的靖安司主官就身著紫袍）、綠袍，也可根據自身經濟條件和個人喜好打扮得花枝招展。特別是唐代貴族女性，可以穿著「薄露透」盛裝外出，但平民女子就不行。

　　整部劇剛開篇，就「很討巧」地強調故事發生在「人員可自由活動」的上元節當天。而這一設定，恰恰映襯出唐代長安宵禁制度的嚴苛無情——當時在城內東西南北6條主幹道上設置有街鼓，用來向全城傳遞時間信號，發布戒嚴令。

　　每到日暮時分，皇城宮門、城門、坊門伴隨鼓聲依次關閉，市民必須及時趕回自家坊內，外街則禁止人行。直到次日五更二點，鼓聲再響，坊門才會重新開放。宵禁期間，除非治病、奔喪、傳遞公文等極少數特殊情況（須持有通行證），否則打開里坊門就會被按罪論處。

　　坊內還建有每5家互保連坐的「伍保制」，要求里坊居民之間相互監督，誰家要是有人無故徹夜不歸，就可能會被鄰居告發。而負責坊內治安事務的坊正及其屬員（相當於街道居委會）如果治安不利或擅自開閉坊門，輕則判處1至2年徒刑，重者就會被流放3000里。

　　雖說通過宵禁制度，的確減少了長安城夜間犯罪發生幾率和火災隱患，提高了京師安全系數，但長期執行這一政策也使得整個長安城夜間冷冷清清（街面上只會有數千名來回巡邏的「金吾衛」禁軍）、生氣全無，百姓生活被牢牢束縛，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比如《全唐五代詞·副編》和宋代《南部新書》《太平廣記》等文獻中，都對唐長安城「不近人情」的宵禁制度有過生動描述，有詩文稱「黃昏戍，鼓罷長街人不出」「大街鼓絕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還有百姓因暮鼓響後趕不及回家，只好蜷縮橋下將就一夜，而他的妻子則因擔心丈夫被巡夜官兵捉拿而徹夜不眠、誦經祈福。甚至連掌握兵權的羽林軍將領都不敢造次，與朋友喝酒飲宴也要計算好宵禁時間。

　　至於購物、飲食的便利程度，盛唐時期的長安百姓也遠非電視劇里表現得那麼舒心、愜意。據學者研究，唐長安城（截至開元盛世期間）集中的大規模商業區是東、西2市，以批發大宗商品、售賣「洋貨」為主，有點類似於現代集貿市場。而普通百姓所需的一般日用品（包括食品、酒水），則需要到特定的幾處里坊才能買到。

　　比如延壽坊有金銀珠寶店，宣陽坊有彩纈（絲織品）店，常樂坊有梨花蜂蜜店，豐邑坊有喪葬鋪，永昌坊設茶肆，輔興坊有胡餅店，長興坊開畢羅店（畢羅是一種西域傳入的夾餡面點），頒政坊有「餛飩曲」（相當於「小吃一條街」），等等。

　　乍看起來，長安城商業還挺繁盛，但問題在於——上述分布有商鋪的里坊，不僅集中在東、西2市及皇城、衙署和官員宅第附近，而且分布上呈現出「東城遠超西城，北城多於南城」的不均衡特點。

　　根據日本著名史學家妹尾達彥的研究，長安城內90%的食品店、酒肆集中在位於皇城和東市之間的崇仁、平康、宣陽3座里坊。如果將統計範圍擴至以朱雀大街區分的東西2個城區，則會發現長安城超過95%的飲食業商戶都位於東區。

　　東西2市加起來還不到1.9平方公里，僅占長安全城總面積的2.2%。雖然《長安十二時辰》中出現了不少2層樓的商鋪，但實際上在盛唐年間，民舍、商鋪均被嚴格限高，只許蓋低矮的平房。從考古發掘來看，東西2市店鋪總數約500多座，但受制於狹小空間，各家商戶「門臉」被嚴格控制在不得超過6米。

　　而如果改從另一視角來看，以崇化坊至靖恭坊南側街道作為分割長安南北城區的界線，則會發現在這條線以南的58個里坊（占長安里坊總數的53%）中，分布的商鋪僅占總數的約10%，特別是延平門（西）至延興門（東）一線南側的48個里坊，至今尚無考古證據表明當地曾有連片成規模的商業形態存在。

　　據分析，東西2市的極限服務半徑只能覆蓋周邊6至8里的區域，再遠的話對於出行主要靠雙腿的長安居民而言就很不方便了。特別是位置偏僻的南城各坊，住的最遠的百姓需要走近30里地才能到達商鋪最密集的東市商業區，真可謂「早上出坊緊趕路，宵禁將至往回跑」。

　　據宋代文學家宋敏求所著《長安志》記載，因為商業設施嚴重匱乏，唐代長安南城長期有大約40個里坊處於人煙稀少的「鬼城」狀態，變成了「雖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的京城「菜園子」。多數長安百姓只好「蝸居」在北城的30多個專供草民聚居的里坊中，這些坊內人口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超過1萬人），居住環境、生活條件都不可能舒適。

　　實際上，唐長安城中百姓日常服裝大都靠家中婦女縫紉，飲食則通過自己烹制、主家賞賜或前往市場購買解決，他們的生計好壞很大程度上依附於「上流社會」施舍。說到底，長安就不是一座「正常」城市。

　　以晚清北京為例，內城常住居民竟然有62%都是「吃皇糧」的八旗子弟（超過44萬人）和大量寄食於皇親國戚、王公貴族的仆役。唐代長安城的情況也差不多，別看鼎盛時期居民上百萬，但其中多數人都是為皇家、王府、公卿服務的侍從、兵卒（包括軍屬）、仆役和小手工業者。此外，僧尼（盛唐時長安城內寺廟多達100餘座）、外埠客商、外國使節及留學生、無業遊民、進城務工農民、流浪藝人、乞丐、風月場所工作者也不少。

　　說白了，在長安這座從職能劃分、市區布局到社會管控都浸透了「皇權至高無上」理念的城市中，一切都是圍繞著「讓李唐皇室與官宦階層能夠更高枕無憂、更便捷和最大化地享樂」而設計運轉的。

　　比如上文提到的東市「娛樂美食商業區」（平康、宣陽、崇仁3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旁邊（路程都在3里以內）皇親國戚雲集的入苑坊（唐玄宗的16位皇子居住於此，號稱「十六王宅」）、勝業坊（皇族紮堆）、安仁坊（外戚聚居地）而興起。

　　唐代長安城素有「西富東貴」的說法，指的是城東（特別是東北城區）因靠近皇城，故此王公貴族和官僚府邸雲集於此，與平康坊相鄰的勝業坊、崇仁坊，在唐玄宗時期則是皇子、公主宅第分布最密集的「黃金地段」。

　　之所以出現這種商業布局嚴重失衡的情況，關鍵原因就在於唐代長安城並非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工商業城市，無論稱其為國際大都會也好，還是東亞經濟文化中心也罷，都不能改變長安城「中央集權象徵」的本質。

　　正是基於上述出發點，唐代長安城看似布局嚴整、管理有序，卻是一座除了極少數「上流人士」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而廣大普通百姓卻備受管制、生計艱辛的「超級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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